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本牛皮纸封面的账本，就压在我床头柜最底下，和我的退伍证、工厂的劳模奖状放在一起。

那本牛皮纸封面的账本，就压在我床头柜最底下，和我的退伍证、工厂的劳模奖状放在一起。

几十年了，纸页都泛了黄，脆得像秋天的干叶子，可我一次都没敢把它扔掉。

每到夜深人静，我仿佛还能闻到上头残留的、八十年代独有的墨水香，以及林惠指尖淡淡的雪花膏味道。

那味道，连同那个下午她通红的眼圈，和她递过来时微微发颤的手，一起成了我心里藏得最深、也最重的一块石头。

有时候老伴问我，老陈，你天天摸那本破本子干啥？

我只是笑笑，说，记着咱这辈子，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她不懂，没人懂。

这本账，记的不是钱，是人心。

是那个回不去的年代里，一个普通人能为良心和情义，扛起的最大重量。

第1章 铁皮仓库里的风

一九八五年，秋老虎还赖着不走，把红星机械厂的每个角落都烤得滚烫。

我叫陈敬明，是厂里一号仓库的管理员。

这活儿听着不起眼，就是个看大门的，但厂里人都知道，一号库里装的，全是进口的轴承、精密的仪表，金贵着呢。

所以，我这个岗位，人得稳，心要正。

我当过兵，在部队里就是管军械的，转业回来，李厂长拍着我肩膀说，敬明，厂里最要紧的家当，就交给你了。

我嘴上不说，心里那份责任感，比仓库里码得整整齐齐的货箱还要沉。

那天下午，日头偏西，暑气总算消了点。我刚锁好仓库的大铁门，准备去食堂吃饭，就看见财务科的出纳林惠，抱着个算盘和一沓账本，低着头匆匆从办公楼里出来。

林惠二十出头，刚从财会学校毕业没两年，白净脸，梳着两条麻花辫，平时话不多，见谁都只是腼腆地笑笑。

厂里的小伙子们背地里都叫她“小百灵”，说她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比唱歌还好听。

她径直朝我这边走过来，快到跟前了，才抬起头。

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的眼睛是肿的，像两颗熟透了的桃子，明显是刚哭过。

“陈哥。”她站定，声音有点哑。

“小林，这是咋了？谁欺负你了？”我这人直肠子，看不得姑娘家掉眼leì。

她摇摇头，把怀里的账本抱得更紧了些，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

周围人来人往，都是下班的工友，大家说说笑笑，声音嘈杂。

她看了一眼四周，压低了声音，几乎是在耳语：“陈哥，你……你现在有空吗？”

“有啊，正要去吃饭。”

“那……能不能先别去？”她咬着下唇，眼神里满是恳求和一种我说不出的紧张，“我……我想请你帮个忙，去你仓库里屋说，行吗？”

仓库里屋，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休息室，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炉子，平时我热个饭、歇个脚的地方。除了几个领导，厂里没人进去过。

我心里犯了嘀咕。

一个年轻的女出纳，下班了不回家，非要拉着我这个快三十的仓库管理员去小屋里谈事，这怎么看都有点不对劲。

厂里人多嘴杂，传出去不好听。

我犹豫了一下，说：“有啥事就在这说呗，或者去办公室也行。”

“不行！”她急了，声音都高了一点，又赶紧压下去，“陈哥，这事……这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我……我只能信得过你。”

“只能信得过我？”我更糊涂了。

我和她平时工作交集不多，也就是月底我去财务科对一下物料单，她给我签字，前后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

她怎么就“只能信得过我”了？

可看着她那双快要滴出水来的眼睛，拒绝的话，我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这人，吃软不吃硬。尤其是在部队里养成的习惯，觉得保护女同志是天经地义的事。

“行吧。”我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那一大串叮当作响的钥匙，重新打开了仓库沉重的大铁门。

“进来吧。”

铁门在我身后“吱呀”一声关上，把外头的喧嚣和光亮，一并隔绝了。

仓库里很暗，只有高处的小窗户透进几缕昏黄的夕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机油和铁锈混合的味道。

我领着她，穿过一排排顶到天花板的货架，走向里头那间小屋。

我的心跳，不知怎么，也跟着脚步声，一下一下，敲得越来越响。

直觉告诉我，这扇门后面，等着我的，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第2章 一本烫手的账本

