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星机械厂,那是我从我爸手里接过的饭碗,叮叮当当的机器声,我听了快二十年,我以为这辈子,我都会是那个穿着蓝色工服,满身机油味的高级钳工陈师傅。
1996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也更冷。
哈出的气,一瞬间就能在空气里凝成一团小小的白雾。
我叫陈辉,三十六岁,活了前半辈子,第一次尝到什么叫走投无路。
红星机械厂,那是我从我爸手里接过的饭碗,叮叮当当的机器声,我听了快二十年,我以为这辈子,我都会是那个穿着蓝色工服,满身机油味的高级钳工陈师傅。
结果一张纸,就把我这二十年的念想给拍碎了。
下岗通知。
三个字,冰冷得像车间里停工的机床。
老婆梅玲没说什么,就是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儿子小军才上小学,正是蹿个子的时候,裤腿短了一截,也没吵着要新的。
这家里啊,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慌。
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能坐着等死。
跑了几个月,工作没找到,兜里那点遣散费倒是越来越薄。
最后,是我大舅子,他看我实在不像样,给我出了个主意。
“辉啊,别好高骛远了,先干点什么活起来。我认识个朋友在南方开了个袜子厂,能拿到便宜货,你去摆个摊试试?”
摆摊。卖袜子。
我一个高级钳工,厂里的技术大拿,去街边上跟那些小商小贩一起,吆喝着卖一块钱一双的袜子?
那张老脸,往哪儿搁啊。
可看着梅玲悄悄缝补儿子旧衣服时发红的眼圈,我心里那点可怜的自尊,就像被砂轮磨过一样,疼,但还是被磨平了。
干!
为了老婆孩子,别说摆摊,就是去捡破烂,我也认了。
货是赊来的,满满两大包,五颜六色的,散发着一股廉价染料和棉线混合的味道。
摆摊的家伙什也简单,一张塑料布,一个折叠小马扎。
地点我选了我们区最老旧的那个农贸市场门口,那里人流量大,而且……碰见熟人的概率,应该能小一点吧。
我心里这么安慰自己。
第一天出摊,天还没亮透。
我蹬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驮着我全部的身家,寒风跟刀子似的,一刀一刀割在脸上。
到了地方,我磨蹭了半天。
看着旁边卖煎饼果子的大姐已经热火朝天,卖盗版磁带的小伙子也把音响开得震天响,我这心里啊,就跟塞了团湿棉花似的,又堵又沉。
把塑料布铺在地上,我蹲下来,一双一双地把袜子往外摆。
棉袜、丝袜、儿童袜……我把它们按颜色、按款式,排列得整整齐齐,就像在车间里摆放我的工具一样。
这是我最后一点,属于钳工的固执。
摆好了,我就缩在小马扎上,把手揣在袖子里,头埋得低低的,活像个犯了错等着挨训的小学生。
人来人往,脚步声、说话声、讨价还价声,在我耳朵里都成了噪音。
我不敢抬头,我怕看到任何一张熟悉的面孔。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摊位前,连个停下脚步的人都没有。
腿蹲麻了,心也一点点凉了下去。
也许,我根本就不是这块料。
我甚至开始怀念车间里那震耳欲聋的机器声,那声音虽然吵,但踏实。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准备收摊回家的时候,一双擦得锃亮的黑色皮鞋,停在了我的摊位前。
那鞋的款式,我熟。
厂里开大会,领导们才穿这个。
我的心,咯噔一下,猛地往下一沉。
别抬头,千万别抬头。
我像个鸵鸟一样,死死盯着地上那些袜子,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这袜子……怎么卖?”
