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对野生黑猩猩生活数十年的研究，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这些聪明类人猿——人类最亲近的近亲——的认知。｜国家地理图片集

地球是一个奇迹

探索者｜英国

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对野生黑猩猩生活数十年的研究，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这些聪明类人猿——人类最亲近的近亲——的认知。｜国家地理图片集

灵长类动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动物权益倡导者与教育家——珍·古道尔博士（Dr. Jane Goodall）于近日逝世，享年91岁。

珍·古道尔研究所（The Jane Goodall Institute）于2025年10月1日发布公告，证实这位研究所创始人、联合国和平信使因自然原因安详离世。

“珍·古道尔博士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太多光亮，她用一生生动诠释了‘一个人究竟能成就多大事业’，”美国国家地理学会首席执行官吉尔·蒂芬塔勒（Jill Tiefenthaler）这样评价，“认识珍，你便会懂什么是真正的非凡——她是科学家，是环保卫士，是人道主义者，是教育家，是引路人，更重要的是，她始终是‘希望’最坚定的守护者。”

“作为国家地理六十余载的珍贵伙伴，珍彻底重塑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人性’的本质。能成为向她学习、与她并肩坚守信念，并将这份精神继续传递下去的一员，我们深感荣幸。”

早年，古道尔博士在坦噶尼喀（Tanganyika，现坦桑尼亚）的贡贝溪国家公园（Gombe Stream Game Reserve）开展黑猩猩野外观察研究时，首次揭示了人类与类人猿之间丰富的共通行为——既有社交互动的默契，也有情感表达的共鸣。

她的传记作者戴尔·彼得森（Dale Peterson）曾这样写道：“她是重新定义‘人类’的女性。”

1961年，古道尔首次进入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视野。

她的导师、古人类学家兼学会资助学者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向学会旗下负责为科学家、探险家提供资助的“研究与探索委员会”引荐了自己的助手——正是这位他派往贡贝研究黑猩猩的年轻人。

古道尔与国家地理学会的合作延续了四十年，只是这段缘分的开端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学会最初批准为她的研究提供1400美元资金，但当利基进一步提出“为古道尔撰写研究报告期间提供生活补贴”时，委员会却陷入了犹豫。

在他们看来，这位研究者有着太多“不确定”：珍·古道尔身形纤瘦，看上去弱不禁风；她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更无专业学位。

让一位女性独自驻守东非荒野研究黑猩猩，要面对恶劣天气、食肉动物、毒蛇与疟蚊的多重威胁——如今还要额外追加400英镑资助，未免有些超出预期。

20世纪60年代初，在坦桑尼亚的贡贝溪国家公园，古道尔借着灯光整理野外观察笔记。1960年，她成为首位观察到黑猩猩用树枝当作工具的人——在此之前，科学界一直认为这种行为是人类独有的。｜国家地理图片集

20世纪60年代初，古道尔在贡贝观察树上的一个黑猩猩家庭。她刚开始研究这些动物时，尚未接受过正式的科学教育。由于不清楚科学界“用编号识别动物”的惯例，她便给观察的黑猩猩起了名字——比如菲菲、弗洛、麦格雷戈先生和大卫·格雷比尔德，并以这些名字记录观察结果。｜国家地理图片集

古道尔在贡贝的营地窗边，观察年幼的黑猩猩弗林特玩耍。弗林特是她首个从幼崽阶段追踪研究至成年的黑猩猩。童年时期的弗林特对母亲弗洛有着异乎寻常的依恋，1972年，年仅 8岁的他在母亲去世仅一个月后也随之离世。｜国家地理图片集

珍・古道尔与美国生态学家迈克尔・费伊均为国家地理探险家。二人乘独木舟前往刚果北部的古阿卢戈荒野保护区，探访一群与世隔绝的黑猩猩。这群黑猩猩此前几乎从未与人类接触过，面对他们时，表现出的是好奇而非恐惧。

｜国家地理图片集

就在这时，利基巧妙地亮出了“关键证据”：

他告诉委员会，古道尔已观察到黑猩猩会主动制造并使用工具——它们会将草叶与细枝探入土堆，“钓”取里面的白蚁。在此之前，科学界一直认定“制造与使用工具是人类独有的能力”。

这一发现瞬间打破了委员会的顾虑。他们不仅批准了额外资金，更让古道尔的研究得以加速推进。

如今回望，这或许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笔投资：借助学会旗下的杂志与电视平台，珍·古道尔——这位后来享誉全球的女性科学家，正式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不过，早期报道的标题却带着几分猎奇色彩，就连国家地理学会会长梅尔维尔·贝尔·格罗夫纳（Melville Bell Grosvenor），也常称她为“研究类人猿的金发英国姑娘”。

对此，古道尔却毫不在意，甚至觉得这种标签或许能成为“助力”：“人们对女性的戒备心会更弱，也更愿意伸出援手。”她曾带着几分自嘲说：“我可是《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女郎呢。”