里屋的灯泡是十五瓦的，光线昏黄，勉强照亮一小片地方。

我让她在唯一的凳子上坐下，自己则搬了个空木条箱，坐在她对面。

“喝水吗？”我指了指桌上的暖水瓶。

她摇摇头，依旧死死抱着怀里的东西，像是抱着救命的稻草。

屋里很静，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我等了半天，她还是不开口，只是低着头，肩膀微微发抖。

“小林，到底啥事啊？你再不说，食堂可就没饭了。”我没话找话，想缓和一下气氛。

她猛地抬起头，眼泪又涌了上来，顺着脸颊往下淌。

“陈哥，我……我可能闯大祸了。”她声音发颤，带着哭腔。

“别急，慢慢说。”我放缓了语气，像在部队里安抚那些第一次上靶场的新兵蛋子。

她深吸一口气，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把怀里那沓账本放到桌上，然后从最底下，抽出一个牛皮纸封面的本子，推到我面前。

“陈哥，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来，入手沉甸甸的。

封面上没写字，光秃秃的。我翻开第一页，借着昏暗的灯光，看清了上面的字。

我的瞳孔，瞬间就收缩了。

那不是厂里统一印发的标准账本，上面的字迹，也不是林惠那手娟秀的字，而是一种苍劲有力的笔迹。

更重要的是，上面记录的内容。

“三月五日，购进钢材一批，差价款，两千三百元。”

“三月十七日，招待省里检查组，餐费、礼品，八百六十元。”

“四月二日，补助困难职工张大海家属，三百元。”

……

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有支出，也有来源，但这些来源，都写得语焉不详，比如“计划外废料变卖款”，“协作单位赞助”等等。

我越看，心越沉。

我虽然不是干财务的，但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这是厂里的“小金库”，一本见不得光的账。

“这……这是从哪来的？”我的声音也变得干涩起来。

“今天下午，钱厂长让我去他办公室，把这个月招待费的账平一下。”林惠小声说，“我弄完了，他临时有事出去了，让我等他回来签字。我闲着没事，就帮他收拾了一下办公桌，结果在旧报纸堆底下，发现了这个……”

钱厂长，钱卫国，我们红星机械厂的一把手。

他也是部队转业的，打过仗，性格火爆，但对技术和生产抓得极严，对工人也够意思。谁家有困难，他知道了，总会想办法帮一把。

厂里人都又敬他，又有点怕他。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样一位铁腕厂长，会背地里搞这么一套。

“他……他不知道你看见了？”

“不知道。”林惠摇头，“我当时吓坏了，趁他没回来，赶紧把本子藏在我的账本里带了出来。陈哥，我……我该怎么办？”

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无助和恐惧。

我明白她的处境。

在八十年代，这“小金库”要是捅出去，就是天大的事。往小了说，是违反财经纪律；往大了说，就是贪污腐败，够钱厂长喝一壶的了，甚至可能要坐牢。

举报？

林惠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小姑娘，她敢吗？钱厂长在厂里根基深厚，得罪了他，她以后还想不想在厂里待了？

不举报？

那她就是知情不报，万一哪天这事被别人揭发出来，她这个经手财务的出纳，第一个脱不了干系。

这就像手里捧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

我沉默了。

手指摩挲着账本粗糙的封面，脑子里一团乱麻。

我看到了那些招待费、礼品费，心里确实有火。国家的钱，怎么能这么花？

可我又看到了那笔“补助困难职工张大海家三百元”。

张大海我认识，钳工车间的老实人，前阵子他老婆得了重病，到处借钱，厂里工会也组织了捐款，但还是杯水车薪。

原来，钱厂长背地里还补了这么一笔。

这三百块，在当时，可是一个普通工人快一年的工资了。

这本账，一半是灰色的，一半，似乎又带着点温度。

“陈哥，你说句话呀。”林惠带着哭腔催促我。

我抬起头，看着她那张被泪水和恐惧沾满的年轻脸庞，心里忽然做了一个决定。

“你为什么找我？”我问她，声音很平静。

“我……我不知道该找谁。”她抽噎着说，“我想来想去，整个厂，就觉得陈哥你最正直，最靠得住。你当过兵，又是党员，你肯定……肯定不会害我。”

