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团长举着杯，通红的脸上满是感慨，他一巴掌拍在我的肩膀上，力道不小：“卫国，说真的，咱们这帮从一个坑里爬出来的老家伙，现在看，就数你活得最明白，最舒坦。”

酒过三巡，包厢里的空气被酒精和往事熏得又热又黏。

老团长举着杯，通红的脸上满是感慨，他一巴掌拍在我的肩膀上，力道不小：“卫国，说真的，咱们这帮从一个坑里爬出来的老家伙，现在看，就数你活得最明白，最舒坦。”

满桌的人都跟着点头，几双浑浊的眼睛里，羡慕藏都藏不住。

我端着酒杯，杯壁上凝着的水珠凉得刺手，就像四十年前，我下定决心离开钢厂那个下午，手心里攥着的冰冷的汗。

他们不知道，他们嘴里这份“舒坦”，是我当年用多大的勇气，顶着多少人的白眼，从一条看似是死胡同的路里，硬生生给刨出来的。

第1章 铁饭碗里的新兵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天总是很高，蓝得像一块刚出窑的瓷。

我，李卫国，揣着一张转业证，告别了军营里熟悉的柴油味和枪油香，站在了市钢铁厂雄伟的大门前。

那门口的标语刷得跟天一样宽：“工业学大庆，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我心里热乎乎的。部队里学的本事，总算能给国家建设出把力了。

我被分到了机修车间，跟着一个姓王的老师傅。王师傅五十出头，背有点驼，一双手跟老树皮似的，布满了黑色的油污和裂口，据说整个钢厂的机器，没有他听不出的毛病。

车间主任领着我过去，满脸堆笑：“王师傅，给您带了个高徒来。小李，部队里就是干这个的，技术兵，好苗子。”

王师傅眼皮都没抬一下，正拿着个小锤子，在一台巨大的冲压机旁，侧着耳朵“当、当”地敲着，像个给铁疙瘩看病的老中医。

“放那儿吧。”他含混地应了一声，指的是我的行李。

他手底下还有两个徒弟，一个叫刘成，一个叫赵兵，都是厂里的子弟，看我的眼神，客气里透着一股子疏离。

他们管我叫“小李”，而不是“师弟”。

这一个字的差别，就像车间地上那条黄色的安全线，清清楚楚地把我划在了外面。

我的“新兵”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部队里，我们讲究的是令行禁止，是技术过硬。到了钢厂，我才发现，这里是另一套规矩。

活儿，有的是。但好活儿、能学到东西的活儿，轮不到我。

王师傅带着刘成和赵兵，去检修轧钢机的核心部件，留给我的，是给车间的机床擦油，清理废料池，或者拿着大扳手，去拧那些最笨重、最没技术含量的螺丝。

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涩得生疼。我咬着牙，一声不吭。

擦油，我就把机床的每一个角落都擦得锃亮，油路通畅；清废料，我就把不同材质的铁屑分门别类，码放整齐。

我想着，只要我肯干，干得比别人好，总能被看到的。

可我错了。

有一次，一台德国进口的切割机出了故障，操作面板上的指示灯乱闪，机器就是不动。王师傅带着两个徒弟围着转了半天，满头大汗，也没找出症结。

我在部队里修过类似的进口设备，知道那玩意儿的电路板特别娇贵，问题八成出在电控箱里。

我凑过去，小声说：“王师傅，要不……我看看电控部分？”

王师傅正烦着，瞪了我一眼：“你看？你看得懂德国人的图纸吗？一边待着去，别添乱。”

刘成在旁边阴阳怪气地搭腔：“就是，这可不是咱们的解放卡车，一榔头下去就能好。这金贵着呢，碰坏了你赔得起？”

我脸上火辣辣的，像被人扇了一巴掌。

我退到一边，心里的那股劲儿，就像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后来，还是厂里请了市里的工程师，折腾了一下午才修好，问题果然出在电控箱的一个继电器上。

那天晚上，我躺在单身宿舍的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天花板上，一个灯泡孤零零地亮着，光线昏黄。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那个灯泡，被挂在这里，看着挺亮堂，其实根本照不进那个核心的世界里。

