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之前写了篇《1847 年泉州举人的进京账单：一次花农民 13 年收入，科举有多烧钱？》，有读者留言追问：清末举人进京赶考究竟穿什么、吃什么、住哪里？路上是否会遇强盗？

之前写了篇《1847 年泉州举人的进京账单：一次花农民 13 年收入，科举有多烧钱？》，有读者留言追问：清末举人进京赶考究竟穿什么、吃什么、住哪里？路上是否会遇强盗？

确实，关于这些，之前的文章里写得不够细。刚好，在翻阅《杜凤治日记》《知耻斋日记》时，也总能看到许多晚清举子赴考的真实细节 —— 那些典卖田产的账单、饿晕船舱的记录、被关卡勒索的笔记，恰好能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以三位亲历者的记录为轴：广东南海知县杜凤治在日记中追忆的赶考窘迫，湖南廪生刘坤一书信里记载的同乡惨状，以及福建泉州举子陈师海账本中从泉州到北京的每笔开销（原型参考《由泉晋京沿途事宜》），还原道光、咸丰年间举子的真实生存状态。

这三个人年纪差不太多，杜凤治 1814 年生，刘坤一 1829 年生，陈师海大致居中，都赶过道光、咸丰年间的科举。刘坤一后来弃文从戎成了封疆大吏，杜凤治做了知县，陈师海五次赴考落榜后回泉州开私塾 —— 俩人一个 “上岸” 一个 “落水”，倒把举子赶考的酸甜苦涩全映出来了。

下面进入正题，先从举子最头疼的 “赶路” 说起—— 从家乡到北京，这五千里路，每一步都在烧钱。

壹

清末举子赴京，南方人多走 “陆路转水路再转陆路”（谢谢龙飞扬63078030在前文中的指正）。

以陈师海为例：从泉州沿泉福古道陆路到福州（280 里，雇独轮车 1.5 两），再乘船经闽江至宁波（800 里水路，船费 5 两），换海船到清江浦（今淮安，1200 里海路，船费 8 两），改陆路经徐州、济宁至德州（1000 里，雇骡车 6 两），最后沿驿道北上过沧州、天津到北京（500 里，雇轿 4 两）。

全程近 5000 里，正常走三个月半，单路费就 28.5 两。按 1847 年泉州物价，普通农户年结余约 3 两，这笔路费相当于 9 年积蓄。陈师海账本里写 “福州至宁波船费 5 两，典祖屋厢房所得”—— 卖地凑路费，是寒门举子的常态。

更糟的是 “意外开支”。道光后期运河山东段老淤塞，船走不了，举子只能在清江浦改陆路，多花骡车费不说，还耽误时间。陈师海第三次赴考时，在清江浦等了 8 天，光客栈就花了 80 文，账本上画了个叉，写着 “运河误事，多费粮钱”。

咸丰三年（1853 年）那次最惨，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到山东临清，官道戒严，陈师海只能绕莱芜、泰安的山区走。多走了 13 天，雇保镖花 3 两，骡车绕路费 2 两，账本里批注 “兵荒马乱，钱如流水”。他在莱芜住骡马店时，还被偷了 2 两散银，气得好几天没吃好饭。

关卡的 “孝敬钱” 更是躲不过。举子要持 “火牌”（官方通行证，理论上免税）过关，从福建到直隶有 17 个关卡，吏卒见了举子就找碴，要么说 “文书用印模糊”，要么说 “火牌格式不对”，不给钱就扣人。

陈师海第一次赴考时不懂规矩，在江苏某关被拦了两天，最后凑了 1.5 两银子，又送了两匹泉州土布才放行。后来他学乖了，在账本首页写 “每关备银二钱，作茶水费”—— 这也是《浪迹续谈》里记的关卡勒索惯例。

贰

聊完了“行”，再看看“衣”食"。

科举表面是 "以文取士"，实则是一场综合实力的较量 —— 清朝没规定举子必须穿什么，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里写着 “士人需着素色长衫以示礼敬”，贡院的搜检官能把衣冠不整的人拦在门外。对陈师海这样的穷举子来说，一件最普通的新长衫要 0.8 两银子（举人公服更贵），相当于农户两个月的收入，根本舍不得买。

他账本里记着：“旧长衫浆洗五次，袖口磨破用青布补，领口泛白用墨汁染黑”，就这样的衣服，他还得小心翼翼穿，怕蹭破了没的换。

杜凤治更窘迫，道光二十三年赴考时，只带了两件衫：棉衫里的棉絮板结得像石头，单衫被虫蛀得满是洞。他在日记里写 “夜宿客栈合衣而卧，不敢盖被子 —— 怕沾了油渍难洗”，到了京城见座师，还得借友人的旧绸衫，“归后立刻洗净晾干，不敢多留”，就是怕穿坏了赔不起。

吃饭更是能省则省。举子赶路多带三样干粮：霉干菜、炒麦粉、冷饭团。陈师海从泉州出发前，让妻子做了 20 斤霉干菜，“盐腌透晒干，装布包里能存三个月”；炒麦粉是把麦粒炒熟磨的，遇水冲成糊，“顶饿但难消化，吃多了便秘”。他算过，每天吃两碗炒麦粉、一点霉干菜，只花 5 文钱，即便这样，三个月干粮也得 1 两多银子。