“正直”……“靠得住”……

这几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心上。

这是信任，是把身家性命都托付给我的信任。

我不能让她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去扛这么大的事。

“小林，”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事，你从今天起，就当没发生过。这个本子，也从来没见过。”

她愣住了：“那……那这本子怎么办？”

“交给我。”我说。

“给你？”她瞪大了眼睛，满是不可思议，“陈哥，这……这会连累你的！”

“我是个男人，又是个老兵，总比你一个女同志能扛事。”我把账本合上，揣进自己怀里，隔着一层薄薄的工装，我能感觉到它沉甸甸的，而且，很烫手。

“你听我的，回去后，就当什么都不知道。钱厂长问起来，你也别慌，他不会怀疑到你头上的。以后，离他的办公室远一点。”

“可是……”

“没有可是。”我站起身，语气不容置疑，“这事到我这里，就打住了。天知地地知，你知我知。从这个门出去，烂在肚子里，对谁也不能说，包括你最亲的人，明白吗？”

她呆呆地看着我，眼泪还在流，但眼神里的恐惧，似乎少了一些。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

“快走吧，趁着天还没黑透。”我拉开里屋的门，又去打开仓库的大门。

外面的风吹进来，带着一丝凉意。

林惠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陈哥，谢谢你。”

她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跑进了夜色里。

我关上门，重新回到那间昏暗的小屋，摸出怀里那本账本，放在桌上。

我知道，从我接下它的那一刻起，我的生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我成了这个秘密的守护者，也成了一个随时可能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抱雷人。

第3章 心里的秤砣

接下来的日子，表面上风平浪静，我的心里却像是藏着一片海，时而风起云涌。

那本账本，被我用油纸包了好几层，藏在了仓库里屋床板下的一个暗格里。那是我当兵时练就的手艺，藏点东西，神不知鬼不觉。

每天上班，我还是那个一丝不苟的陈敬明。

检查门锁，核对出入库单，巡视货架，每一项工作，我都做得比以前更仔细。

我心里清楚，我 теперь不能出任何差错。一旦我这里出了问题，引来外人调查，那个暗格里的东西，就可能被翻出来。

那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事，还牵着林惠，牵着钱厂长，甚至整个红星厂。

我和林惠在厂里碰见，都像约定好了一样，只是点点头，眼神交汇的瞬间，又迅速错开，像两个揣着共同秘密的陌生人。

我能看到她眼里的感激，也能看到那份感激背后，深深的担忧。

而我，则多了一项“工作”——观察钱厂长。

以前，他对我来说，就是个高高在上的领导，威严，不苟言笑。

现在，我却开始用一种复杂的眼光去审视他。

他每天还是第一个到厂，最后一个离开。开会时，依旧是嗓门最大，拍桌子最响的那个。谁的活儿干得不漂亮，他能当着几百人的面，把你骂得狗血淋头。

可他骂完，又会亲自下到车间，手把手地教你。

有一次，二车间的王师傅操作车床时，不小心被铁屑划伤了手，血流不止。

钱厂长正好路过，二话不说，撕下自己的白衬衫袖子，给他紧紧包上，然后亲自开着厂里那辆破吉普，把他送到了医院。

回来的时候，他胳膊上还沾着王师傅的血。

我站在仓库门口，远远地看着，心里五味杂陈。

账本上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和眼前这个有血有肉的厂长，在我脑子里不断地打架。

一个会用“小金库”的钱去搞招待、送礼的人，怎么会是同一个人，会为了一个普通工人，撕烂自己的衬衫？

我越来越糊涂了。

这本账，到底是一本记录罪恶的黑账，还是一本记录着无奈和变通的灰账？

一个月后，我老婆，秀兰，突然跟我说，我们儿子小军的幼儿园，有个转到市里重点幼儿园的名额，但需要五百块钱的“赞助费”。

五百块！

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七十多块。这笔钱，对我们家来说，是天文数字。

秀兰愁得几天没睡好觉。

我也一样，翻来覆去，看着身边熟睡的儿子，心里像被猫抓一样。

哪个当爹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出息？

可我上哪去弄这五百块钱？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钱厂长突然把我叫到了他办公室。

他还是那副严肃的样子，递给我一根烟。

“敬明啊，听说你儿子上学的事，遇到难处了？”他开门见山。

我心里一惊，脸刷地就红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厂长，我……我……”我支支吾吾，不知道该怎么说。