他们是一个圈子，一个由师徒、亲戚、邻里织成的网。我一个外来的兵，就像一颗掉进蜘蛛网里的石子，再硬，也冲不破那张看似柔软的网。

第2章 融不进的炉火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钢厂，就像一棵被种在石板缝里的树，拼命想扎根，却怎么也找不到土壤。

车间的炉火再旺，也暖不透我这颗渐渐冷下来的心。

我和家属院那些人的隔阂，是全方位的。

下班了，刘成、赵兵他们勾肩搭背地去食堂打饭，聊的是谁家孩子淘气，哪家姑娘好看，周末去谁家喝酒。我插不上一句话，默默地打好我的饭，找个角落坐下。

食堂的饭菜，永远是那几样，白菜炖豆腐，土豆烧肉片。肉片薄得像纸，能在灯光下透出影儿来。

我吃着饭，总能感觉到周围投来的目光，不带恶意，但充满了审视和距离。

我媳妇淑芬，也感觉到了。

她从老家过来随军，在厂里的幼儿园当保育员。她性子软，见谁都笑，可没多久，她回来就跟我叹气。

“卫国，今天幼儿园的张姐又问我，你是不是得罪王师傅了？”

我正用砂纸打磨一个零件，头也没抬：“我能得罪他什么？我话都说不上几句。”

“可她们都说，王师傅从来没正眼瞧过你。还说……还说你是从外面硬塞进来的，占了人家子弟的名额。”淑芬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委屈。

我的手顿住了。砂纸在零件上划出一道刺耳的声音。

原来是这样。

我终于明白了那种无形的墙是怎么来的。在他们眼里，我不是来建设钢厂的，我是来抢饭碗的。

心里堵得慌，像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

转机，或者说，让我彻底死了心的那件事，发生在一个暴雨倾盆的夏夜。

那天晚上，三号高炉的冷却水循环泵突然跳闸，整条生产线都停了。这可是天大的事，高炉要是憋坏了，损失没法估量。

厂里的领导、车间的主任，冒着大雨全赶了过来。

王师傅也被从家里叫来了，他披着雨衣，脸色铁青，围着那台巨大的水泵打转，听了半天，也判断不出问题在哪。

“拆开！把泵体拆开检查！”他下了命令。

刘成和赵兵几个人拿着工具就要上。

我当时正好值夜班，离得最近，我拦住了他们。

“不能拆！”我喊道，“王师傅，现在拆开，万一不是机械故障，再装回去来不及，高炉就危险了！”

在部队，我们处理这种突发故障，第一原则就是先电后机，先外后内。这台泵我白天刚做过保养，机械部分不可能出这么大的问题。

“你懂个屁！”王徒弟赵兵吼我，“师傅说拆就拆，你算老几？”

雨水顺着我的脸往下淌，我抹了一把，盯着王师傅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王师傅，我怀疑是主控电机的轴承过热，导致了热保护跳闸。咱们只要对着电机壳体强制降温，等温度下来了，应该就能重启。”

这套理论，我在部队的教材上学过，也实践过。

王师傅愣住了，他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有怀疑，更多的是一种被挑战了权威的恼怒。

“降温？怎么降温？拿嘴吹吗？”刘成在旁边嘲讽。

“消防水带！”我吼了一声，转身就朝消防栓跑去。

当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tou，保住高炉。

我接上水带，打开阀门，一股冰冷的激流狠狠地冲向电机。白色的水蒸气“刺啦”一声升腾起来，在灯光下像一片浓雾。

所有人都看傻了。

车间主任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

大概过了十分钟，我关掉水，对电工喊：“合闸，试试！”

电工犹豫地看了一眼王师傅，王师傅没说话，算是默许了。

“嗡——”

沉寂的厂房里，电机启动的声音，像是天籁。

水泵，重新开始工作了。

高炉保住了。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车间主任过来，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小子，李卫国，有你的！”

我浑身湿透，站在那里，心里却没有半分喜悦。

我看见王师傅的脸，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一阵红一阵白。他没看我，转身默默地走了，那背影，比这雨夜还要凉。