有次在海船上，陈师海便秘了三天，腹痛难忍，还是同船的老举子给了半块萝卜才缓解。杜凤治更惨，道光二十五年途经江西荒村，干粮吃完了，向村民买了两个红薯生吃，结果泻肚两天，差点误了船期。

到了京城，吃饭更贵。靠近贡院的 “高升栈”，一碗阳春面要 3 钱银子，相当于农户 5 天的收入。杜凤治为省钱，“每日买三个烧饼，共 6 文钱，就着客栈免费的凉茶下咽，夜里饿醒了，就喝凉水填肚子”，他在日记里叹 “京城米贵，居大不易”，这话真不是矫情。

叁

水路赶路时，普通举子多住船上的中舱或下舱。陈师海雇的宁波海船中舱，“宽四尺，长六尺，能容三个人侧卧，船板漏风，冬夜得裹着棉被才不冷”，即便这样，从宁波到清江浦的船费也要 8 两银子，占了福建官府给举子的 “公车银”一半还多 —— 而且这公车银常打折扣，实际拿到手可能只有 12 两。

陆路住宿更差。从清江浦到德州的 1000 里路，陈师海常住 “骡马店”，就是土炕通铺，每床睡 5 个人，夜里有臭虫叮咬，住宿费每天 10 文钱。他在账本里写：“宿山东某店，炕上跳蚤成团，晨起满身红疙瘩，以艾草熏衣方解”。

到了北京，想住得近贡院，价格能吓死人。靠近贡院的上房，月租 12 两银子，是普通客栈的两倍。陈师海第五次赴考时，咬牙住了离贡院三条街的 “通裕客栈”，月租 8 两，“房间仅容一桌一床，窗户糊纸破裂，寒风直灌”。

杜凤治早年没那么多钱，借住会馆的偏房，“房小如斗，冬无炭火，夜读时砚台结冰，需哈气融墨”。他在日记里画了个小房子，旁边写 “寒舍”，也算苦中作乐。

肆

举子赶考，明面上的路费、食宿费已经够多了，但还有看不见的 “隐性成本”，能把最后一点家产也榨干。

最逃不开的是拜见座师的 “贽见礼”。按规矩，举子到京后要见座师（主考官），至少得备 10 两银子，再加两匹绸缎。陈师海第二次赴考时，典当了妻子的金簪，凑了 12 两银子，买了泉州产的刺桐锦，“座师收了礼，才说‘会留意你的考卷’”。这笔钱，相当于他从泉州到北京的单程路费。

还有前文里提到过的"时文范本"，这里就不赘述了。同省举子间的 “联宗宴” 也不能省。举子到京后要请同乡吃饭联络感情，曾国藩在北京时因为这些应酬差点破产，陈师海账本里也记着：“请福建举子八次，每次花 1.5 两，共 12 两”。有次他只请了三桌，同省举子立马疏远他，“此后闱墨（范文）无人借阅”——《水窗春呓》里也说，这是举子社交的潜规则。

考试用品也得花钱。陈师海买的徽墨（清代徽墨分等级，此为《徽州府志》载文人墨价），“一两纹银一两墨”，比普通墨贵三倍；藤编考篮要 3 两银子，“篮底得衬棉毡，防笔墨受潮”。刘坤一在书信里提过，湖南有个举子用旧考篮赴考，“进号房时篮底掉了，笔墨撒了一地，被监考官骂‘失仪’，差点没让进考场”。

伍

陈师海五次赴京赶考，累计花了 207 两银子。他第四次赴考时，在账本里写 “典尽田产，唯留祖屋三间，此次不第，全家无立锥”，可最后还是落榜了。晚年他回泉州开私塾，账本末页有行批注：“五上公车，耗银二百余两，只换两鬓霜雪”。

杜凤治更机灵运气也好点，苦熬多年打点关系，最终靠借高利贷捐纳拿到了广宁知县的位置，但当时为了筹钱赴京，他还给商人做过幕僚，在京城期间更是不挑活。

更多举子没这么 “幸运”。据《知耻斋日记》和《清稗类钞》记载，湖南举子王某 “八赴公车，卖尽家产，冻毙京郊破庙”；湖北举子张某 “病死德州客栈，店小二因欠房钱，以草席裹尸弃于乱葬岗”。

即便中了进士，也未必能翻身。光绪年间云南报销案中，巡抚杜瑞联派进士崔尊彝携 21 万两进京行贿，其中 8 万两为户部 “部费”。案发后崔尊彝畏罪自杀，户部主事孙家穆等 11 人被革职充军。鲁迅爷爷周福清也是进士出身，最后被免官入狱。

看这些举子的故事，总想起《清稗类钞》里的话：“科举如博戏，寒门子弟赌的是身家性命，十赌九输。” 清末的科举路，哪是 “鲤鱼跃龙门”，分明是五千里荆棘路，耗尽十年家当，换来一场空的比比皆是。

那时普通长工年收入 10 两，够买 800 斤大米，仅够两口人糊口；而举子一次赶考花的钱，够农户攒十年。这差距，难怪太平天国时那么多百姓跟着走 —— 不是想造反，是这日子实在没活路了。

清末举子的赶考路，走的哪里是路，是用血汗铺就的绞索。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