“行了，别你了。”他摆摆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这里是五百块钱，你先拿去给孩子把名报上。这钱，算厂里借给你的，等你手头宽裕了，再慢慢还，不着急。”

我看着那个厚厚的信封，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了。

“厂长，这……这不行，我不能要。”我把信封推回去，“厂里有厂里的规定，我不能搞特殊。”

钱厂长眼睛一瞪：“什么规定不规定的？你是厂里的劳模，为厂里守着最重要的家当，你家里有困难，厂里拉一把，不是应该的吗？让你拿着就拿着，再推三阻四的，就是看不起我！”

他的语气很硬，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着，鼻子却有点发酸。

我最终还是收下了那笔钱。

晚上回到家，我把信封交给秀兰，她激动得眼圈都红了。

我却一夜没睡。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五百块钱，是从哪来的？

是厂里正常的账目支出？还是……还是从那本见不得光的账本里来的？

我不敢想下去。

如果这钱真的来自“小金库”，那我陈敬明，算什么？

我一边保管着他违纪的证据，一边又接受着他用这笔钱给予的恩惠。

我那颗自以为正直、坚硬的心，第一次出现了裂缝。

我感觉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天平上，一头是纪律和原则，另一头，是人情和恩义。

而钱厂长给我的这五百块钱，就像一个沉甸甸的秤砣，重重地压在了“人情”那一端。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闭上眼，就是那本账本，和钱厂长那张不容置疑的脸。

第4章 一场救命的豪赌

日子就在这种矛盾和煎熬中，一天天过去。

转眼到了冬天，厂区的梧桐树叶子都掉光了，光秃秃的树杈指向灰蒙蒙的天，看着就让人心里发冷。

就在这个时候，厂里出大事了。

三车间的老师傅，刘根才，在操作一台老旧的冲压机时，因为机器一个零件突然失灵，整只右手被卷了进去。

等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救出来的时候，那只手已经血肉模糊，不成了样子。

人送到医院，医生说，手是肯定保不住了，必须马上截肢，不然有生命危险。而且因为失血过多，急需输血，手术费、住院费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刘师傅家里，是厂里有名的困难户。

老婆长年有病，药罐子一个，两个孩子还在上学。他一个人，是全家的顶梁柱。

现在顶梁柱塌了，这个家，也就塌了。

消息传回厂里，所有人都沉默了。

工会第一时间组织了捐款，我也捐了二十块，几乎是我工资的三分之一。全厂职工，你十块，我五块，凑了两千多块钱送了过去。

可这点钱，对于后续的治疗和一家人的生计来说，还是不够。

按规定，刘师傅这是工伤，厂里应该负责。

但那时候的国营厂，办事流程慢得像老牛拉车。一层层上报，一级级审批，等钱批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医院那边催得紧，说再不交钱，后续的治疗就跟不上了。

刘师傅的老婆，一个瘦弱的女人，天天跑到厂长办公室门口哭，哭得全厂人的心都碎了。

钱厂长那几天，嘴上起了燎泡，眼睛熬得通红，见谁都黑着一张脸。

他跑了好几趟市里，找上级主管部门，嘴皮子都磨破了，可得到的答复，都是一个字：等。

那天下午，我看见钱厂长失魂落魄地从吉普车上下来，一脚踹在轮胎上，吼了一声：“等！等！等！人都等死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那么失态。

当天晚上，厂里开了个紧急会议。

我是党员，也参加了。

会上，气氛压抑得可怕。财务科长摊着手，说厂里账上流动资金紧张，实在抽不出更多的钱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困难，谁也拿不出一个解决办法。

钱厂长一直没说话，就坐在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整个会议室都烟雾缭绕。

最后，他把烟头狠狠地摁在烟灰缸里，站了起来。

“行了，都别说了。”他声音沙哑，但异常坚定，“刘根才是我们红星厂的工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厂子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家就这么完了。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说完，他转身就走出了会议室。

所有人都愣住了，不知道他说的“想办法”，是什么办法。

但我心里，却猛地一沉。

我几乎是立刻就想到了那本账。

那天晚上，我鬼使神差地，没有直接回家。

我揣着个手电筒，悄悄地绕到了财务科的办公楼后面。

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就是一种说不出的预感，让我觉得今晚会发生什么。

我躲在一个废弃的料堆后面，盯着财务科那扇唯一还亮着灯的窗户。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窗户的灯熄了。