我知道，我用我的技术，证明了自己。

但我也用我的技术，彻底地、永远地，把他推到了对立面。

从那天起，我在车间的日子，更难了。

王师傅不再给我安排任何活，哪怕是擦机床的活儿。他就让我那么站着，像个多余的摆设。刘成和赵兵看我的眼神，像是看一个仇人。

我成了车间里的一个“能人”，也成了一个孤魂。

我每天上班，就是站在自己的工位上，看着别人忙碌。那种感觉，比让我去掏地沟还要难受。

我是一个兵，一个技术兵。我的价值，是在机器的轰鸣声里，是在解决故障的成就感里。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那天，我站在车间的窗户边，看着外面高耸的烟囱吐出滚滚浓烟，遮蔽了半个天空。

我忽然觉得，这个我曾经无比向往的地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笼子。

我得出去。

第3章 一次“错误”的转身

当我把“我想调走”这四个字说出口的时候，淑芬正在给我缝补工作服上的口子。

她的针停在半空中，眼睛瞪得大大的，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

“卫国，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

“我说，我想离开钢厂，换个单位。”我坐到她身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晰无比。

“啪嗒”一声，针掉在了地上。

“你疯了？”淑芬的声音都变了调，“你知道外面多少人挤破了头想进钢厂吗？铁饭á碗啊！你端起来还没捂热乎，就要把它扔了？”

她的反应，我早就料到了。

在那个年代，钢厂工人的身份，就是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福利好，待遇高，说出去脸上都有光。我岳父岳母当初同意把淑芬嫁给我这个穷当兵的，这张转业钢厂的证明，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握住她冰凉的手，轻声说：“淑芬，这碗饭，是铁的，可它不香。我每天在车间里，就像个活死人，没人搭理，没活儿干。我学了一身本事，不是为了去那里站岗的。”

“那……那你就忍忍啊！”淑芬急得眼圈都红了，“王师傅年纪也大了，再过几年就退休了，到时候不就好了吗？你一个大男人，受点气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

“不是受气那么简单。淑芬，那地方，不认手艺，只认人情。我不是他们的人，永远都不是。再待下去，我这身骨头，就真的要站废了。”

那天晚上，我们吵了半宿。

淑芬哭着说我不知好歹，说我不为她和还没出生的孩子着想。

我抽了半包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为了这个家好。稳定，是那个年代所有人刻在骨子里的追求。

可我骨子里，还是那个兵。兵的字典里，没有“窝囊”这两个字。

这件事，很快就在家属院传开了。

我成了所有人的笑柄。

邻居张大妈在楼道里碰到我，拉着我的胳膊，语重心长：“小李啊，可不敢犯糊涂啊！你这工作，是多少人做梦都想要的。别年轻气盛，将来后悔都来不及。”

过去部队的老战友听说了，也特地骑着自行车跑来找我。

“卫国，你是不是在部队待傻了？放着好好的钢厂不干，你要去哪儿？去扫大街吗？”

我谁也没解释。

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懂。他们不懂那种一身力气却无处使的憋闷，不懂那种技术被人当成废铁的屈辱。

我开始自己找出路。

我跑遍了市里的各个单位，人事科的门槛都快被我踏平了。

人家一听我是钢厂的，都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我。

“钢厂多好啊，小同志，别想不开了。”

“我们这儿庙小，可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碰了一鼻子灰，但我没放弃。

终于，在市设备安装公司，我找到了一个机会。

那是个很小的单位，几十号人，主要负责给全市的工厂、机关、学校安装和维修一些杂七杂八的设备，从锅炉到水泵，从车床到风机，什么都干。

工资比钢厂低一截，福利更是没法比。

但公司经理，一个姓陈的退伍军人，在听完我的来意，又考了我几个技术问题后，拍了板。

“小李，你要是真愿意来，我欢迎。我这儿，别的没有，就是活儿多，只要你有本事，就有你使不完的劲儿。”

我当场就敬了个军礼：“经理，我愿意！”

办调动手续那天，钢厂人事科的科长，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反复确认了三遍。

“李卫国同志，你可想好了？这字一签，就没有回头路了。”

我拿起笔，没有丝毫犹豫，在调动申请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走出钢厂大门的那一刻，阳光正好。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高耸的烟囱和巨大的厂房，心里没有一丝留恋。

