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年10月，中国革命的天平正朝着紧绷的方向倾斜。蒋介石刚在中原大战里打赢阎锡山、冯玉祥，拿下河南郑州，手里的兵还没来得及歇，就把矛头对准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

1930年10月，中国革命的天平正朝着紧绷的方向倾斜。蒋介石刚在中原大战里打赢阎锡山、冯玉祥，拿下河南郑州，手里的兵还没来得及歇，就把矛头对准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此之前，蒋介石压根没把红军当回事，只看作是“疥癣之疾”，随手就能打发。可几次“会剿”下来，红军不仅没被消灭，反而越打越精神，他这才后知后觉——红军已经成了“肘腋之患”，不除不行了。

10月28日，蒋介石亲自拍板下命令，一口气调集了11个师加3个旅，算下来足足10万兵力。他让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当总指挥，第18师师长张辉瓒做前线总指挥，定下“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方针，目标很明确：把红军主力逼到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然后“聚而歼之”。

这10万兵力压过来，换谁看都是生死关头，可毛主席早就提前算到了这一步。就在蒋介石下命令的前三天，也就是10月25日，毛主席已经在新余罗坊的陈家闹村，把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人聚到一起开了会——这就是后来有名的“罗坊会议”。

会上，毛主席拿着敌我兵力对比的情况，说得很清楚：现在敌人强、我们弱，硬拼肯定不行。他提出，不如把红军转移到赣江东岸，往根据地中心退一退，这不是真的逃，是“最后退却”，目的是把敌人引进来，等他们进了根据地，咱们熟悉地形、有老百姓支持，再找机会消灭他们——这就是“诱敌深入”的核心思路。

可这个现在看来无比正确的方针，当时却没被多少人理解。会场上议论声一片，不少干部想不通：为啥放着阵地不守，要往后退？反对最厉害的，是红3军团里平江、浏阳、阳新、大冶籍的领导干部。他们觉得，不如把1、3军团分开，红1军团去赣江东岸，红3军团留在西岸，夹着袁水布防，这样还能两边呼应。

就在这争议快压不住的时候，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站了出来。他看问题的眼光和毛主席一致，明确表示赞成“诱敌深入”。有了彭德怀的支持，红3军团里的反对声音很快就平息了，这算是暂时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可麻烦还没结束，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又站出来反对。李文林不是普通人，他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还亲手打造了红二、四团，论资历和功绩，在赣西南一带很有分量。但他有个缺点：遇到事容易盲从中央的指示，缺乏自己的判断。

当时李立三提出“进攻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口号，李文林完全陷进了这种“进攻狂热”里。他觉得，敌人都打过来了，咱们就得用进攻对付进攻，赶紧杀到白区去，让敌人自顾不暇，哪能往后退？他在会上跟毛主席据理力争，坚持要按“立三路线”来。

更让人揪心的是，李文林不光在罗坊会议上反对，之前就已经开始推动“立三路线”了。8月5日，他主持召开“二全会议”，会上把矛头直接对准毛主席，说毛主席的思路有问题；还指责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曾山等人“只会喊政治口号，不会用组织手段推进工作”，甚至建议中央开除刘士奇的党籍。之后，他牵头成立了新的赣西南特委，把“立三路线”在赣西南推得更凶。

9月24日，这个新特委还发了个《紧急通告第20号》，直接把毛主席之前定的“废除一切肉刑”政策给废了，反而把用肉刑的权力下放到了基层。这一下可好，不少地方开始用刑逼供，很多人没犯事却被屈打成招，硬扣上了“问题分子”的帽子。

这些屈打成招的“供词”传到中央，中央误以为“改组派”（当时国民党的一个反共组织）已经偷偷渗透到红军和根据地内部了，顿时紧张起来，赶紧催着江西这边加大反“改组派”的力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韶九走上了历史舞台——后来他在反“改组派”的过程中，搞了不少过火的事，造成了很多令人痛心的损失，而关于他的家庭和生平，现在很多资料都语焉不详，只有萧克上将回忆过几句：他父亲是湖南嘉禾的流氓头子，他自己在衡阳成章中学读书时因为恶习多被开除，后来才参加的革命。

回头看那段历史，毛主席的“诱敌深入”方针，从提出到推行，一路顶着重重阻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救了红军：敌人真的被引进了根据地，在接下来的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在龙冈一仗活捉张辉瓒，消灭敌人近万人，成功粉碎了蒋介石的10万大军“围剿”。

如果当时没有毛主席的坚持，没有彭德怀的支持，真按反对者的思路来，红军能不能顶住10万敌军的进攻，恐怕都是个未知数。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真正有远见的决策，往往在一开始不被理解，但只要符合实际、符合人民的利益，最终一定会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而那些因为盲从、狂热而产生的错误，也成了后来革命路上的重要教训，提醒着后人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来源：小南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