紧接着，我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

两个人影，从办公楼的侧门里走了出来。

借着远处路灯微弱的光，我认出来了。

走在前面的，是钱厂长。

跟在他身后的，是林惠。

林惠怀里，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

他们没有走大路，而是沿着墙根，快步走向了厂区大门。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整个人像被冻住了一样，手脚冰凉。

我不用猜，也知道那个布包里装的是什么。

钱厂长，他动了“小金库”的钱。

他这是在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在为刘师傅一家，进行一场豪赌。

赌赢了，救了一家人的命。

赌输了，他这辈子，就全完了。

我一个人在寒风里站了很久很久，直到全身都冻透了。

我回到仓库的里屋，打开那个暗格，拿出了那本账。

我用颤抖的手，翻开了它。

我忽然觉得，这本账，不再是烫手的山芋，也不再是黑色的罪证。

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年代的无奈，照出了一个基层干部的担当，也照出了人性的复杂和温暖。

我第一次，对钱厂长这个我曾经在心里默默审判的人，生出了一股由衷的敬意。

这一夜，我抱着这本账，彻夜未眠。

我心里那个摇摆不定的天平，终于，彻底地倾向了一边。

第5章 风雨欲来

刘师傅的手术很成功，命保住了。

钱厂长送去的那笔钱，就像一场及时雨，不仅付清了所有的医疗费，还给刘师傅的家属留下了一笔生活费。

厂里没人公开讨论这笔钱是从哪来的，但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看钱厂长的眼神，除了敬畏，又多了几分亲近和感激。

风波似乎就这么过去了。

但我和林惠心里都清楚，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钱厂长动了“小金库”，就等于在这本原本就不干净的账上，又划开了一道又深又大的口子。

窟窿越来越大，迟早有补不上的那一天。

果然，没过多久，厂里就开始流传起一些风言风语。

先是有人说，市里要派联合调查组下来，清查各个国营单位的财务状况。

接着又有人说，厂里的副厂长，王副厂长，最近跟市里走得很近，三天两头往上跑。

王副厂长和钱厂长不对付，这是全厂公开的秘密。

钱厂长是军人作风，讲究效率和实干。王副厂长是机关里下来的，擅长写材料、搞关系。两人在工厂的发展理念上，一直有分歧。

这些消息，像一粒粒石子，投进我心里，激起一圈圈的涟漪。

我开始变得更加警惕。

每天下班，我都会把仓库里里外外检查好几遍，才敢锁门离开。

那本账，我也不敢再放在床板下了。我找了个油漆桶，把账本用塑料布裹好，放进去，再灌满机油，封上口，混在一堆废旧油漆桶里。

我觉得，只有这样，它才是最安全的。

一天中午，林惠找到了我。

她是在食堂门口等我的，脸色煞白，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陈哥。”她把我拉到一个人少的角落，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出事了。”

“怎么了？别慌。”我心里一紧，但还是强作镇定。

“今天上午，王副厂长……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问我厂里是不是有两本账。”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你怎么说的？”

“我……我说没有，就一本账，都在财务科锁着呢。”林惠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可他……他根本不信，他说，有人跟他举报了。他还说，让我考虑清楚，是跟着钱厂长一条道走到黑，还是……还是主动跟组织说明情况。”

“他这是在诈你。”我定了定神，分析道，“如果他真有证据，就不会找你了，直接就捅到市里去了。他这是没抓到把柄，想从你这里打开缺口。”

“可我害怕啊，陈哥。”林惠抓着我的胳膊，手冰凉，“他看我的眼神，就像要吃了我一样。他说，让我回去好好想想，明天给他答复。”

我沉默了。

我知道，王副厂长这招，叫敲山震虎。

林惠一个小姑娘，哪里经得住这种阵仗。她现在就像一根绷紧的弦，随时都可能断掉。

一旦她扛不住，把事情都认了，那一切就都完了。

“陈哥，要不……要不我们把账本交出去吧？”林惠带着哭腔说，“这样……这样至少能算个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我不想坐牢，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

