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有1500年“空白期”，无任何史料记载，中间发生了什么

摘要：咱们从小背的那首朝代歌，开头就把“夏”摆在门口。可等我们真长大，会发现一个扎心的事实：到春秋战国，历史才开始“有现场记者”，写的是发生在眼前的事；再往前，越说越像灯下的影子，半真半假，时有时无。外面不少学者就借着这个说辞，说中国的“古史”不算数，你们从商开始才

被“空白”夹住的岁月：从药碗里的龙骨到二里头的尘土

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是我们从小就被老师和家长所灌输的知识。可在我们漫长的5000年历史中，却有长达1500年的“空白期”。

一碗治病的汤药，怎么会拽出一个王朝的尾巴？一句振奋人心的口号，为什么会变成别人手里的靶子？还有那句掷地有声的断言——有人说周以前的历史靠不住，你信吗？

咱们从小背的那首朝代歌，开头就把“夏”摆在门口。可等我们真长大，会发现一个扎心的事实：到春秋战国，历史才开始“有现场记者”，写的是发生在眼前的事；再往前，越说越像灯下的影子，半真半假，时有时无。外面不少学者就借着这个说辞，说中国的“古史”不算数，你们从商开始才稳妥。

清末那阵子，国门被打得七零八落，人心更是散得像沙。梁启超站出来，硬是给大家竖了根精神的柱子——他把中国同埃及、两河、印度摆在一起，告诉我们：别慌，咱是有根的人。后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还特意发电报，用“黄帝纪年”来算新政权的第一年。你说这是不是有点浪漫？可那个年代，浪漫也是一种抵抗。

另一边，海峡那头风向变了。明治维新的日本学界，狠劲儿地想切断与中国的脐带，喊着“往西看”。他们以前读我们史书跟读自己的家谱似的，转眼就开始质疑：尧舜禹？假的吧。还有人写书，把“上古”的骨肉一层层剥掉，说这是后人编织出的神话。这阵风，很快吹到北京、上海。年轻学者们想破旧立新，有人痛快地下结论：周以前的东西，不可信。话短，刺儿长，当时真不少人跟着点头。

可命运爱开玩笑。人间事常常是——你不信的，偏偏从土里爬出来。

时间往回拨到1899年夏天，京城潮湿闷热，病症流行。王懿荣，一个满腹经史的清朝大员，肚子翻江倒海，医生抓了几味药，其中一味叫“龙骨”。他拿到手，习惯性地多瞅一眼：骨片上竟然有细细的划痕，不像自然的纹路，更像是有人刻过。他把零碎拼到一起，像孩子拼图，越来越像字。那晚，灯火忽明忽暗，他翻箱倒柜，对照古书，隐约看见几个熟悉的名字——商王的名号。那一刻，他可能也不敢太肯定，只是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奇异的悸动：我们老祖宗的声音，好像从骨头里说话了。

后来，刀兵起，城里火光照天。王懿荣没能逃出那场乱，他的生命定格在最动荡的年月。故事很戏剧：救命的药没把他救下来，却替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往殷商的路。他的家人把那些骨片辗转卖给了学者，一张张、一片片，终于连到了一起。就像有人在泥里点起了灯，照见河南安阳地底下那座沉睡的城——殷墟。青铜器、卜辞、王名，像一串有序的珠子，穿成了真切的历史。那句“周以前靠不住”，从此有了破绽。

可是，破完这个，还有更大的问号等着我们：上商之前呢？如果商朝文字和青铜已经如此成熟，总得有个准备的时代吧。水不会无缘无故沸腾，文明也不会一夜长大。

四十多年后，一位穿布鞋的学者沿着洛阳一带的沟沟壑壑走，徐旭生，他在野地里寻旧国，日记里写“访昔都”三个字，像许愿。他和同伴在偃师、洛阳之间找到一片大遗址，台基夯土，道路笔直，绿松石镶嵌的饰件闪着古怪的光。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二里头。很多人看着它心里一热：这不会就是传说里的“夏”吗？可徐旭生很克制，他的笔端像“悬着”，不肯轻易盖章。到了我们这一代，主持二里头发掘的许宏也一样谨慎，他甚至不赞成把博物馆直接改名叫“夏都”。考古学家比我们更想把谜面揭开，可他们更知道：一旦说出口，就该拿出铁证。问题是，铁证在哪？二里头还没找到带“夏”字的文字，而商代甲骨占卜里，也没把“夏”写在龟甲上。