一个熟悉又威严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
这声音,我太熟了。
化成灰我都认得。
每天早上厂里的大喇叭,每周一的升旗讲话,还有……最后在我的下岗通知书上签字时,对我说“小陈,厂里困难,多理解”的那个声音。
钱广运。
我们的厂长。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
浑身的血都往脸上涌,烧得我脸颊滚烫。
完了。
这下全完了。
我这辈子最狼狈的样子,被我最不想让他看见的人,看了个正着。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被扒光了衣服扔在雪地里的小丑,所有的窘迫、难堪、不甘,都被那双锃亮的皮鞋,无声地踩在了脚下。
我死死地咬着嘴唇,就是不抬头。
装不认识,对,就装不认识。
我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棉的,一块一双。”
声音又干又涩,还带着一丝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颤抖。
他好像没听出我的声音,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过,蹲在这里卖袜子的会是我。
他弯下腰,我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烟草味,混着雪花膏的香气,还是那么熟悉。
他伸出手,那双手保养得很好,不像我们这些一线工人,满是老茧和油污。
他拿起一双深灰色的男袜,在手里捏了捏,似乎在看质量。
“嗯,料子还行。”
他自言自语。
我恨不得时间就此停止。
每一秒,都是煎熬。
“给我……拿十双吧,都要深色的。”他说。
我机械地抬起手,开始给他捡袜子。
手指头冻得有点僵,动作笨拙得很。
我始终低着头,用眼角的余光,能看到他裁剪得体的深灰色呢大衣的一角。
他曾经穿着这件大衣,在全厂表彰大会上,亲手把“技术标兵”的奖状递给我,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好好干,你是我们厂的未来。”
未来……
我的未来,就是在这寒风里,卖一块钱一双的袜子。
一股巨大的心酸和委屈,猛地冲上我的鼻腔,眼眶瞬间就热了。
不行,不能哭。
陈辉,你是个爷们儿,不能在这儿哭。
我胡乱地把十双袜子塞进一个塑料袋,递过去,声音闷得像从地底下传来。
“十块。”
他接过袋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子。
就在他掏钱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把他大衣的领子吹开了,露出了里面的毛衣。
那件藏青色的毛衣,领口的地方,脱了一圈线。
我的目光,像是被那圈脱落的线头给勾住了。
心里,莫名地动了一下。
他递过来一张十块钱的票子,我伸手去接。
就在我们指尖触碰的那一刹那,他大概是感觉到了我手上的粗糙和老茧,动作顿了一下。
他抬起头,仔细地看向我。
我也终于,被迫抬起了头。
四目相对。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他的眼神里,先是疑惑,然后是震惊,接着,是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像是惋惜,又像是……愧疚。
“陈……陈辉?”
他叫出了我的名字。
我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所有的伪装,在这一刻被彻底撕碎。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却像堵了块石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是他。
真的是他。
钱厂长。
他看上去,比在厂里的时候,憔悴了许多。
头发好像也白了不少,眼角的皱纹,更深了。
那双曾经在大会上炯炯有神的眼睛,此刻也显得有些黯淡。
我们两个人,一个站着,一个蹲着,就在这嘈杂的菜市场门口,相对无言。
周围的喧嚣,仿佛都离我们远去。
我能听见的,只有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
还是他先开了口,声音里带着一丝艰涩。
“你……怎么在这儿?”
我能怎么说?
说被你签了字开除了,没活路了,只能来这儿丢人现眼?
我扯了扯嘴角,想笑一下,结果比哭还难看。
“……讨生活。”
我说。
简单的三个字,却耗尽了我全身的力气。
钱厂长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化为一声长长的叹息。
他看着我地上的摊子,那些被我摆得整整齐齐的袜子,眼神里的复杂情绪更浓了。
“挺好,挺好……自己干,不求人。”
他喃喃地说。
这话,听在我耳朵里,不知道是安慰,还是讽刺。
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他把那十块钱,又往我手里塞了塞。
“拿着。”
然后,他做了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动作。
他蹲了下来。
和我一样,蹲在了这个冰冷的水泥地上。
他指着我摊上的儿童袜,问:“这个,是给多大孩子穿的?”