我脱下了一身沉重的铠甲，虽然前路未知，但我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

那天回家，淑芬没给我好脸色，晚饭都没做。

我系上围裙，自己下了碗面条，还卧了两个鸡蛋。

我把面端到她面前，说：“淑芬，我知道你生气。但你相信我，我会用我的手艺，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可能不会像钢厂那么风光，但一定踏实。”

淑芬看着碗里热气腾腾的面，眼泪掉了下来。

她没再说什么。

我知道，她心里还是不认可我的选择。

我只能用时间，来证明我是对的。

我的转身，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他们不知道，有时候，退一步，是为了跳得更远。

第4A章 手艺人的春天

市设备安装公司，坐落在一条老旧的巷子里，两层的小灰楼，门口的牌子都掉漆了。

和气派的钢厂比起来，这里简直像个草台班子。

我的新同事们，也都是些“杂牌军”，有从别的厂子淘汰下来的，有街道安排的待业青年，一个个看着都有些懒散。

陈经理把我介绍给大家：“这是新来的李卫国师傅，部队的技术专家，以后大家多亲近亲近。”

几个人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算是打了招呼。

我不在乎。

有活儿干就行。

上班第一天，任务就来了。城西的纺织厂，一台老式的梳棉机坏了，厂里的师傅修了三天没修好，找到了我们公司。

陈经理问：“谁去？”

办公室里一片沉默。老师傅们都清楚，纺织厂的活儿不好干，机器老，油污重，钱还少。

“我去。”我站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

我背上工具包，骑着公司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就出发了。

纺织厂的车间里，棉絮飞扬，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机油和棉花混合的怪味。

那台梳棉机，是五十年代的苏联货，真正的老古董。

我没急着动手，先是绕着机器走了三圈，把结构看了个大概。然后，我跟厂里的操作工聊了半个多M钟头，把故障发生前后的情况问得一清二楚。

最后，我才打开工具包。

我没有像王师傅那样，拿着锤子到处敲敲打打。

我先用听诊器（部队里带来的土办法，听轴承异响特别管用）听了几个关键传动部位的声音，然后用万用表测了电路。

一个小时后，我找到了问题所在。

是一个隐藏在齿轮箱里的离合器弹簧，因为金属疲劳，断了。

这是个设计缺陷，位置极其隐蔽，不把整个齿轮箱拆开，根本发现不了。

纺织厂的师傅们都围过来看，一脸的不相信。

“小李师傅，就这么个小弹簧？”

“对，就它。”

我从工具包里，拿出了一个备用的弹簧组，那是我平时攒下的各种型号的弹簧。我挑了一个尺寸相近的，用钳子稍微加工了一下，替换了上去。

安装，上油，合上齿轮箱盖。

我对操作工说：“开机。”

机器“轰隆”一声，平稳地运转起来，像一头沉睡的雄狮，再次被唤醒。

车间里响起了一片掌声。

纺织厂的厂长握着我满是油污的手，一个劲儿地说：“师傅，真是神了！太感谢了！”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回公司，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

这种被人需要、被人尊重的感觉，是我在钢厂一年多，从未体验过的。

从那以后，“李师傅”这个名号，就在圈子里传开了。

第二棉纺厂的锅炉，第三小学的抽水泵，市食品厂的和面机……只要是别人搞不定的疑难杂症，最后都会找到我。

我成了公司的“救火队员”。

我的工作，不再是擦机床，拧螺丝。

我每天骑着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像个游侠。我的战场，是一个又一个出了故障的机器。我的武器，是我的工具包和脑子里的技术。

我开始享受这种生活。

虽然累，虽然脏，但心里亮堂。

我的工资，也慢慢涨了上来。除了基本工资，陈经理特批，每完成一个外单位的维修任务，都给我单独的提成。

年底一算，我的总收入，竟然比钢厂的刘成他们还要多一点。

淑芬的态度，也渐渐变了。

她不再唉声叹气，看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敬佩。

她会提前给我烧好洗澡水，会在我深夜回家时，给我留一碗热汤。

有一天晚上，她给我搓着背上的油泥，轻声说：“卫国，当初……可能是我错了。”

我转过身，握住她的手，笑了。

“没错。你想安稳，我也想。只不过，我想要的安稳，是把本事揣在自己兜里，走到哪儿都有饭吃。那才叫真正的铁饭碗。”