“不行！”我斩钉截铁地打断了她。

“为什么？”她不解地看着我。

“小林，你听我说。”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账本交出去，钱厂长固然完了。可你想过没有，刘师傅那笔救命钱，是怎么来的？是从这本账上来的。到时候一查，这笔钱就成了说不清的‘赃款’，刘师傅家可能还要把钱退回来。你忍心看着他们一家老小，再被逼上绝路吗？”

林惠愣住了，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还有，”我继续说，“这本账上，还记着好几笔补助其他困难职工的钱。一旦公开，这些人都要被牵连进来接受调查。到时候，整个红星厂，人心就散了。”

“这本账，现在已经不只是钱厂长一个人的事了。它关系到很多人的饭碗和安宁。”

“我们把它交出去，是遵守了纪律。可我们守住了纪律，却可能毁了好几个家庭，也毁了一个真心为工人的好厂长。”

我的话，像一把重锤，敲在林惠心上。

她慢慢地松开了抓着我胳膊的手，眼神里充满了挣扎和痛苦。

“那……那我该怎么办？”

“明天王副厂长再找你，你还是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他没证据，就不敢把你怎么样。记住，只要我们俩不松口，谁也拿我们没办法。”

“可是……我怕我顶不住……”

“你能行。”我看着她，给了她一个坚定的眼神，“想想刘师傅那一家人。想想钱厂长。小林，有时候，守住一个秘密，比说出真相，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件需要勇气的事。”

那天中午，我和林惠谈了很久。

我不知道她最后听进去了多少，但她离开的时候，腰杆似乎比来的时候，挺直了一些。

而我，在送走她之后，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知道，王副厂长不会善罢甘休。

一场围绕着那本账本的暗战，已经正式打响了。

而我和林惠，这两个无名小卒，已经被卷入了风暴的中心。

第6章 对峙

王副厂长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第二天一早，厂里的广播就通知，说市里的联合调查组要进驻我们红星厂，进行为期一周的财务审计和工作作风检查。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全厂炸开了锅。

大家都在窃窃私语，说这肯定是冲着钱厂长来的。

我心里清楚，这是王副厂长请来的“尚方宝剑”。

那天，整个厂区的气氛都变了。

平时嘻嘻哈哈的工友们，都变得沉默寡言。车间里，除了机器的轰鸣声，听不到一点多余的动静。

调查组的人，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表情严肃，在王副厂长的陪同下，先是去了财务科，封存了所有的账目。

我站在仓库门口，远远地看着。

我看到林惠脸色苍白地从财务科办公室里出来，走路都有些踉跄。

我的心，揪得紧紧的。

我知道，她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下午，轮到我了。

两个调查组的同志，在王副厂长的带领下，来到了我的仓库。

“陈敬明同志，我们是市调查组的。”为首的一个中年男人，表情严肃地对我亮了亮证件，“根据群众反映，我们需要对你管理的仓库，进行一次全面的盘点和检查。”

“欢迎领导检查。”我面无表情地说，掏出钥匙，打开了仓库的大铁门。

我知道，他们不是冲着仓库里的轴承和仪表来的。

他们是冲着别的东西来的。

他们进到仓库里，开始一排排货架地检查，每一箱货物都要打开看，每一张单据都要仔细核对。

我跟在他们身后，一言不发。

王副厂长则像个主人一样，在旁边指指点点，不时地跟调查组的人说着什么，眼神还总是有意无意地往我身上瞟。

检查了两个多小时，一无所获。

仓库里的货物，账目清晰，一是一，二是二，挑不出半点毛病。

调查组那个中年男人，眉头皱了起来。

王副厂长有点急了，他走到我那个里屋门口，指着说：“领导，这里面也检查一下吧。这是他的休息室，平时很少让人进。”

他的话，意有所指。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但我脸上，依旧不动声色。

“可以。”我说着，打开了里屋的门。

小屋里一览无余，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炉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们把床板掀开，把桌子抽屉拉开，甚至连我床底下的鞋都拿出来看了看。

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有。

王副厂长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陈敬明，我再问你一次。”他走到我面前，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你是不是帮钱卫国，藏了什么不该藏的东西？”

我迎着他的目光，平静地说：“王副厂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知道，我是一个仓库管理员，我的职责，就是看管好厂里的这些财产。至于别的，我一概不知。”

