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电影《抓壮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民国时期，四川华蓥山地区的国民党与地痞、地主老财等恶势力相互勾结，以抗日为幌子大抓壮丁，从贫苦百姓身上榨取钱财的故事。

老电影《抓壮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民国时期，四川华蓥山地区的国民党与地痞、地主老财等恶势力相互勾结，以抗日为幌子大抓壮丁，从贫苦百姓身上榨取钱财的故事。

电影揭示了国民党在基层治理和军事动员上的深刻危机。

国民党《兵役法》于1936年实施，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办兵役干部训练班，设置师团管区，试办征兵事务，征兵制开始运行。但是，这项兵役政策从一开始就弊端百出。

电影剧照

在1933年颁布《兵役法》，理论上确立了“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的征兵原则。然而，这套制度在基层执行中严重异化。综合分析起来有深刻的制度腐败和执行弊端。

第一、基层权力的腐败：负责征兵的保甲长多为地方豪强，他们利用职权大肆舞弊。富户子弟可通过贿赂轻易免役，而贫苦农民即使符合免征条件也会被强征。甚至有保长通过贩卖壮丁名额获利，其数额可达县长数年合法收入。

第二、征兵手段的暴力化：为完成层层加码的征兵指标，保甲人员采取夜间突袭、拦路绑架等方式强抓壮丁，连过路商旅、在校学生都难以幸免。

你能想象得出，正在路上的行人突然被抓走强征的情况吗？所以说“抓壮丁”可谓是一针见血。

“抓壮丁”导致适龄青年闻风而逃，甚至不惜自残身体以躲避兵役，如砍断手指、灼瞎眼睛等惨剧时有发生。

更悲惨的是，被抓壮丁在输送和军营中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对待，生命如同草芥。

在押送途中形如囚徒待遇：壮丁们被用粗麻绳串联捆绑，由武装士兵押解，形同囚犯。壮丁的给养被军官层层克扣，食物常是掺入沙土的糙米稀饭，难以果腹。

非人的待遇造成骇人听闻的死亡率：由于饥饿、疾病和虐待，大量壮丁在抵达部队前就已死亡。国民党兵役部1943年内部通报承认，壮丁死亡率长期维持在30%以上。美国记者白修德曾描述，壮丁队伍走过的道路，每隔五里就能发现倒毙的尸体。

抓壮丁（连环画）

据统计，抗战期间实际征壮丁1405万人，仅1213万人抵达部队，近200万人途中逃亡或死亡。甚至出现了某次700人的新兵队伍，仅17人生还的极端案例。。

所以说，国民党兵役系统的腐败是全方位、制度性的，并非个别现象。

“吃空额”的普遍存在：国民党各级部队长官普遍虚报兵员名额以冒领军饷和物资。例如，暂编第五师实际仅3000多人，却上报7000多人，空缺的粮饷被军官私吞。

兵役视察流于形式：国民政府曾建立兵役视察制度试图纠弊，但沦为一场闹剧。曾有视察员听到九成新兵喊冤，但该管区后来竟因“役政显有成效”受到嘉奖，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抗战期间，不仅拉丁现象普遍，虐待事件亦屡见不鲜，虐待新兵事件频发，导致新兵的大量死亡或逃亡的事情，你说，这样难道蒋介石听之任之吗？答案是否定的！

资料披露，蒋介石曾说起重庆地区的新兵运送:“我在重庆附近，就常常看到一队一队的新兵，用绳索串绑起来，后面由一个枪兵押送。”这说明，蒋介石是亲眼目睹的。

蒋介石（影视剧照）

虐待新兵事件频发，蒋介石就要动刀子了，发生了用手杖痛打兵役署长程泽润中将的事。

1944年8月下旬，第二十九输送团接收新兵约200人，暂住重庆市区机房街等候转运，其间士兵惨遭虐待，蒋介石获知后，先派蒋纬国查看，然后亲到兵站，他在日记中写道：

“亲到当地视察其病兵，与被毒刑新兵之病痛，惨无人道之状，一如人间地狱。睹此惨状，不禁痛愤难忍，乃将兵役署长（程泽润）及最劣之排长（带病排长），用杖当头痛击。”