我愣住了,下意识地回答:“五到八岁的。”
“我孙子今年六岁,正好穿。”
他说着,就开始自己动手挑了起来。
“这个小汽车的好,男孩子都喜欢。这个,带字母的,也好看。”
他一边挑,一边嘴里念叨着,完全没有了往日里那种高高在上的厂长派头,倒像个邻家给孙子买东西的普通爷爷。
我呆呆地看着他。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那股尖锐的怨气,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磨平了一点点。
他挑了十来双,又去看女袜。
“梅玲……她还好吧?”他忽然问。
我嗯了一声。
“给她也带几双,女人家,冬天脚冷。”
他挑了几双颜色鲜亮的羊毛袜。
最后,他几乎把我摊位上一半的袜子,都分门别类地装进了几个塑料袋里。
我看着他面前堆起的一小堆袜子,有点懵。
“厂长,您……您用不了这么多。”
他摆摆手,从皮夹里又掏出几张大团结,连同刚才那张十块的,一起塞到我手里。
“拿着!就当……就当我替厂里,最后再照顾一下老同事。”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不住这附近了,今天就是路过,过来看看老街坊。没想到……能碰到你。”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陈辉啊,”他看着我,眼神很认真,“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别怨厂子,也别怨我。这是大势,谁都没办法。”
“你是个技术过硬的好工人,我相信,你到哪儿都不会饿死。这不,你已经自己站起来了。”
“好好干,别让人瞧不起。尤其是,别让自己瞧不起自己。”
说完,他拎起那几大袋子袜子,转身,慢慢地走进了人群里。
他的背影,不再像从前那么挺拔,甚至,有些萧索。
我蹲在原地,手里攥着那几张还带着他体温的钱,滚烫滚烫的。
眼泪,终于是没忍住,一滴一滴地砸在了地上。
不是因为委屈,也不是因为难堪。
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像是心里那块冻了很久的坚冰,被他刚才那几句话,那几个动作,给悄悄地凿开了一道缝。
有暖流,从那道缝里,一点点地渗了进来。
那天下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剩下的袜子卖完的。
我只是不停地重复着钱厂长最后说的那句话。
“别让自己瞧不起自己。”
是啊,我陈辉,一个高级钳工,凭手艺吃饭,不偷不抢,有什么好让人瞧不起的?
收摊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把那几张钱,平平整整地放在饭桌上。
梅玲看到钱,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都卖完了?”
我点点头,把遇到钱厂长的事,跟她学了一遍。
梅玲听完,半天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走进厨房,给我下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
两个荷包蛋,整整齐齐地卧在上面。
我埋头吃面,热气熏得我眼睛又有点湿。
“辉,他是个好人。”梅令在我旁边坐下,轻声说。
我没吭声。
“他要是真想看你笑话,就不会买你那么多东西,更不会跟你说那番话。”
我抬起头,看着梅玲。
她眼睛里,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只有信任。
“你就是你,不管你是高级钳工,还是卖袜子的,你都是我男人,是小军的爸。在我心里,你从来就没趴下过。”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心里那道被凿开的缝,又扩大了许多。
从那天起,我好像变了个人。
我不再低着头出摊,不再害怕遇见熟人。
我甚至给自己做了一块小木牌,用红油漆写上“陈师傅袜子铺”,就立在我的摊子旁边。
我开始琢磨怎么能把袜子卖得更好。
钱厂长点醒了我,不能光等着人来买,得主动。
我把我钳工的本事,用在了卖袜子上。
我发现进来的袜子,线头有多有少,松紧口的弹性也不一样。
我就每天出摊前,花一个小时,把所有袜子的线头都剪干净,再按弹性好坏,分出个三六九等。
弹性最好的,我叫它“精品”,卖一块二。
一般的,还是一块。
稍微次点的,我就三双两块五,当处理品卖。
你还别说,这招真管用。
来买东西的大爷大妈,都喜欢我这儿的袜子,干净,还分得清楚。
“陈师傅这人,实在!”
他们都这么说。
我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
旁边卖煎饼果子的大姐姓王,是个热心肠。
她看我人老实,又肯钻研,经常提点我。
“小陈,你光卖袜子太单调了。开春了,进点鞋垫,手套,搭配着卖,生意才能做活泛。”
我觉得有道理,就跟大舅子说了。
他又帮我联系了货源,进了不少鞋垫、手套、口罩之类的小百货。
我的“陈师傅袜子铺”,升级成了“陈师傅杂货摊”。
每天起早贪黑,虽然累,但看着兜里每天多起来的毛票、钢镚,心里那叫一个踏实。
我甚至给小军买了他念叨了很久的遥控赛车。
他抱着赛车,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从指缝里,从袜子的线头里,从一张张毛票里,流了过去。
我跟市场里的摊主们也混熟了。
卖盗版磁带的小伙子叫阿飞,其实人不坏,就是嘴贫。
卖菜的老李头,脾气倔,但心眼好,下雨天会主动帮我收摊。
我们这些被时代甩下来的人,就在这个小小的市场里,抱团取暖,相互支撑着,活出了自己的一点人样。
我再也没见过钱厂长。
有时候我也会想,他那天说的,是真心话,还是一时兴起的客套?