“你！”王副厂长气得手指着我，说不出话来。

调查组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

那个中年男人走过来，拍了拍王副厂长的肩膀，然后转向我，语气缓和了一些：“陈敬明同志，请你不要紧张。我们只是例行检查。如果你发现了什么违纪的线索，希望你能本着一个党员的原则，主动向组织反映。”

我点了点头：“我明白。”

他们最终还是走了。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背上，已经全是冷汗。

我知道，第一回合，我扛住了。

但我也知道，这事没完。

当晚，我破天荒地没有回家，就睡在了仓库的里屋。

我怕他们会杀个回马枪。

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风刮过仓库铁皮屋顶的声音，一夜无眠。

我在想，我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

为了一个所谓的“情义”，为了一个复杂的“好人”，把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

可一闭上眼，我又会想起林惠那张无助的脸，想起刘师傅老婆跪在地上痛哭的样子，想起钱厂长在会议室里那句沙哑又坚定的“我来想办法”。

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过。

我忽然明白了。

我守护的，不仅仅是一本账。

我守护的，是那个年代里，人与人之间最后的一点信任和温暖。

是普通人在面对冰冷的制度时，仅有的一点挣扎和变通。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

第二天，钱厂长被调查组叫去谈话了，谈了整整一天。

他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背影显得有些佝偻，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

可他的腰杆，依旧是挺直的。

第三天，调查组找我谈话。

还是那个中年男人，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单独和我谈。

没有了王副厂长在场，他的态度温和了许多。

他给我倒了杯水，和我聊家常，聊我当兵的经历，聊我的家庭。

我知道，这是攻心战术。

最后，他话锋一转，切入了正题。

“敬明同志，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钱卫国同志在财务管理上，确实存在一些不规范的问题。但是，他本人，拒不配合调查。”

他看着我，眼神锐利：“我们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现在，组织上需要你的帮助。只要你能把那本关键的账本交出来，你就是有功之臣。组织上可以保证，这件事，绝对不会牵连到你。”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水是温的。

我沉默了很久。

然后，我抬起头，看着他，缓缓地，但很坚定地摇了摇头。

“领导，我真的不知道什么账本。”

我说出了和昨天一样的话。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最后，他叹了口气，靠在了椅子上。

“陈敬明，你会后悔的。”

我没有说话。

走出会议室的时候，阳光很刺眼。

我知道，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选择了和钱厂长，和林惠，和那些被这本账保护过的人，站在一起。

无论结局如何，我，认了。

第7章 尘埃落定

调查组在厂里待了一个星期，把红星厂翻了个底朝天。

但最终，除了查出一些招待费超标、报销手续不规范的小毛病之外，什么关键性的证据也没找到。

我和林惠，都顶住了压力，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物证，又没有旁证，调查组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他们走的那天，厂里的气氛，一下子就松快了下来。

王副厂长，则彻底成了厂里的笑话。大家都说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那以后，他见了我和钱厂长，都是绕着道走。

一场眼看就要掀起滔天巨浪的风波，就这么看似平静地过去了。

只有我知道，这平静的水面下，是怎样的惊心动魄。

又过了一个月，市里下发了一份文件。

钱卫国厂长，因为“在财务管理上存在失察责任”，被免去了红星机械厂厂长的职务，调到市总工会，当了一个副主席，一个闲职。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明降暗保”。

上级虽然拿掉了他的实权，但也肯定了他过去的功劳，没有一棍子打死。

钱厂长走的那天，没有搞什么欢送仪式。

他自己一个人，拎着一个旧皮包，就像他刚来厂里时一样。

全厂的工人，都自发地从车间里走出来，站满了厂区的主干道，默默地为他送行。

没有人说话，但那一道道沉默的目光，比任何欢呼和口号，都更有力量。

钱厂长走到我的一号仓库门口时，停下了脚步。

他朝我走了过来。

我们俩，就这么面对面站着。

“敬明。”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厂长。”我立正，像个士兵一样。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眼神里有感激，有欣慰，还有一丝歉意。

他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样的。”

他只说了这三个字，然后就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我看着他逐渐远去的、不再那么挺拔的背影，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些话，永远都不用说出口了。

他懂，我也懂。

钱厂长走后，王副厂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一把手。

他上台后，林惠第一个就被从出纳这个关键岗位上调走了，调去了工会，管发电影票和组织舞会。

一个学财务的高材生，就这么被废了。

林惠走的那天，来我这里坐了坐。

她还是那副文静的样子，但眉宇间，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惊慌和恐惧，多了一份同龄人没有的沉静和成熟。