古道尔的童年，是在英国海滨小镇伯恩茅斯（Bournemouth）一座维多利亚式红砖房里度过的。

家中成员多为女性：母亲范妮（Vanne）、妹妹朱迪（Judy）、两位姨妈与外祖母，而身为英国陆军军官的父亲，常年在外，后来与母亲离婚。

从小，古道尔就满脑子“冒险梦”，总想着去做那些“旁人觉得只有男人能做的事”，而她最大的心愿，是去非洲研究动物。

在这个充满女性力量的家庭里，尤其是在母亲的鼓励下，她渐渐学会了独立，更坚信“只要想做，就没有成不了的事”。

1995年，珍・古道尔在刚果布拉柴维尔动物园的笼子里探望一只名叫格雷瓜尔的黑猩猩。在此之前的 40 年里，格雷瓜尔一直独自生活在这个笼子中，笼门早已被铁锈封死。珍・古道尔研究所救助了这只黑猩猩，用飞机将它送往刚果的奇庞加黑猩猩保护区。此后，格雷瓜尔在保护区又生活了11年，于2008年离世，是当时已知年龄最大的非洲黑猩猩。｜国家地理图片集

珍・古道尔在伦敦的婚礼上展露笑容，身旁是她的新婚丈夫——野生动物摄影师雨果・阿恩特・鲁道夫・范・拉维克男爵。二人于1964 年 3 月结婚，1974年离婚。他们最初在坦桑尼亚相识，当时拉维克正在当地拍摄古道尔研究黑猩猩的工作。本次纪念内容中，也收录了多张他当年拍摄的照片。｜国家地理图片集

这份“坚信”，后来在贡贝的黑猩猩身上得到了印证。她研究的首个黑猩猩家族中，雌性首领弗洛（Flo）对幼崽的关爱与呵护，让她深刻体会到“陪伴与培育”的意义——弗洛不仅充满爱意，更会时刻关注幼崽的需求，给予它们全力支持。

而古道尔初到野外的五个月里，母亲也始终陪伴在她身边。对她而言，那一刻，童年的梦想终于照进现实。“这里就是我命中注定要待的地方，”她在2020年国家地理纪录片《珍》中这样说道，眼中满是坚定。

无论是在野外研究，还是日常生活中，古道尔都践行着“轻足迹”的理念：在森林里，她常赤脚行走，感受土地的温度；作为素食者，她的饮食简单得“像小鸟啄食”；有同事曾打趣说，她过着近乎“清贫”的生活。

但对古道尔而言，物质从来都不重要——她的心思全在黑猩猩身上，在环境保护上，在“不让这个世界走向自我毁灭”的信念里。 其实，早在童年时，古道尔就已展现出对动物的共情。

她曾把蚯蚓放在枕头下，直到母亲提醒“没有土壤，蚯蚓会死去”才作罢；她曾耐心引诱知更鸟，让它们在自己的书架上筑巢；还有她最爱的混血狗拉斯蒂（Rusty）——这只小狗成了她的“第一位老师”，让她明白：聪明的动物不仅有情感，更有独一无二的性格。

在英国多塞特郡的家中，珍・古道尔与她的第一个“黑猩猩伙伴”—— 一只名为朱比利的毛绒玩具合影。古道尔在名为 “白桦屋” 的房子里长大，同住的有母亲、外祖母、妹妹和两位姨妈；而她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常年因工作在外奔波。｜国家地理图片集

后来在贡贝，大卫·格雷比尔德（David Greybeard）让她再次感受到这种“生命的共鸣”——它是第一只主动接近并接纳她的黑猩猩。多年后，当古道尔与雨果·范·拉维克结婚时，婚礼蛋糕上特意摆放了大卫·格雷比尔德的黏土模型，足见这只黑猩猩在她心中的分量。

在她的观察里，大卫·格雷比尔德温顺、冷静且执着；而它所在群体的首领雄性黑猩猩歌利亚（Goliath） ，脾气却格外暴躁；另一只名为弗洛多（Frodo）的黑猩猩，则是出了名的“小恶霸”。

后来，古道尔将野外研究工作交给同事，转而投身“环保理念传播与资金筹集”，希望为地球打造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未来——而这份事业的核心，依旧是“相信个体的力量”。

突破认知边界：古道尔如何改写黑猩猩研究

古道尔天生有着吸引听众的魔力——即便面对见惯了明星的好莱坞人士，她也能像摇滚明星般赢得全场瞩目。

每次演讲，她总会先模仿黑猩猩的“呼噜吼”（pant-hoots），声音在会场中逐渐升高：“呼——呼——呼——呼——呼！”当叫声慢慢平息，她才从幕布后走出，迎接全场起立的掌声与欢呼。

她的热情从不张扬，却总能触动人心：台下常有观众热泪盈眶，而这份共鸣，也化作了支持环保事业的善款。

有一次，在一个小镇书店的签名活动上，国家地理摄影师尼克·尼科尔斯（Nick Nichols）忍不住问她：“为什么不选在你常去的礼堂，办一场更大规模的活动呢？”古道尔却笑着回答：“可万一今天走进这家书店的某个人，就是能为地球带来改变的关键人物呢？”