手艺人的春天，或许来得晚了些，但只要来了，就满园芬芳。

这个春天，是我自己一锤子、一把扳手，硬生生给敲出来的。

第5章 时代的浪潮

时间走得不快不慢，一晃，就到了九十年代。

儿子小军上了小学，淑芬当上了幼儿园的副园长，我们家也从筒子楼搬进了单位分的套房。

日子就像我修好的机器，运转得平稳而有力。

而我当年离开的那个庞然大物——市钢铁厂，却开始传出一些不太好的声音。

“改革”、“减员增效”、“下岗”……这些新词儿，像一块块石头，投进了钢厂那片看似平静的湖面，激起了一圈圈焦虑的涟漪。

起初，大家都不信。

“瞎说！钢厂是国家的命根子，怎么可能说不要就不要了？”

在老战友的聚会上，还在钢厂的几个人，拍着胸脯，一脸的优越感。

刘成，当年王师傅的大徒弟，已经混成了车间副主任，喝了点酒，话就多了起来。

“卫国，你那小公司，现在还行吧？要不，跟哥说一声，哥给你想办法，把你调回来？再怎么说，钢厂也是咱自己的家啊。”

我笑了笑，没接话，给他满上酒。

赵兵也在一旁附和：“就是，卫国哥，你那手艺，回来肯定有用武之地。”

他们的话，听着是关心，但我听出了里面的另一层意思：你当年走了，是你的损失。看，我们还在这里，我们才是正统。

我依旧只是笑。

道不同，不相为谋。夏虫不可语冰。

没过两年，浪潮真的来了。

那股浪，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凶猛。

钢厂开始大规模裁员，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裁。那些曾经以为可以端一辈子的铁饭碗，在一夜之间，“咣当”一声，碎了。

家属院里，再也听不到爽朗的笑声，取而代之的，是夫妻的争吵，和深夜里压抑的哭声。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一个人蹲在我家楼下抽烟。

走近了才发现，是赵兵。

他比前两年见的时候，憔悴了许多，头发乱糟糟的，眼窝深陷，满身的烟味和颓唐。

“卫国哥。”他看到我，站了起来，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怎么了？这是。”我把他让进屋。

淑芬给他倒了杯热茶。

他捧着茶杯，手一直在抖。

“哥，我下岗了。”他说着，眼圈就红了。

“王师傅呢？他不是你岳父吗？还有刘成，他不是副主任吗？”我问。

赵兵苦笑了一下：“王师傅去年就退了，说话不管用了。刘成……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第一批裁员名单里，就有他。”

我沉默了。

那个曾经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的刘成，那个以为靠着人情关系就能一辈子安稳的副主任，也成了时代的弃儿。

“哥，我知道你现在混得好，路子广。”赵兵搓着手，一脸的恳求，“你能不能……帮我找个活儿干？我不挑，看大门，扫厕所，都行。只要能挣口饭吃。”

看着他这个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没有嘲笑他，也没有提起当年的旧事。

我只是觉得，一个时代，就这么轻轻地翻了一页。而有些人，就被夹在了那一页里，再也翻不过来了。

我给赵兵介绍到我一个朋友开的汽修厂去了。他没什么技术，只能从洗车工干起。

后来，我陆陆续续地，又见到了好几个当年钢厂的老同事。

他们有的在街边摆摊卖早点，有的蹬着三轮车拉货，有的女人，甚至去了舞厅当服务员。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生活的艰辛和对未来的迷茫。

那段时间，我每次骑车路过钢厂，都会下意识地放慢速度。

那扇雄伟的大门，依旧矗立着，但门口的标语，已经换成了“深化改革，迎接挑战”。

厂区里，再也见不到下班时潮水般的。

烟囱，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不知疲倦地吐着浓烟。有几根，已经彻底熄了火，像一个个沉默的墓碑，矗立在灰色的天空下。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决定离开的那个下午。

