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期间还有一件事，是关于几件文物的事。我的侄子冯有责有一次写信告诉我，发现一个铜的东西，老百姓叫它铜锅，现在拿来喂猪，上面有字，你要不要看看？他用铅笔拓了几个字给我，我一看，从字的结构来看，仔细琢磨应该是战国以前，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楚国的字体。这个器物应该很大

那陵君鉴和罪已诏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是关于几件文物的事。我的侄子冯有责有一次写信告诉我，发现一个铜的东西，老百姓叫它铜锅，现在拿来喂猪，上面有字，你要不要看看？他用铅笔拓了几个字给我，我一看，从字的结构来看，仔细琢磨应该是战国以前，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楚国的字体。这个器物应该很大，不然，老百姓也不会将它叫铜锅。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很混乱的时候，老百姓把铜锅拿到无锡市博物馆去，博物馆也在闹两派斗争，根本没人管，没有人要。拿到收废铜烂铁的地方也不收，因为青铜器是铜锡合金的，不能化，化了以后也炼不成铜，所以根本不要。所以老百姓就觉得没用处了，就放在猪圈里拿它当喂猪的食槽，小的豆和匜就扔在边上了。

我给我侄子冯有责说，这个肯定有价值，你赶快跟他们商量，把东西交给我，我来处理好这件事。我先买了一大批书送给他们，我说，这件东西如果值钱，钱我自己绝不会拿，一定交给你们；如果是国家要收藏，那也是作为你们捐赠给国家的。我的侄子把我的意思给乡里人讲了，乡里人说，不要管那么多了，你叔叔已经买这么多书来了，由他处理吧，我们不管了。

可是怎么运过来呢？我无锡的一个朋友想了个主意。无锡有一个有名的制造衣服的厂子，这个厂子装衣服用的箱子都是很厚的硬纸板，就像木板一样，但是很轻。他们就用这种纸箱，装了这几件东西。因为这几件东西虽然有大有小，但是都很薄很轻的，都不重，一封起来，外表一看就是一箱子衣服。那个时候也没检测什么，送到货运站就运到北京了。我请了个朋友到货运站把它拉回来。

我一看到这五件东西，当然非常高兴，也非常喜欢。大的这件铜器直径估计有六七十厘米，像煮东西吃的锅一样的，老百姓叫它铜锅，其实它的名字是鉴，里面放上水可以照面孔，也能盛东西。铜鉴上面全是古代的文字，我大部分都能认识，特别是"以祀皇祖，以享父兄"这几个字，看得一清二楚。跟这个鉴一起的还有两个豆，就是脚很高的圆盘子，底下有个座子，就像现在点蜡烛的烛台一样，上面也有文字，跟鉴上的文字差不多。还有一个匜，还有一些别的器物。

故宫博物院的唐兰先生说最好留在北京，这几件东西很重要。唐兰先生也没看见这些东西，他看到的只是我拿去的拓片，结果还没等东西送到北京，唐先生去香港讲学太累了，回到北京，突如其来地病重去世了。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我就把这几件东西放在我张自忠路的小房间里一张单人床的床底下。路的小房间里一张单人床的床底下。

裘锡圭、李零这几位古文字专家都到我家里来看过。我担心万一红卫兵看到这个，不讲道理来给砸掉了怎么办？所以我就跟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姚迁商量，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为什么跟他商量呢？因为这是江苏出来的文物，具有地域性的历史意义。

姚迁是真正的专家，是地地道道这一行的专家。他来看了这几件东西，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你能把这几件东西交给我，是我们的光荣。他说，我至少也要给你三万块钱。我说，你三分钱都不能给我，你给我三分钱就害我了，我就说不清楚了。我拿了钱就变成卖给你的了。只能无条件地拿去，我只要你一个东西﹣﹣收条。你给我一个收条，写上收到我交给你的，我们家乡出土的几件青铜器，已经收藏了，这个我要。我说，我有了这个收条就可以跟我的老乡有个交代。后来姚迁说，那至少你运到北京、藏来藏去这些费用我们得算给你，不算买，算我们运来的。

我说，总而言之不能有一分钱，有了钱了，就有经济问题了，没有钱，就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地下发掘的，交给国家，正正当当，没有任何问题，来去费用我自己还承担得起，不向国家要。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派了三个干部到北京来把这几件青铜器运回南京，陈列在南京博物院里。拿去了以后给了我一个收条，一个拓片，装裱好一个轴子给我了。这些东西我交给了我的无锡的学术馆了。

