摘要：1925年5月30日，上海老闸捕房门前，英籍巡捕爱伏生抬头望了一眼灼烈的太阳，下令“Ready！”十二杆枪同时平举，对准了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工人。

1925年5月30日，上海老闸捕房门前，英籍巡捕爱伏生抬头望了一眼灼烈的太阳，下令“Ready！”十二杆枪同时平举，对准了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工人。

那一刻，南京路上的空气像被抽干，接着枪声炸响，22人倒在血泊里，血顺着青石板缝流进下水道，染红了黄浦江退潮时的浪花。

两天后，北京《京报副刊》紧急加印，孙伏园在头版用红字刊出启事：“向全国征集歌谣、传说、风土人情——让民众的声音被看见！”

谁也想不到，这场被称为“五卅惨案”的枪声，会把鲁迅笔下“麻木的国民”震得集体醒来，更没人想到，唤醒他们的不是振臂高呼的演说，而是平日里被士大夫瞧不起的“下里巴人”——童谣、小调、莲花落。

鲁迅自己也没料到。就在惨案发生前四个月，他还在《忽然想到（十）》里写：“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也不为祸始；纵有无数青年被枪弹穿透，也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文字冷得结冰。

可枪声传来后，他却在几天里接连给周作人、许广平写信，字迹潦草：“沪上事件，竟使我夜不能寐，似有一股地火在脚下滚动，连胃疾也发作得凶了。”那股“地火”最先在他最不信任的“民间”喷涌而出。

6月3日，上海南市小东门，卖糖粥的顾阿大推着摊子刚吆喝两声，就被一群女工围住。她们把连夜编好的《五卅小调》塞给他：“老顾，你嗓子亮，帮我们唱！”

调子用的是《孟姜女》的旧曲，词却是新的：“五月三十是端阳，巡捕开枪把人伤，洋人当街放虎狼，血染马路泪两行……”

顾阿大一开始不敢，抬头看见对面“老闸捕房”门口新刷的警戒线，心里一哆嗦，可身边越聚越多的黄包车夫、铜匠、缝穷婆齐声帮腔：“唱！”他硬着头皮一开口，第一句还没落，眼泪先砸在粥锅里。

那天，整条小东门被堵得水泄不通，糖粥没卖出一碗，调子却传出去十条街。

不到三天，同一首旋律被填进十几种方言：苏州河船工的“摇船调”、闸北纱厂的“纱厂叹”、甚至法租界妓馆里传出的“堂名”也换了词。

公共租界巡捕房档案里，工部局华文处密报称：“各里弄儿童皆唱‘血染马路’之歌，曲调虽熟，词意煽动，无法禁绝。”

北京方面，孙伏园收到的稿件从四面八方飞来：有天津南开学生用《津门小调》写的《顾正红英灵歌》、有汉口码头工人用《推车调》编的《洋人滚出去》、最让鲁迅搁笔长叹的是一份来自绍兴安昌镇的油印册，封面手写《民间心声》，里头收了一首《“五卅”谣》：“东洋人，笑盈盈，南京路上放枪声；中国人，醒一醒，再睡脑袋要搬家！”字迹拙劣，却用朱砂把“醒一醒”描得粗重。

鲁迅在《京报副刊》的编辑室里反复摩挲那页纸，对孙伏园说：“我们日日喊‘国民性’，原来答案藏在最土的声音里。”

他第一次主动要把自己文章和歌谣并排发表。

6月15日，《民众文艺周刊》头版史无前例出现两种字体：上半是他犀利的《忽然想到（十一）》，下半是五首来自江浙沪的《五卅歌谣》，中间加编者按：“让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共占一页。”

排版工人后来回忆，鲁迅站在排字架旁，亲手把“血染马路泪两行”排进铅字，手指被铅块划破，血滴在字模上，他只用纸擦了擦，继续排。

更惊人的是，这些歌谣像长了脚，一路跑进平日最“沉默”的群体。

6月20日，上海虹口，日本纱厂六千工人罢工，领头的不是工会干部，而是“ song 头”阿金——一个平时专给女工们教《十送郎》的苏北寡妇。

她把《五卅小调》改成《罢工乐》：“六月太阳红又红，大家姐妹出工厂，不是贪玩懒做工，要替同胞报冤枉……”工人们边唱边走出车间，日本领班拽住一个女工，女工回头就是一句：“再拉我，让你也尝尝‘血染马路’！”结果当天虹口七家日资纱厂全线停摆。

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此次罢工带有明显排日色彩，其宣传品多为俚谣，传播速度极快，防不胜防。”