在她看来，哪怕是飞机上邻座的陌生人，都可能成为环保事业的同行者。

古道尔曾无数次见过被囚禁的动物——它们眼神黯淡，动作迟缓，整个人（动物）都变得萎靡而卑微。

也正因如此，“改变这一切”成了她的道德使命。“我们善待动物，不只是为了它们，更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她曾对国家地理杂志的图片编辑玛丽·史密斯（Mary Smith）这样说。

1990年，珍・古道尔在贡贝观察黑猩猩玩耍时记录笔记。经过多年细致观察，她逐渐意识到黑猩猩的行为与人类有多相似。“刚到贡贝时，我以为黑猩猩比人类更善良，”1995 年她在接受《国家地理》采访时表示，“但时间证明并非如此。它们也可能和人类一样，做出可怕的事。”｜国家地理图片集

20世纪 90 年代，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家中，珍・古道尔每天会写20到30封信，只为推动实现她的目标——保护黑猩猩及其栖息地，使其免受人类活动的侵占。“1960 年在贡贝，黑猩猩的栖息地一望无际，”1995 年她在接受《国家地理》采访时说道，“如今，黑猩猩却像被关在孤岛上一样，活动范围被死死困住。”｜国家地理图片集

在华盛顿特区准备出镜接受电视采访前，珍・古道尔整理着思路。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她每年都会在全球各地参与数十场公开活动，为珍・古道尔研究所筹集关注度与资金。该研究所是一家全球性非营利机构，致力于保护黑猩猩与自然环境。｜国家地理图片集

在她的推动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最终终止了“用黑猩猩进行医学研究”的做法；1989年，她还联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共同打击非洲野生动物肉类非法交易。

1991年，古道尔成立了非营利组织“根与芽”（Roots & Shoots） ，她希望借助年轻人的热情与力量，共同阻止环境恶化，并坚信“下一代会比我们更懂得守护地球”。

她还擅长团结“意想不到的盟友”：比如她曾说服康菲石油公司，在刚果共和国援建了奇庞加黑猩猩康复中心——这座中心于1992年正式启用，成了孤儿黑猩猩的“避风港”。

一生之中，古道尔收获了无数荣誉：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英国帝国最优秀勋章爵级司令勋位、京都奖、施韦策奖章，以及来自欧洲、北美、南美、亚洲多所大学的荣誉学位。但这份荣光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

正如大卫·奎曼（David Quammen）在《国家地理》杂志中所写：“麦克风与相机如饥似渴地追逐着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崇拜她的粉丝围拢过来，渴望触摸她、与她交谈、索要签名，仿佛在朝拜圣物。”

即便到了70多岁，她仍每年有300天奔波在全球各地，宣讲环保理念——有时清晨醒来，她会因疲惫而恍惚：“我现在在哪里？”可只要想起自己的使命，所有疲惫便会烟消云散。

曾有采访者问她：“你更愿意被称为科学家，还是‘神秘主义者’？”古道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我从没想过要当科学家，”她解释道。当年是路易斯·利基坚持让她攻读学位——最终她获得了剑桥大学动物行为学博士学位。

1990年，在刚果布拉柴维尔，珍・古道尔俯身向前，迎接黑猩猩茹茹向她伸出的手。回望年轻时的自己，回望最初睁大眼睛发现这些迷人而复杂的生物的时刻，她说，当年那个年轻的自己 “依然在我心里，依然是如今更成熟的我的一部分，在我耳边兴奋地低语”。｜国家地理图片集

因为在研究初期，不少同行曾批评她“不懂科学方法”，而博士学位，成了她抵御这些非议的“盾牌”。

不同于传统科学家给研究对象“编号”的做法，古道尔为每只黑猩猩都起了名字；她会将人类的情感赋予它们，甚至用“拟人化”的视角去描述它们的行为。

她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她亲眼见证过：一只幼猩猩因失去母亲而悲痛欲绝，最终陷入抑郁，直至死亡。

她也见过黑猩猩“不为人知的一面”：雄性黑猩猩通过欺凌同类登上首领之位；群体分裂成两个敌对派系后，甚至会发生“同类相残”的惨剧。

“我曾经以为它们和人类很像，却比人类更善良。花了很久，我才接受它们也有残忍的一面，”古道尔曾这样坦诚地说。

她的研究或许让神创论者感到不满，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可能：“并非类人猿模仿人类行为，而是人类行为在模仿类人猿。”

“在贡贝的那些年，我觉得自己不是在研究动物，而是在了解一群和我们一样的生命——它们会开心，会难过，会恐惧，也会嫉妒，”古道尔回忆道。

后来，当那只耳朵残缺、鼻子圆钝的黑猩猩弗洛——她研究的首个黑猩猩家族的雌性首领，也是教会她“爱与责任”的“导师”——离世时，珍·古道尔忍不住哭了。

这份悲伤，与她所研究、所热爱的黑猩猩们的情感如出一辙：这是属于所有生命的“哀悼”，是跨越物种的共情。

撰文：Cathy Newman

编译：Arvin

编辑：Arvin

版式设计：钱思琦

点点，谢谢关注。

伸出小手

来源：国家地理中文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