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淮阳历史源远流长，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聚集、繁衍生息。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太昊伏羲氏在此定都，名宛丘；炎帝神农氏继都于宛丘之旧墟，易名为陈；女娲氏在境内建都，称“娲城”。夏朝属豫州；周朝为陈国；秦末陈胜、吴广在此建立张楚政权；西

文丨王成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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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归乡路，月是故乡明——探寻思乡之因与疏解之法

家乡与远方——在眷恋与走出之间寻根

一、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在哪里？在淮阳西北70里的王家堂。

王家堂是明朝洪武年间，在元朝末年黄水淹没15年、元明战争若干年平息后重新建的村。村里人姓王，是从山西太原迁入的。

我的家乡王家堂在建国之前一直隶属于淮阳。

淮阳历史源远流长，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聚集、繁衍生息。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太昊伏羲氏在此定都，名宛丘；炎帝神农氏继都于宛丘之旧墟，易名为陈；女娲氏在境内建都，称“娲城”。夏朝属豫州；周朝为陈国；秦末陈胜、吴广在此建立张楚政权；西汉初置淮阳郡，后改为淮阳国；隋朝改陈州；宋朝升为淮宁府；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裁府复县，改名淮阳县；2019年设淮阳区。

淮阳是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的长眠之地，是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圣地，是孔子三次讲学的圣地，是陈姓、胡姓等中华姓氏的发源地。太昊陵是纪念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的大型陵庙，被誉为“天下第一陵”；龙湖是中国内陆最大的环城湖，水域面积16000多亩，湖中有城，城中有湖，被誉为“中原明珠”。境内还有陈楚故城、平粮台古城遗址等众多历史文化景点。拥有太昊陵庙会、泥泥狗、太昊陵祭祀等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949年10月我的家乡王家堂划归了西华县。

西华位于豫东黄河冲积平原上，又称黄泛区腹地。西华历史悠久，考古发现在上古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生息、劳动、繁衍。境内适合生存，有沙河、贾鲁河、颍河、新运河、双狼沟、清流河等“九龙”护卫。女娲在此炼石补天，抟土造人，故称“娲城”“娲皇故都”。早在春秋时即为宋华氏分封地，居东者为东华，居西者为西华。秦朝为长平，汉朝为西华，隋朝为鸿沟，唐朝为箕城，宋复置西华县，沿用至今。境内还有女娲城遗址（省级文保）、昆山女娲宫、箕子读书台、商高宗武丁陵等历史古迹。

淮阳、西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我的家乡王家堂增添了不少的神秘和魅力。

我的家乡王家堂，古时候村东有一条清水河，河里能行船，河岸还有小码头，船运南来北往。河的两岸有垂柳。村东河的东岸有“保成寺”，是明嘉靖年间建的，寺院有三进大院，寺里有主持与和尚，香火很旺，明、清、民国时期在方圆很有名气，可惜被1938年的黄水黄土埋在了很深的地下。

王家堂与所在的县域一样历代自然灾害较多。据史记载，从清朝到民国仅黄河决堤就有12次，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危害极大。特别是1938年日本侵略军向中原进犯，蒋介石企图以水阻敌，不顾人民生命财产，指令军队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堤，不但没有阻止日军，却造成包括西华在内的44个县成为“黄泛区”，这次黄水灾害长达十年，面积之广，灾情之重，损失之大，死人之多，实为历史所罕见。王家堂也不例外地被黄水黄土淹没，所有人不得不被迫外出逃荒。

1947年3月花园口黄河决堤处封堵，水归故道，土地涸出。1948、1949年村里人才陆续从四面八方回来。

黄水退后的王家堂千里归乡路，月是故乡明——探寻思乡之因与疏解之法，我的爷爷永远的走了，“保成寺”被黄土覆盖了，清水河没了，房子没了，树林没了，各种家禽动物没了，各种鸟没了，原来村子里的一切都埋在了地下了。有的是荒芜的土地和满眼的萍棵、蒲子、蒿子、荒草。

回到王家堂的人根据某些特征，在野草丛里估摸着找寻划定自己的宅基，就地割草在自己的 “宅基地”上搭个简易的庵棚能够栖身就算所谓的“家”了。现在的王家堂就是在黄水退后、新中国成立前，在原村被淹没的旧址土地上重建的，成为新的“村上村”。