这件铜鉴后来定名为"那陵君鉴"。后来很多考古杂志上都发表了研究这个铜鉴的文章。这件铜鉴出土的地方，是属于楚国的地方，这地方当时可能还是春申君的管辖范围。这个铜鉴的价值，据说最小的度量衡的单位在这上面有，我没有看到，交给他们以后，他们洗刷了以后看得清楚，又发现两个耳朵背后都有藏主的名字，还发现了最小的量尺单位，所以这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发现。

在"文革"期间，我的家乡有一次挖河的时候发现一个明代的棺材，棺材一点没有损坏，把棺材揭开尸体也没有腐烂，可是这个人的脑袋是用泥塑的，拼上去的，证明这个人是被砍了脑袋的，脑袋没有拿回来。尸体的胸口有一个黄布口袋，黄布口袋里面有一份文件。这个口袋老百姓挖到了就扔在旁边。我的侄子，也是参与挖河的，看见了好奇，他就捡了出来，共两张，用信寄给了我。他说：你看看这个有没有用，挖河挖出来的。我一看，是完完整整的一份皇帝的罪己诏。

我们在小说里经常看到皇帝的罪己诏，但是没有看到过实物，这次看到了真正的皇帝的罪己诏了。内容清清楚楚：意思就是北京太和殿失火，是因为皇帝失德，所以造成这样的灾祸，因此下一个罪已诏，大赦天下，最后有一条：造反不赦。这很有意思。我拿到这个罪己诏，觉得很珍贵，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全国还没有出现过罪已诏。

我送到故宫去，结果故宫正在打派仗，乱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有人管这个。故宫有一位朋友好意，跟我说，你这件东西已经糟了，我帮你托一下吧。我就说，那你就托吧，没有想到一托以后掉了一些字，幸好句子还上下能通，掉的字不多。当时故宫没有人要，我就拿回来了。

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现在我的文集里也收进去了。我查到太和殿失火，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为什么失火呢？是正月十五宫里举行灯节，灯火辉，太和殿的灯制作得特别漂亮，但是旁边放了大堆的蜡，蜡是易燃品，火星掉到蜡上，"哗"就烧起来了，这个皇帝在豹房，看到太和殿的大火。还说"是好一棚大烟火"，高兴得很。实际上完全是他们玩忽职守，造成的这样一个大灾，然后第二年增加赋税，重建太和殿，最后这场大灾难，都加在老百姓的头上了。

直到前几年，第一历史档案馆接受无锡国专的校长唐文治的日记，他在清代是外交大臣，他有驻外使节的日记，这是我们外交的一份史料，所以这一份驻外使节的日记就捐赠给第一历史档案馆了。唐文治先生的孙女就来请我，问我能不能去参加捐赠仪式。因为我听过唐先生讲课，我说我一定去。唐老先生的日记被国家收藏，当然是件大事，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举行了仪式，开了座谈会。完了以后，我说，我那里有一份皇帝的罪己诏，你们要不要？如果要，也一起捐赠给你们。他们一听说罪己诏，高兴得不得了，就跟我商量要给我多少费用。我说一分钱也不能要，这是出土的东西，你们只要接受就行了。他们马上派了人到我家里，拿走了这份罪己诏。后来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经调查全国仅有这一份皇帝的罪己诏，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

抄《红楼梦》

1968年，"文革"高潮时，我为什么要抄《红楼梦》呢？因为造反派抄家的时候把我的影印庚辰本《石头记》抄走了，而且当黄色书展览了。我就着急了，万一此风刮向全国，那《红楼梦》就要遭灭顶之灾了，所以想偷偷抄一部保留下来，万一《红楼梦》被销毁了，我还能保留一部。

我特别伤心的是，中国文学史的课，我讲《红楼梦》的时候，在张自忠路1号，在礼堂里讲的。全校所有愿意听的学生都到礼堂来听我讲《红楼忠路1号，在礼堂里讲的。全校所有愿意听的学生都到礼堂来听我讲《红楼梦》，一部《红楼梦》连讲了好几天。那个时候把《红楼梦》评价为国家最宝贵的一部书，最了不起的一部书，结果"文化大革命"一来，把它当黄色书看待了，真可怕，我觉得毁灭一种文化也很容易。