川军时的程泽润

用拐杖痛击是轻的，一年之后，也就是1945年7月，军政部兵役署长程泽润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但是杀了一个程泽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源在于制度腐败。

曾任国民党军芜湖、金陵师管区上校主任参谋，渭南团管区司令、河南淮项师管区带司令的李昭良在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记载。

1935年春，国民党军政部成立兵役科，朱为诊任科长，他以日本的兵役法作主本，着手制订国民党政府的兵役法。这一兵役法，对当时的社会中上阶层是十分有利的。

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服兵役，一些有势力的人谁不能让自己的子弟在机关中挂一个名字呢?中学以上学生不服兵役，这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全免了，因为穷人家的子弟无钱读书。

1936年春，国民党军政部成立了兵役训练班。训练期限是一个月，训练对象是准备担任师、团管区司令和兵役机关高级幕僚的人员。

兵役训练班结业后，国民党马上在南京邻近省市成立4个师管区试行征兵。这时并没有废除“募兵制”（招募），事实上，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在募兵。按当时规定每个师管区与一个正规师配合，所征之兵就归这个正规师补充之用。

师管区司令由正规师副师长调任，团管区司令由当地行政专员兼任。未设专员的地方设专任团管区司令，管几个县的征兵工作。

国民党兵役法规定年满18岁至22岁的男子服常备兵役，23岁至36岁的男子服国民兵役。步兵服役2年，特种兵服役3～4年，运输兵服役1年半，升为军士后就成为了职业军人。

李昭良一开始被派在安徽芜湖师管区任上校主任参谋，司令是刘秉粹，他是何应钦当教导团团长时的参谋长。这个师管区与陆军第十师配合，由该师派一名上尉参谋来师管区任职，与第十师联络。

师管区在南京接受的任务是建立各级征兵机构，在1936年冬征兵600名。李昭良到达芜湖后，马上成立师、团管区司令部，在各县建立兵役科。在征集期间(每年12月1日为新兵征集日)设立县、区征兵事务所。征兵事务所主办调查适龄壮丁、检查壮丁体格、发榜公布合格壮丁、举行应征壮丁抽签、按签号先后征集壮丁人营等事宜。

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手续很周到、很平等，但实际执行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刚开始时，乡、保、甲长在调查适龄壮丁工作中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不列入名册，一般农民要想逃避，就得花钱去贿赂乡、保、甲长。

有的乡、保、甲长就故意把不应列人征兵名册的人也列进去，以便他们敲诈，以后每通过一关就有一次敲诈。

国民党征兵队长（影视剧照）

刚开始，军医都不愿担任壮丁体格的检查工作，后来都争着去，因为只要军医证明身体不合格就可以免役，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受贿、勒索。

在征兵工作中权力最大的要算乡、保长，当时皖南老百姓的说法是“过去有灭门县知事，现在有灭门乡保长”。第十师派了一些补充营的干部来芜湖接兵，这些干部也大量地“卖放”壮丁。

他们把壮丁卖了，然后就报“逃跑”了，按照当时的规定，逃跑的壮丁是要由原县、乡负责补充。因此各县对所征兵额预先就扩大了一些，以便如期补充逃兵所遗的缺额。第一期征集的600名壮丁，没有一个不是买卖顶替和抓捕来的。

从1938年起，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军、师管区。各县除设有兵役科外，征兵事务所也成了常设机构。为了抓捕、押送壮丁，每县还成立了1～4个常备队。常备队的军官、军士是不拨经费的，当局只发给他们一些军服、武器，粮饷由各县自筹，人员也不往外调拨。