可不管怎么样,我都感激他。
是他,在我最狼狈的时候,给了我一份体面。
是他,让我明白,职业没有高低贵贱,靠自己双手挣钱,就不丢人。
转眼,就到了夏天。
天热,袜子生意淡了不少。
我琢磨着,得想个新出路。
王姐提醒我:“夏天姑娘都爱俏,你进点漂亮的丝袜、发卡、小镜子试试?”
我一个大老爷们,去卖这些姑娘家的东西,总觉得有点别扭。
但为了生计,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特地跑了一趟市里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那地方,真是让我开了眼。
人山人海,南腔北调,到处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
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除了工厂的车间,外面还有这么一个充满活力,也充满硝烟的战场。
我在里面转了一整天,腿都快断了。
最后,我不仅进了丝袜发卡,还进了一批当时最时髦的太阳镜。
回来后,我把摊子重新布置了一下,把那些花花绿绿的小玩意儿挂起来,还真挺像那么回事。
一开始,那些小姑娘看到我一个大男人卖这些,都只是看看,不好意思买。
我急得不行。
还是梅玲有办法。
她下了班,就过来帮我。
她手巧,会搭配,嘴也甜。
“妹子,你皮肤白,戴这个红发卡肯定好看。”
“大姐,这丝袜质量好,不起球,你看这弹性。”
没几天,我这摊子,就成了市场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个糙汉子,一个巧媳妇,守着一个卖女人东西的小摊。
生意,竟然出奇的好。
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这么一天天好下去的时候,麻烦来了。
城管。
那时候还不叫城管,叫市容监察。
他们一来,整个市场就跟炸了锅一样。
大家鸡飞狗跳地收东西,能跑多快跑多快。
我因为东西多,手脚慢,被逮住过好几次。
不是罚款,就是没收东西。
有好几次,我看着被他们扔上车的货,心疼得直哆嗦。
那都是我跟梅玲,一分一毛,熬更守夜赚来的血汗钱啊。
那段时间,我每天出摊都提心吊胆,跟做贼似的。
心里那股刚燃起来的火,又被浇了一盆冷水。
我甚至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干这个。
一天下午,他们又来了。
我跟梅玲慌里慌张地收东西,可还是晚了。
一个戴着大盖帽的年轻人,一把就按住了我的货箱。
“不许动!都跟我走一趟!”
他口气很冲。
我急了,跟他理论:“同志,我们就是小本生意,混口饭吃,你高抬贵手,我们马上就走。”
“少废话!规定就是规定!”他不依不饶。
梅玲在旁边急得快哭了。
我们俩正跟他拉扯,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小李,怎么回事?”
我一回头,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人走了过来。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
我也愣住了。
这个人我认识。
他叫李卫国,以前是我们厂保卫科的科长,后来听说调到市里哪个部门去了。
没想到,竟然是在这儿。
那个小年轻看到他,立马换了副嘴脸。
“李队,这几家占道经营,我正要处理。”
李卫国没理他,径直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陈辉?”
我尴尬地点点头,“……李科长。”
他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
“都过去了,还叫什么科长。”
他转头对那个小年轻说:“这是我老同事,厂里效益不好,出来谋个生路,不容易。把东西还给他,让他走吧。”
小年轻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敢说什么,松了手。
李卫国又对我说:“这儿最近查得严,你们换个地方吧。东边那个巷子进去,有个自发的市场,暂时没人管。”
我连声道谢。
“谢什么,都是一个厂里出来的兄弟。”
他摆摆手,带着人走了。
我跟梅玲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又是厂里的人。
一次是厂长,一次是保卫科长。
他们,一个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一个给了我现实里的帮助。
我心里那点因为出身大厂而产生的所谓“优越感”,和因为落魄而产生的“自卑感”,在这一次次的相遇中,被彻底磨碎,然后重组成了一种新的东西。
那是一种,对生活最朴素的敬畏和坦然。
我们听了李卫国的建议,把摊子搬到了那个小巷子里。
虽然人流量少了点,但总算能安安稳稳地做生意了。
我用赚来的钱,买了一辆二手的三轮车。
这样,进货、出摊,都方便多了。
我还给摊子搭了个简易的雨棚,这样刮风下雨,也能对付一下。
我的小摊,越来越像个真正的“铺子”了。
秋天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我的一个主要供货商,突然跑路了。
我压在他那儿的一千多块钱货款,也打了水漂。
一千多块,那是我跟梅玲攒了好几个月的利润。
我当时就懵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小马扎上,对着一堆卖不出去的旧款袜子,抽了一整包烟。
梅玲什么也没说,就静静地陪着我。
天快亮的时候,我把烟头狠狠地摁在地上。
“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对自己说。
没有了供货商,我就自己去找!