所有人都说我错了。

现在，我看着眼前这片萧条的景象，我不知道，到底是谁错了。

或许，谁都没错。

错的，是那个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碗“铁饭碗”上的想法。

第6章 儿子和扳手

儿子小军，是在我那堆满了零件和图纸的小书房里长大的。

他小时候的玩具，不是小汽车和变形金刚，而是我淘汰下来的轴承、螺丝和各种型号的扳手。

他常常蹲在地上，学着我的样子，把那些零件拆开，又笨拙地装回去。

满手油污，却乐此不疲。

淑芬总说他：“看你那脏样儿，将来跟你爸一样，当个修理工，没出息。”

我听了，也不反驳，只是笑。

我从没想过要逼着儿子走我的路。但我希望，他能从这些冰冷的铁疙瘩里，懂得一些比书本更重要的道理。

小军上初中的时候，迷上了当时很时髦的变速自行车。

我给他买了一辆。

没过一个月，车子的变速器坏了，挂不上档。

他推着车回来，一脸的沮丧：“爸，车坏了，得送去修了。”

我说：“你自己修。”

“我？”他瞪大了眼睛，“我哪儿会啊！”

“我教你。”

那天晚上，我把那辆自行车搬到客厅，铺开一张大报纸。

我没直接动手，而是先给他画了一张变速器的结构图，告诉他每个零件的作用，每个档位切换的原理。

然后，我把工具递给他。

“拆吧。别怕拆坏了，有我呢。”

小军犹豫了半天，才拿起扳手。

第一个螺丝，他拧了半天，拧得满头大汗。

第二个，第三个……他渐渐找到了感觉。

拆开，清洗，找到损坏的拨片，更换，上油，再一个一个地装回去。

整个过程，我只在旁边动嘴，没有动过一次手。

等他满身油污地把最后一个螺丝拧紧，已经是深夜了。

他站起来，试着拨了一下变速杆，“咔哒”一声，链条顺滑地跳到了另一个齿轮上。

那一刻，他脸上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混杂着疲惫、兴奋和巨大的成就感。

“爸，我修好了！我真的修好了！”他激动地喊。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儿子，记住今天的感觉。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靠自己双手，把一件坏了的东西修好，更让人踏实的了。”

从那以后，家里的东西坏了，小军都抢着修。从换灯泡，到修收音机，再到通下水道。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中等偏上，不算顶尖。

淑芬很焦虑，给他报了各种补习班。

我却不怎么担心。

我知道，我的儿子，动手能力比谁都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比那些只会死读书的孩子强。

高考那年，小军的分数，上个普通的本科，没什么问题。

填志愿的时候，淑芬坚持让他报金融、计算机，这些听起来就“高大上”的专业。

小军却偷偷在最后一栏，填了一个“机械工程与自动化”。

淑芬知道后，气得差点背过去。

“你这孩子，怎么跟你爸一个德行！放着好好的阳关道不走，非要去钻那油腻腻的机修车间吗？”

小军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求助。

我把淑芬拉到一边，说：“让他自己选吧。路是他自己的，他喜欢，才能走得远。再说了，你以为现在的机械工程，还是我当年那样，一身油污两手泥吗？时代不一样了。”

最终，淑芬妥协了。

小军去了那所大学，如鱼得水。

他不再是摆弄扳手和螺丝，他开始学习CAD制图，学习数控编程，学习那些我听都听不懂的新技术。

大三那年，他跟着导师做项目，设计的一个小零件，还拿了国家级的奖。

他打电话回来，兴奋地跟我说：“爸，我设计的那个东西，能让机床的精度提高百分之五！导师说，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料！”

我握着电话，眼眶有点湿。

我仿佛看到了很多年前，那个在纺织厂修好梳棉机后，迎着夕阳骑车回家的自己。

我们父子俩，像是隔着时空，完成了一次传承。

我传给他的，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手艺，而是一种信念。

一种相信“技术”的力量，相信靠自己双手创造价值的信念。

退休前几年，我工作的那个小公司，也被一家大的国企并购了。

因为我技术好，人缘也不错，新公司返聘我当技术顾问，工资比以前还高。

我每天就去办公室喝喝茶，带带年轻人，有解决不了的难题了，我再去现场看看。

日子过得清闲又体面。

淑芬现在逢人就夸：“我们家老李，就是有远见。你看，那些当年钢厂的领导，现在有几个有他过得舒坦的？”