这时代的尴尬像一块夹心，学界外的人常问：那1500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执拗，一定要为它找一个名字？

因为许多“我们是谁”的答案，都藏在那片朦胧的年代里。你看我们的饭桌，火是常客；我们的土地，春耕秋收的节律一代代传下。传说里，有人发明了钻木取火，于是夜晚不再只靠月亮；有人教人种地，河滩边开始插下谷子和黍穗；有人画了八卦，拿简单符号去理解天地的秩序。这些故事，像孩子睡前听惯了的童谣，我们也知道它未必就是真人的履历，但它不空。它承载的是我们祖先对世界最初的注视——火苗、穗头、星象、洪水。

我们自称炎黄子孙，这是我小时候最早记住的四个字。若往“炎黄”背后看，其实就是早期的部落世界在彼此试探、磨合。先是附近的部落拉起同盟，不时也会起冲突；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人把部落拧在一起，名头越来越响，周围开始听他的号令。几个时代往前推，到了尧、舜、禹，教科书常写他们“禅让”，权力像接力棒，手手相传。等到禹把棒子交给儿子启，新的规则出现了，部落联盟慢慢变成了王朝雏形。这个拐点，也许就是我们在二里头里嗅到的气味——道路、宫殿、分工、等级，这些都不像只是散漫的部落。

但你会问：那文字呢？为什么没看见？这问题像鱼刺卡在嗓子眼里，吞不下又吐不出。也许文字早有了，只是写在我们现在摸不到的东西上——竹、木、布，都敌不过时间；也许那时的字还像孩子刚学写，能记祭祀、能记数，却还没坚定下来。商人把话刻在龟甲兽骨上，是为了问神、问吉凶，所以能留到今天；“夏人”如果没这么迷信“骨上的笔记”，自然就不易留下。我们也见过别的文化，埃及人的“神字”就专用于与神对话，平常生活另有一套。文字的初衷不必相同，留存更像命运开的一次玩笑。

顺嘴说一句，近些年的学者把《山海经》翻来覆去地读，越读越觉得有意思：女娲补天、夸父追日，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故事，也许就是古人用图像式的办法去记天象和节令，仿佛在说“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防洪”。换句话讲，虽然“书”可能未成，但“法”已在——耕作的规矩、祭祀的秩序、迁徙的道路，都在那时定下了轮廓。文化的河水不断流，就算史书断了页，河道也不因此就消失。

再把镜头拉回近代。胡适那句“周以前不可信”的豪言，别急着骂。他是在一个急切求变、挥刀砍旧的时代里说的，背后有日本学界的批评，亦有中国青年想摆脱“被祖宗拖累”的焦虑。历史从来不是只长一条路。梁启超的“打气”，孙中山的“纪年”，胡适的“怀疑”，日本学人的“挑刺”，王懿荣看骨片的惊喜，徐旭生在田野里的犹豫——它们都属于这条路。你看，命运就这样在拉扯：一边要自信，一边要谨慎；一边要大叙事，一边要小证据。

我常想，如果真有一天，在某个不起眼的村庄，锄头刨开土，露出一块竹简，写着“某年某月，夏某某”——我们当然会欢呼。但在等这块竹简的路上，我们能做的，不是互相喊口号，也不是急着把对方扣上“迷信”或“崇古”的帽子，而是继续去田野里，耐心地刮土、看层位、辨器形。一次次把碎片拼起来，像王懿荣当年那样。

所以，那1500年的“空白”，并不是黑洞。它更像一张被烟熏黄的家谱，中间缺了几页，可上下的名字还能连上，饭桌上的规矩还在，田里的节气还在，语言里的成语、神话里的隐喻，都像暗纹一样，帮我们摸到那段被风吹散的岁月。至于它叫不叫“夏”，也许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追问“我们从哪儿来”的时候，手里握着的不是成见，而是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