我打听到,全国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在浙江。
我把摊子交给梅玲,揣着身上仅剩的几百块钱,买了一张去浙江的绿皮火车票。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火车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空气里全是汗味、泡面味。
我蜷在一个角落里,心里又激动又忐忑。
到了浙江,我两眼一抹黑。
我不会说当地方言,只能靠着一股子愣劲,一个厂家一个厂家地跑。
白天跑厂家,晚上就睡在几块钱一晚的小旅馆里。
被拒绝,被白眼,都是家常便饭。
但我没放弃。
我把我在厂里学到的那套东西,又用上了。
我不光看价格,我还看他们的生产线,看他们的原料,看他们的质检流程。
很多小厂老板,看我一个摆地摊的,还懂这些,都挺惊讶。
跑了快一个星期,我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跟我合作的小厂。
厂长是个退伍军人,姓周,很实在。
他看我懂行,又肯吃苦,就同意先给我发一批货,卖完再结款。
我激动得差点给他跪下。
从浙江回来,我带回来的,不仅是几大包新款的袜子,更重要的是,信心。
我打通了源头,我的价格可以比别人更低,质量却比别人更好。
我的生意,一下子就火了。
很多人,都专门跑来我的摊子买袜子。
“陈师傅这儿的袜子,耐穿!”
口碑,就这么一点点建立起来了。
到了年底,一盘账,我惊呆了。
除去所有成本,我竟然净赚了五千多块。
五千多块啊!
那是我在厂里,不吃不喝干一年半才能拿到的工资!
我拿着那沓厚厚的钱,手都在抖。
我把钱都给了梅玲。
她数了三遍,眼圈红了。
“辉,咱的好日子,要来了。”
那个年,我们过得特别舒心。
我给梅玲买了她一直想要的金戒指,给小军买了新书包和新衣服。
我还特地去了一趟李卫国家,提了两瓶好酒。
他已经升了副队长,看到我现在这样,特别高兴,拉着我喝了好几杯。
我还想去找钱厂长,但我不知道他搬去了哪里。
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份恩情。
第二年开春,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不摆摊了。
我用攒下的钱,在那个小巷子里,租下了一个十来平米的小门面。
我给我的店,起了个正式的名字。
“陈氏精品袜业”。
虽然听上去有点土,但那是我亲手打下的江山。
开业那天,我买了鞭炮,噼里啪啦放了一通。
王姐、老李、阿飞他们都来道贺。
看着那个小小的店铺,我心里感慨万千。
从一个下岗工人,到一个地摊小贩,再到今天,一个拥有自己店铺的小老板。
这一年多的心酸、苦辣,都值了。
有了店面,我的生意就更稳定了。
我不再满足于只做零售。
我开始尝试着,给周围的一些小卖部、小超市供货。
我骑着那辆三轮车,跑遍了我们这个区的角角落落。
一开始,人家都看不上我。
“你一个小店,还想做批发?”
我就把我的袜子,免费送给他们几双,让他们试。
“好不好,穿了就知道。”
我的袜子,质量过硬,价格公道。
慢慢的,开始有小老板愿意从我这儿进货了。
我的批发业务,就这么一点点地做了起来。
生意越来越忙,我一个人有点顾不过来。
梅玲就辞掉了她在街道工厂的工作,专心跟我一起看店。
我们夫妻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配合得特别默契。
我还雇了一个人,帮我送货。
雇的,也是我们厂的一个下岗工友,叫赵东。
他原来在车间是开叉车的,下岗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日子过得挺难。
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工地上扛水泥。
“东子,别干这个了,跟我干吧。”
他看着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辉哥,我……”
“别说了,都是自家兄弟。”
赵东来了以后,特别卖力。
我们三个人,把这个小小的“陈氏精品袜业”,经营得红红火火。
我的日子,是真的好起来了。
我们换了房子,虽然不大,但干净敞亮。
小军也转到了区里最好的小学。
我甚至,买了我们家第一台彩电。
就在我以为,我的人生已经走上康庄大道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又把一切都打乱了。
或者说,是把我的生活,引向了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向。
那天下午,店里不忙。
我正在整理货架,门口走进来一个人。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工服,头发花白,身形佝偻,脸上布满了沧桑。
他一进来,就四处打量,眼神里带着一丝胆怯和局促。
“同志,买袜子吗?”梅玲热情地迎上去。
他没说话,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好像想说什么,又不敢说。
我看着他,觉得有点眼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
还是赵东,在后面仓库里探出头来,惊呼了一声。
“钱……钱厂长?!”