我听了，只是笑笑。

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远见。

我只是一个手艺人。

我这辈子，就信一个道理：把手里的活儿干好，走到哪儿，都饿不着。

就像一把好扳手，无论在多大的工厂，还是多小的作坊，只要尺寸对，就能拧紧属于它自己的那颗螺丝。

第7章 尘埃落定后

退休手续办完那天，陈经理，现在应该叫陈总了，特地在单位给我办了个欢送会。

几十号人，老老少少，都举着杯子来敬我。

“李师傅，以后常回来看看！”

“李工，我这手艺可都是您教的，您就是我师父！”

我看着一张张真诚的脸，心里热乎乎的。

在这个小小的单位里，我待了三十多年。我送走了一批老师傅，又带出了一批新徒弟。我没有当过什么官，最大的“头衔”也就是个“技术总工”。

但我知道，在这里，我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那些被我修好的机器，那些被我带出来的徒弟，就是我的勋章。

退休后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惬意。

我不用再早起，每天睡到自然醒。

上午，去公园里溜达一圈，跟一帮老头下下棋，吹吹牛。

下午，就在我的小书房里，摆弄我那些宝贝工具，或者看看书。

淑芬也退了，我们俩一起买菜，一起做饭，偶尔拌拌嘴，日子过得平淡又温暖。

儿子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外资的精密仪器公司，当了工程师。他穿着笔挺的西装，用着我看不懂的电脑软件，设计着比头发丝还细的零件。

他挣得比我多，见识比我广。

但他每次回家，还是喜欢钻进我的小书房，跟我聊各种机械的原理。

他说：“爸，我现在才明白，您当年教我修自行车，有多重要。所有的复杂设计，都是从最基础的原理开始的。基础不牢，盖多高的楼都得塌。”

我听了，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这天，我接到了老团长的电话，说当年的老战友们要搞个大聚会，庆祝大家基本都退休了，让我务必参加。

我跟淑芬说了，她特地给我找出了件新衬衫。

“穿精神点，别让人家看扁了。”她给我整了整衣领，“让他们看看，咱们不比他们钢厂的差。”

我笑了：“都这把年纪了，还比什么。”

嘴上这么说，但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毕竟，当年我离开钢厂，就像一个逃兵。

现在，我要回去，面对我当年的那些“战友”了。

聚会的地点，就定在钢厂附近的一家大酒店。

我到的时候，包厢里已经坐满了人。

一张大圆桌，乌泱泱的，都是些头发花白的老头。

几十年不见，很多人都变了样，胖了，秃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但那股子军人特有的气质，还在。

我一进去，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

“哟，卫国来了！”

“快坐快坐，就等你了！”

气氛比我想象的要热烈。

刘成也在，他比以前胖了不止一圈，头发也掉光了，戴着副金丝眼镜，看着倒像个老板。

他主动站起来，拉着我坐到他身边。

“卫国，好久不见，看着可真年轻！”

“你也不赖啊，都当上刘总了。”我客气道。

他摆摆手，一脸苦笑：“什么刘总，瞎混罢了。下岗之后，跟朋友合伙做了点小生意，前几年还行，这两年，难做啊。一天到晚，不是陪人喝酒，就是求人办事，这身子骨，都快喝垮了。”

他说着，拍了拍自己滚圆的肚子。

酒桌上，大家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

聊的，无非是退休金多少，孩子工作怎么样，自己身体有什么毛病。

我默默地听着。

我发现，他们大多数人，都过得不如意。

当年留在钢厂的，虽然退休金不低，但很多人都落下了一身职业病，尘肺，关节炎，听力下降。还有些人，因为工厂效益不好，退休金还经常拖欠。

而那些像刘成一样，中途下岗出来闯荡的，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成功的，寥寥无几。大多数人，都是在时代的浪潮里，被拍得晕头转向，勉强糊口。

他们聊起过去在钢厂的日子，语气里充满了怀念和失落。

那个他们曾经为之骄傲、以为可以依靠一辈子的地方，最终，还是抛弃了他们。

就在这时，老团长举起了酒杯。

然后，就说了开头那番话。

“卫夫，咱们这群人里，就你活得最舒坦。”