“陈哥，谢谢你。”她给我倒了杯水，说的还是那句话。

“谢啥，我啥也没做。”我笑了笑。

“不，你做的，比谁都多。”她看着我，很认真地说，“你教会了我，什么叫担当。”

我们聊了很久，聊钱厂长，聊厂里的变化，但谁都没有再提那本账。

它像一个我们共同遵守的誓言，被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后来，没过两年，林惠就嫁人了，嫁给了一个外地来的大学生，跟着丈夫，调去了南方。

走之前，她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一句话：

陈哥，祝你一生平安。

我把那张明信片，和我的劳模奖状放在了一起。

第8章 岁月的回响

时间，是最好的橡皮擦，也是最好的刻印机。

它擦去了曾经的惊心动魄，却把那些人和事，深深地刻进了我的生命里。

九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席卷了每一个角落。

我们红星机械厂，也没能幸免。

工厂效益一年不如一年，最后，被一家南方的私营企业收购了。

我们这些老工人，要么拿着一笔微薄的遣散费回家，要么就得重新和新老板签订用工合同，待遇和从前，天差地别。

我选择了前者。

我干了一辈子的仓库管理员，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地离开了那个我为之付出了整个青春的地方。

离开的那天，我最后一次走进了那个熟悉的小屋。

我从那个废旧的油漆桶里，取出了那个用塑料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账本。

机油隔绝了空气和潮湿，账本还和当年一样，只是纸页的边缘，已经开始泛黄。

我把它带回了家，压在了箱底。

我成了一个无业的下岗工人，为了生计，我去蹬过三轮，看过大门，摆过地摊。

日子过得很苦，但我的心，是安宁的。

有时候，秀兰会抱怨，说我当初要是在调查组面前，稍微“灵活”一点，把钱厂长的事说了，说不定就能得到王厂长，不，是王老板的重用，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每到这时，我都不跟她争。

我只是笑笑，走进里屋，拿出那个账本，静静地摩挲着。

有些事，是不能用金钱和地位来衡量的。

一晃，又是二十多年过去。

我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儿子小军，也早已成家立业，在城里买了房。

他好几次想接我和老伴去城里住，我都拒绝了。

我离不开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小城，离不开这些老邻居、老工友。

前年，我参加了一个老工友的葬礼。

在葬礼上，我意外地碰到了一个人——钱厂长的儿子，钱小刚。

他也是回来奔丧的。

我们俩站在角落里，聊了很久。

他告诉我，他父亲，钱卫国，在总工会那个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后，身体就不太好，前几年已经过世了。

“我爸临走前，一直念叨着一个人。”钱小刚看着我，眼神很复杂，“他说是红星厂一个姓陈的仓库管理员，说那个人，是条真正的汉子，是他这辈子最敬佩，也最对不住的人。”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他还说，”钱小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他说，当年，他欠了你五百块钱，一直没机会还。这笔钱，他记了一辈子。他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厚厚的一沓钱。

我没有数，但我知道，肯定不止五百。

“你爸……他还说什么了吗？”我声音哽咽地问。

钱小刚摇了摇头：“别的就没多说了。只是反复叮嘱我，说人这辈子，可以犯错，但不能没有良心。他说，红星厂那本账，是他一辈子的错，但也是他一辈子的骄傲。”

听到“那本账”三个字，我浑身一震。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他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他知道。

我们之间，隔着一本账，却像是隔着千山万水，又像是近在咫尺。

那天回家后，我把我锁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

我把那本珍藏了几十年的账本，拿了出来。

我决定，做一件事。

我用打火机，点燃了账本的一角。

火苗，从泛黄的纸页上窜起，慢慢地吞噬着那些熟悉的笔迹，那些记录着一个时代无奈与挣扎的数字。

火光中，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钱厂长，那个惊慌失措的林惠，还有那个在仓库里辗转反侧的、年轻的自己。

账本，最终化为了一堆灰烬。

风一吹，就散了。

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我知道，那个属于我们的时代，连同它所有的秘密、情义和坚守，都过去了。

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被烧掉的。

它留在了我的骨子里，也留在了那些被那本账温暖过的人们的心里。

这就，够了。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