我的脑子,又一次“嗡”地一下。
是他。
真的是钱厂-长。
可是,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跟我第一次在摊位上见他时,简直判若两人。
那时候的他,虽然也显憔悴,但至少,还保留着一个领导的体面和气度。
而眼前的他,更像一个……在工地上干活的落魄老头。
钱厂长看到我们认出了他,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他局促地搓着手,那双手上,布满了裂口和老茧。
“陈辉……赵东……你们,你们都在啊。”
他的声音,嘶哑,又疲惫。
我赶紧走上前,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又让梅玲给他倒了杯热茶。
“厂长,您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急切地问。
他捧着热茶,手一直在抖。
他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开了口。
“厂子……彻底没了。”
他说。
原来,我们厂子在他上次见我之后不久,就宣布了破产。
他作为最后一任厂长,背负了所有的责任和债务。
为了给工人们多争取一点补偿,他到处求人,到处碰壁。
家里的积蓄,都填了进去。
老伴因为这个,跟他大吵一架,带着儿子回了娘家。
最后,厂子是清算了,工人们也拿到了一点微薄的补偿。
而他,却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穷光蛋。
不仅没了工作,没了积蓄,还背了一身的债。
房子,也被抵押出去了。
他跟我说,他那天买我那么多袜子,其实是他身上最后的一点钱。
他看到我,心里难受,就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
后来,他就彻底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里。
他不想让任何一个老同事,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他去过建筑队,当过搬运工,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
就为了,能早点把债还上。
今天,他路过这里,看到了我的店。
他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走了进来。
“陈辉,我……我不是来求你什么的。”
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着我。
“我就是……想找个活干。你看你这里,还缺人吗?我什么都能干,扫地、看门、搬货……都行。”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哀求。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疼得厉害。
我看着他,这个曾经在几千人的大厂里一言九鼎的厂长,这个在我最落魄时给了我尊严和鼓励的人。
现在,却为了一个扫地看门的活,如此卑微地请求我。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转过头,跟梅玲对视了一眼。
她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答案。
我回过头,握住钱厂长的手。
他的手,冰冷,粗糙。
“厂长,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
“我这个店,随时欢迎您来。但不是来扫地看门。”
“我是请您来,当我们的‘总顾问’!”
钱厂长愣住了。
赵东也愣住了。
“总顾问?”
“对!”我点点头,“您当了半辈子厂长,懂管理,懂经营。我就是个小打小闹的,正愁着怎么把店做大呢,您来了,正好可以指导我们。”
“工资,我先给您开……三百!不,五百!每个月五百块!以后店里效益好了,还有分红!”
在那个普通工人月工资只有三四百的年代,五百块,绝对是高薪了。
钱厂长激动得站了起来,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不行,不行……我不能白拿你这么多钱……”
“这不是白拿!”我打断他,“这是您应得的。厂长,您忘了,您是我的第一个顾客。没有您那天买我那十双袜子,没有您跟我说的那番话,可能……早就没有今天的‘陈氏精品袜业’了。”
“您是我的贵人。”
我说。
“现在,轮到我了。”
钱厂长再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从他苍老的脸颊上,滚落下来。
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从那天起,钱厂长就留在了我的店里。
我给他租了间干净的房子,让他安顿下来。
一开始,他还总抢着干些搬货扫地的杂活。
我跟梅玲就一遍遍地跟他说:“您是总顾问,这些不用您干。”
慢慢地,他也适应了新的身份。
不得不说,他真是宝刀不老。
他来了之后,给我们的小店,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帮我重新梳理了库存,建立了一套进销存的台账,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他帮我分析客户,把客户分成了零售、小额批发、大额批发三类,针对不同的客户,制定不同的销售策略。
他还建议我,不能光卖袜子,要拓展品类,做成一个综合性的小商品批发部。
最重要的是,他把他过去在厂里积累的人脉,都介绍给了我。
那些人,有的是原来厂里的中层干部,下岗后也自己创业,开了小工厂,或者做了小生意。