所有人都看着我，眼神里，是真真切切的羡慕。

他们羡慕我，身体硬朗，没什么大毛病。

他们羡慕我，退休金虽然不高，但按时足额发放，从不拖欠。

他们更羡慕我，儿子有出息，工作体面，还孝顺。

最重要的是，他们羡慕我脸上那种平和、安然的神态。

那是被生活善待过，内心富足的人，才会有的表情。

第8章 杯酒释然

那一瞬间，包厢里的喧嚣仿佛都离我远去。

我端着酒杯，看着杯中琥珀色的液体，四十年的光阴，就像这酒一样，在眼前晃动，沉淀。

我想起了那个站在钢厂大门前，心怀壮志的年轻的我。

想起了在车间里，被孤立，被排挤，一身本事无处施展的憋屈。

想起了和淑芬争吵的那个夜晚，她通红的眼眶，和我自己内心的挣扎。

想起了骑着那辆破自行车，穿行在城市风雨里，去修理各种稀奇古怪机器的那些年。

也想起了儿子满手油污，修好了自行车后，那张兴奋得发光的脸。

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

每一步，都充满了不确定。

每一个选择，在当时看来，都像是一场豪赌。

我赌的，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我对我自己手艺的信心，对我自己人生价值的坚守。

我慢慢地站起身，环视了一圈我这些老战友。

他们的脸上，刻着岁月的沧桑，也刻着一个时代的烙印。

他们没有错。

在那个年代，选择安稳，选择依靠组织，是每一个普通人最正常，也是最理性的选择。

只是，时代变了。

时代这艘巨轮，转向的时候，连声招呼都不会打。

有的人，被甩下了船。

而我，只是因为提前跳上了一艘属于自己的小舢板，虽然风浪大了一些，但最终，靠着自己的双桨，划到了岸边。

我举起酒杯，对着大家，也对着过去的自己，朗声说道：

“团长，各位老哥，你们都说我活得舒坦，其实，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也都有自己的难处。”

“我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也没挣到什么大钱。我就是一个修理工，一个手艺人。”

“我这辈子，就琢磨一件事：怎么把手里的东西，修好。小到一台收音机，大到一台轧钢机，再到我自己的生活。”

“生活这台机器啊，也总出毛病。有时候，是这个零件松了，有时候，是那个齿轮卡住了。咱们能做的，就是别怕麻烦，别怕弄脏手，把它拆开，找到问题，然后，修好它。”

“有的人，喜欢待在大机器里，当一颗螺丝钉，安稳。有的人，就像我，宁愿自己做一把扳手，哪里需要，就去哪里。路不一样，但没有对错。”

“今天，咱们能坐在这里，一起喝这杯酒，回想咱们一起扛过枪的年轻岁月，这就是福气。”

“来，我敬大家一杯！敬咱们这帮老兵，敬咱们这颠簸了一辈子，还能坐下来喝酒的缘分！”

说完，我一饮而尽。

包厢里，先是片刻的安静，随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说得好！”

“卫国，你这话说到了我们心坎里！”

刘成也站了起来，他端着酒杯，眼眶有些红。

他走到我面前，重重地和我碰了一下杯。

“卫国，我服你。当年，是我小人之心了。我敬你一杯，算是给你赔罪。”

我也没推辞，和他碰了一下，干了。

一杯酒下肚，所有的往事，所有的隔阂，都烟消云散。

我们不再是钢厂的副主任和被排挤的转业兵。

我们只是两个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老头，在酒杯里，和自己的过去，和解了。

那天的酒，喝得很痛快。

散场的时候，大家互相搀扶着，走出酒店。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城市的霓虹灯，闪烁着，比我们年轻时，亮了千百倍。

我站在路边，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晚清凉的空气。

我忽然觉得，我这一生，就像是完成了一次最复杂的维修。

我把自己这台“人生机器”，从一个看似光鲜却处处掣肘的大厂房里，搬了出来，放在了一个简陋却自由的小作坊里。

我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小心翼翼地保养它，更换老化的零件，给它上油，让它在时代的轰鸣声中，始终平稳地运转着。

直到今天，尘埃落定。

它或许没有发出过惊天动地的巨响，但它运转的声音，平稳、坚实，而且，让我心安。

这就够了。

不是吗？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羡慕的呢？

来源：俊俏咖啡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