所以我就跟要好的朋友说，你帮我在学校图书馆里借一部庚辰本《石头记》来。什么叫庚辰本呢，乾隆二十五年是庚辰年（1760年），那一年的抄本就叫庚辰本，后来这个本子影印出来了，原抄本现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书馆。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深入研究《红楼梦》，但是我已经认识到《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很珍贵。所谓早期，就是曹雪芹去世以前的抄本。曹雪芹去世以前只有三种本子，一种是乾隆十九年的甲戌本，因为那年是甲戌年（1754年），所以叫甲戌本，但是甲戌本只有十六回。还有一种是乾隆二十四年的己卯本，那年是己卯年（1759)，所以叫己卯本。还有一种是庚辰本，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年的本子。本来最完整的《红楼梦》是八十回，己卯本只剩一半了，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庚辰本有七十八回，八十回只少两回，而且这两回呢，已经很早就有人补进去了。所以我就私底下托人从图书馆借出来一部庚辰本的影印本。

我借来以后，天天夜里等大家睡了，总得十点以后，我才开始抄。每天限定要抄多少，一般抄到十二点，有时候抄到凌晨一点。我用的纸，用的墨，用的笔都很讲究。当时"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管得那么严，因为我一直要写字嘛，我就收了不少好墨和好笔。纸呢，当时荣宝斋还有一些老纸，专门抄书用的，我也买了一些。从1967年12月3日起，一直抄到1968年6月12日，我把整部《红楼梦》八十回全部抄完了。开始是小楷，但是长期不写这样工整的字，开始写得有点生疏，到中间越写越灵活了。以前我一直临帖的，慢慢恢复到原来写字的习惯了，我自己也很喜欢。大概二十回以后到五六十回，这一段是写得最下功夫的。到后来听说要去干校了，我怕来不及，就用行书写的，又是另一种风格。

到1969年，正式通知要去干校以前，我刚好把这部书抄完。照庚辰本的原书的行款，包括原书上面错的字我也不改，还是照它的原样抄下来。遇到那天学校有重大的事件，比如武斗，我就在装订线的外边，用蝇头小楷写上"昨夜大风撼户"。后来再看我抄的《红楼梦》，有好几处这样的字迹。抄完那天我写了一首诗："《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现在一直保存着。

抄完了这部《红楼梦》，我对《红楼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结合曹雪芹的时代和家庭遭遇来看，他的家庭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最后才会写出这样一部了不起的小说。

实际上《红楼梦》既是小说，也不完全是小说，它跟一般的纯粹以故事为内容的小说不一样，它有很多情节隐蔽在这书里，结合他的家庭遭遇可以看出来。曹雪芹为了使整个故事完整，同时也为了让世人把它当作一种茶余饭后读的小说来看，不要看透他自己的心意，所以他要掩盖自己。以前人说它是自传，胡适说《红楼梦》是自传，自传也不对，这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传记来写的。书里有许多虚构的东西，比如太虚幻境，家庭哪来的太虚幻境？没有这个可能，那是神话，他虚构的东西。

《红楼梦》最主要的内容，是宝黛爱情，曹雪芹通过宝黛爱情，描写了一种新的思想，自由恋爱的思想。这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种自由思想，所以它与以往所有的小说都不同，它透露了必然到来的新时代的信息。

我抄完这部《红楼梦》，我感到，曹雪芹的家庭和他亲戚家庭的遭遇是书中隐蔽的内容。整部《红楼梦》八十回，有很多写欢乐的场面，但是一种悲凉的调子一直没有变。即使在欢乐的时期，在最繁华、最荣华的时候，也总是让人感觉到一种悲凉的调子。比如说元妃省亲，夜里看满园的灯火，马上叹息说"太奢侈靡费"了，她不是称赞，而是感伤，是话里有话。等到见了贾母，见了贾政，当时是先行国礼，贾母、贾政给她参拜，然后再行家礼，元妃要行子女的礼，行礼完了以后，元妃"泪如雨下"，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这些都不是一种欢乐场面，在荣华富贵到了极端的情景之下，忽然冒出来这些"泪如雨下"，"太奢侈靡费"了，都是在极度热闹的环境中发出的一种伤心的凄凉的冷调子，在极度的暖调热调中，看出来一股冷意，一种冷调子。我抄完这部《红楼梦》，对《红楼梦》增加了不少新的认识。

冯其庸（1924年2月3日—2017年1月22日），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斋名瓜饭楼，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红学家，文史专家，生前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冯其庸于1942年考入省立无锡工业专科学校；1946年初入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接受顶级、系统的国学训练；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48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9年4月22日迎接解放军渡江，随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5月在苏南行署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任教于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1954年8月调中国人民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0年、1981年—1982年两度赴美国在斯坦福、哈佛、耶鲁、柏克莱等大学讲学；1986年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1996年应邀访问德国、法国，并在柏林和巴黎考察两国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005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主要研究《红楼梦》，还研究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2017年1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