北方同样如此。北京《晨报》7月5日报道：“前门外打磨厂工人夜校，昨夜聚集三百余人，皆系文盲，却能齐唱《五卅叹五更》，声震屋瓦，巡警到场亦无法禁止。”

记者偷偷记下歌词：“一更里，月正东，学生流血为劳工；二更里，月正南，洋人笑咱是懒汉；三更里，月正中，再懒脑袋要搬家；四更里，月正西，拿起扁担往前冲；五更里，月正北，不冲便是亡国贼！”

报馆担心惹祸，把“往前冲”改成“往前送”，第二天报童干脆把原词手抄贴在厂甸庙会，围观者上千。

鲁迅8月初离京避难前，专门把收集到的二十七首歌谣装订成册，封面题《“五卅”民间回响》，扉页写：“供日后研究国民性者参阅。”

他在给许广平的信里说：“我昔以为国人麻木，今知麻木者，乃是我等坐在书房高谈阔论之人。真正的血一溅，他们比谁都记得久，唱得响。”

信末附了首他亲自注音的绍兴童谣：“阿妹勿哭，阿哥去告，告到县官，县官说‘好’；阿哥勿喜，县官转背，洋人枪响，县官先跑。”他注：“童稚口传，不加修饰，而官吏畏葸、民心向背，尽在其中。”

更被忽略的是，这些歌谣反向塑造了舆论。

8月15日，英国《泰晤士报》驻沪记者发回长篇电报，标题《上海街头的新声音》，内称：“昔日温顺的黄包车夫，如今口出律诗般工整的抗议；妇人们把政治写进摇篮曲，这比任何罢工都令租界不安。”

电报被北洋政府外交部截译，呈送段祺瑞，段在文件边缘批：“民谣？民谣！速查幕后煽动者。”

可查来查去，只抓到几个刻印小调歌片的失业印刷工，主使者无从找起——因为真正的“主使”就是街头巷尾每一张被子弹惊醒的嘴。

9月，鲁迅在《语丝》连载《从“五卅”歌谣到“国民性”》，第一次系统引用这些材料：他统计，上海公共租界共出现可核实的“五卅”歌谣42种，其中28种用旧曲填新词，9种为全新创作，5种改编自基督教赞美诗；北京、天津、汉口、广州、青岛五地共得77种；出现频率最高的意象是“血”（出现39次），其次为“马路”（33次）、“洋人”（29次）、“醒”（27次）。

他据此反驳此前“国人健忘”论：“若真健忘，何以一年之内，同一主题能繁衍百首？何以不识字的铜匠女儿也能把‘顾正红’三字嵌进《无锡景》？”

文章末尾，他写下后来常被引用的句子：“血写的事实，一旦配上土生的旋律，就成了记忆里最耐火的铅字。”

歌谣的寿命比子弹更长。1926年3月18日，北平学生为抗议八国通牒游行，在铁狮子胡同遭遇段祺瑞卫队开枪，刘和珍等倒下。

清华学生韦杰三临死前，在血泊里哼的竟是《五卅叹五更》的调子，只是把“五月三十”改成“三月十八”。

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写：“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写完这句，他听隔壁女师大学生在院子里低声唱《五卅小调》，边唱边哭，忽然意识到：那支曾被士大夫轻蔑的“下里巴人”，已经替他把最沉的痛提前写好了旋律。

于是他把笔一搁，对许广平说：“我写不下去了，他们早就唱出来了。”

今天，如果去上海市档案馆，还能调出1925年6月的英工部局警务处档案，第37卷里夹着一张发黄的《老闸捕房附近儿童歌谣记录》，用钢笔抄着：“一二三四五，洋人吃人苦；六七八九十，中国人要直。”字迹歪歪扭扭，落款是“巡捕华捕张得胜”。

档案边缘，英籍警官用红笔批：“童谣虽幼稚，然具煽动性，建议禁止。”

可他们终究没禁住——那支旋律像一粒火种，跳进无数粗瓷大碗，跳进黄包车夫的汗味，跳进缝穷婆的针线筐，一路烧进最沉默的角落，把“麻木”二字烧得劈啪作响。

鲁迅后来再没说过“中国人麻木”。

1927年4月8日，他在黄埔军校演讲，题目《革命时代的文学》，提到“五卅”时，只淡淡一句：“最打动我的，不是学生演说，而是那些不会写字的人，把愤怒唱成了调子。”

台下哄然，他停半拍，补了一句：“真正的民族记忆，往往不在翰林院的石碑，而在贩夫走卒的喉咙。”

参考文献：

1. 中国作家网：《鲁迅与民间文学关系重探——文史》，2023年4月21日。

2. 英国泰晤士报档案室：《上海街头的新声音》，1925年8月15日电报影印件（上海市档案馆藏）。

3.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