有的是他以前打过交道的供应商、销售商。
靠着这些关系,我的货源更多了,销路也更广了。
我们不再局限于我们那个区,生意做到了整个市。
钱厂长,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船长,把我这条小船,稳稳地带向了更广阔的大海。
我的“陈氏精品袜业”,也正式更名为“辉煌日用百货批发部”。
我们换了一个更大的店面,雇了更多的员工。
大部分,都是我们红星厂下岗的工友。
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批发部里,大家又找到了当年在厂里那种集体奋斗的感觉。
钱厂长,就是我们的主心骨。
大家都不再叫他厂长,而是亲切地称呼他“钱老”。
他不再是那个落魄的老头,精神头一天比一天好。
腰杆挺直了,说话的声音也洪亮了。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小小的“辉煌”里。
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红星牌”。
我们找到浙江那家周厂长的工厂,跟他们合作,生产我们自己设计的袜子、毛巾。
商标,就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
那是我们所有红星厂人,共同的记忆。
“红星牌”的产品,因为质量好,价格实含,很快就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看着一车车的“红星”产品,从我们的仓库发往全市,乃至全省的各个角落。
我跟钱老,都感慨万千。
谁能想到,一个从街边袜子摊起步的下岗工人,一个一度落魄到要去工地扛水泥的老厂长。
我们俩,竟然联手,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红星”。
日子,就在这种忙碌而充实中,飞快地过去。
2000年的夏天,我们市里搞了一次“下岗再就业明星”的评选。
我,被街道推荐了上去。
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我。
摄像机对着我,闪光灯晃得我眼睛都睁不开。
女记者问我:“陈经理,您作为我们市下岗再就业的成功典范,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可以跟广大的下岗职工分享一下吗?”
我有点紧张,搓了搓手。
我看着镜头,想了想,说:
“我没什么秘诀。我就是个普通的下岗工人。”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那就是,永远别自己瞧不起自己。”
“还有,就是要懂得感恩。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人帮过我。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有……我的一位老领导。”
我说到这里,顿了顿。
“他是我摆摊卖袜子时的第一个顾客。他不仅买我的东西,还给了我重新站起来的尊严和勇气。”
“后来,他又成了我的‘总顾问’,把我这个小摊,一步步带成了今天的公司。”
“他教会我,人可以被生活打倒,但绝不能被自己打倒。”
“今天,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对他说一声,谢谢。”
“钱老,谢谢您!”
我说完,对着镜头,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天晚上,电视播出了我的采访。
我们公司的所有员工,都聚在仓库里,一起看的。
当看到我鞠躬的那个画面时,钱老坐在我身边,悄悄地抹了把眼睛。
我知道,我们之间,那种曾经的上下级关系,那种施恩与被报恩的纠结,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
剩下的,只有一种如同父子,又如同战友般的,深厚情谊。
我们一起,从那个最冷的冬天,走到了这个最热的夏天。
我们失去了那个曾经为之奉献了半生青春的“红星厂”。
但我们,又亲手,创造了一个新的“辉煌”。
故事,到这里,其实并没有结束。
后来,我们的公司越做越大。
我们开了分店,建了自己的仓库和物流团队。
赵东,成了我的副总,负责物流这块。
梅玲,成了财务总监。
而钱老,永远是我们的“总顾问”。
他把他晚年所有的智慧和心血,都倾注在了这里。
他还把他儿子和儿媳,从老家接了回来。
他儿子,现在是我们公司的销售经理。
一家人,其乐融融。
有一年,我们厂区那片地,要搞拆迁开发。
我和钱老,特地回去看了一眼。
那个曾经承载了我们无数记忆的红星机械厂,只剩下了一片断壁残垣。
高大的厂房,被推倒了一半。
生了锈的机器,像恐龙的骨架一样,散落在废墟里。
我们俩,就在那片废墟前,站了很久很久。
风吹过,扬起一阵尘土。
“都过去了。”钱老说。
“是啊,都过去了。”我点点头。
我们没有太多伤感。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时代的结束,必然会伴随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我们,只是被那个时代,不小心甩了下来。
但我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又重新爬了上去。
并且,看到了更广阔的风景。
离开的时候,夕阳正红。
我扶着钱老,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里,被拉得很长很长。
不再萧索,而是充满了力量。
就像我们胸口,那颗永远不会褪色的,红星。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