《抓壮丁》影视剧照

事实上，他们这些人没有固定的薪饷，他们也不在乎那点薪饷，他们有的是“卖放”壮丁的收入。

常备队各队设有军训教官，由军训部国民训练处派任。这些担任教官的人，都是江西特别训练班毕业的，表面上是训练国民兵，暗地里搞的是特务工作。

师管区司令部从1938年起就设立补充营、补充团、模范队、基干团、学兵队等接送新兵的组织，军管区还设有军官大队。

抗战胜利后，陈诚接任军政部长，对何应钦派任的师管区来了个一律撤销，另外成立了一个招募处，由陈诚系统的人主持。

1946年，陈诚又借口战事扩大，重新建立师管区。这一撤一设之间，师管区几乎全部换上了陈诚的人。陈诚不仅把师管区作为补充兵源的工具，也把师管区作为建立第二线兵团的基础。

在解放战争中，在国民党正规军大量被歼灭的形势下，每个师管区都有3～5个补充团。这些补充团不只是用来接送新兵了，而是作为战斗部队来编组训练。1947年以后所组建的师，多是由这些补充团拼凑起来的。

淞沪抗战爆发后，金陵师管区奉军政部命令组建8个补充营，把所属10县的壮丁全部征集。在执行时，既不抽签，也不检查体格，而是见人就抓。师管区把8个营的壮丁抓齐不久，南京保卫战就打响了。

这8个营总共5000多人，奉命全部拨交给参战的孙元良等部。这些没有经过一天训练的江南子弟，于南京溃退之际，在挹江门至下关的途中死伤无数，真的是悲惨至极。

1938年，渭南团管区曾发生过几件“离奇”的案子，其中一件就是“装疯”。

陕南有一种土药，吃了之后马上神经错乱，许多应征壮丁就服用这种药来逃避兵役。起初仅有少数装疯的，还没有引起团管区的重视，后来多了，团管区就研究对付的办法，把装疯的人关起来等他的疯病好了，因为此药性只能持续7天左右的时间，过了7天就是正常人,再送出去，才算制止了“装疯”。

还有壮丁自己弄瞎右眼的，自己砍断右手食指的，自己挖地洞躲藏起来的。最普遍的是被征后寻找机会逃跑。

为了对付逃跑，团管区规定壮丁如果在接兵部队接收前逃跑，就要严厉追查其家属责任。如果在接兵部队接收后逃跑，团管区就不负责了。团管区把这些话明确地向壮丁宣布，并且与顶卖壮丁的“兵油子”谈妥条件，先交一半顶替费，其余待4个月后才交，这样一来，壮丁逃跑的现象才少了一点。

到了1939年下半年，各县都不能完成任务，而前方需兵更急。有些师管区就采取在交通要道上抓兵的措施。军政部知道后，就正式下令各地抓捕“散兵游勇”。

当时，渭南团管区已经积欠兵额5000余人，得到这一命令后，利用所辖9县都在陇海铁道沿线的有利条件，普遍设置卡哨，对过往青年一律加以拘捕，不到两个月，渭南团管区就把5000余名欠额还清了。

采取“设卡抓兵”的措施后，以前不愿当兵的可以往外地逃，从此再也不敢了。许多青年不愿当兵，就只好上山当土匪。到了1940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又把那些土匪头子委以团、营长，这样，上山当土匪的青年仍然逃不脱“壮丁”的命运。

从1940年起，在河南淮项师管区，正碰上河南省连年大灾，百姓没有东西可吃，为了混口饭吃所以征兵没什么困难。但是那些应征的壮丁都饿得皮包骨头，当时国民党需要大量壮丁运入驻印中国远征军去训练，师管区也乐于把壮丁送到大后方去，这样可借机贩运违禁品。

所以，征的壮丁总是步行几千里由河南经湖北送到重庆，在重庆由补训处接收空运昆明。1000人送到重庆能剩下500余人就算好的了，其中逃跑得很少，绝大部分是在路上拖死了。

因为尽管他们骨瘦如柴，还要替送兵的长官担几十斤走私货，又没食物吃、没鞋穿，一天赶几十里，有病也得不到休息，更谈不上医治了。

1944年春，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蒋梦麟在滇湘桂视察时发现:“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

兵役署长程泽润被枪决后，上任兵役部部长的鹿钟麟也曾说:“抗战七年来征兵达一千一百余万人，然实际到达战场者恐不及五百万人，逃亡病故者大多也。”（图片来自网络）

来源：主编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