当时王家堂归属淮阳专员公署管辖夏亭县马山营乡镇。有了住处，村里人就开始想方设法开荒种地，由于多年的淤闲地，肥力大、产量高，但因人力有限、牲畜缺乏、农具较少，播种面积不大，收入仍入不敷出，有的只好靠割水萍棵、蒲子、蒿子到外地换取生活用品，以维持最低生活生计。

1949年建国后，人民政府组建了乡、村政权，王家堂归属淮阳专员公署西华县第五区聂堆李桥乡管辖。为了迅速恢复“黄泛区”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政府以民为本，号召组织群众临时成立互助组开展农业生产，发放救济粮、农业贷款等提高人民的基本生活。到1953年王家堂划归许昌专区西华县聂堆区管辖。家乡的亲人们经过土地改革，靠勤劳节俭、艰苦奋斗、重建家园，把用小木棍支撑的庵棚，逐步改建成了砖砌根角、土墩或土坯草房子，昔日泛区的痕迹已不再见。

据说村里人代代相传和出土的建设“保成寺”的功德碑证明，在明朝嘉靖年间，村里人组建了马车运输队，往返于开封和陈州之间进行长途商运，生意兴隆，名扬四方，在开封、陈州都有商铺，村里有片片豪宅，大家集资在村东面、河的东岸建造了“保成寺”，远近闻名。当时，人们只要听到遥远的马鞭响声，就知道王家堂村的马车队回来了。后来不知道在哪一个年代销声匿迹了，也没有再听说有做生意发迹的了。

村里人自清朝以来，世世代代以农业生产为主，贫富差距不大。解放后，按土地改革政策划阶级成分，以黄水前的家庭所有土地为准，村里没有地主，只有一户富农。所谓富农也不过是人均可耕地相对多一点，充其量只有二三十亩地。据大人们讲，过去这一家人也很朴实，生活也很节俭，平时白面也不舍得吃，后来他们的后代也是如此。现在看来，当时党中央“团结富农”的政策是正确的。

五十年代初期，村里多数人家基本是满足于老老实实拴在“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上，没有太大、太多奢望。后历经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整风、三年困难、三线建设、到1965年王家堂划归周口专区西华县西华营公社管辖。西华营原名西淮营，后演变为西华营，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境域分属第五、第七两区；1951年为西华县第七区；1958年成立西华营公社；1962年分属聂堆、东夏亭两区管辖；1965年建西华营公社；1984年改镇。

村里人春去秋来，一年四季，早出晚归，在沙土地里忙来忙去，三年困难时期，又不少村民还依然每年饥荒，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家乡农村的住房条件仍然比较差，全村包括西面紧邻的马庄村，600多口人，也只有一家是砖瓦房，其余全部是土墩、土坯垒的房子，极个别人家是半截瓦，大部分还是草房。遇到刮风下雨，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家家户户都提心吊胆，担心墙倒屋塌。过去村里老人们迷信，一到连续下大雨暴雨，就扎“扫地娘娘”挂在外面以求老天开恩，祈求马上风停雨停。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随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村里人的生活水平也开始“芝麻开花——节节高”了，生活逐步富裕了，住房条件随之有所改善，砖瓦房也多起来了。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 1984年王家堂行政上变为西华营乡毛桥行政村第六组，1987年西华营撤乡设为镇，这样的编制名称延续至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在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家乡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温饱问题早已解决没有问题，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缺吃少穿的历史。家家户户从过去的单一种植、养殖，过渡到外出打工、包工、经商，从最初的自给自足，到每年都有结余盈利。日子越来越好。

如今，我的家乡所在的西华县，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大广高速、永登高速、机西高速穿境而过，与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紧密相连。郑合高铁设站、通用机场投用，与沙颍河航道、高速路网构成“水、陆、空、铁”四位一体交通体系。西华主产小麦、玉米、大豆、棉花、花生等农作物，农业上是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工业上有产业集聚区，是全省“十快县”。

今天的西华，风光旖旎，旅游资源丰富。有女娲城、女娲宫、昆山女娲广场、盘古寨等文化旅游景点。在西华祭拜女娲的香火延续了千年，每年的女娲公祭大典，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前来寻根问祖、观光旅游，农历庙会单日游客超过了10万人。

西华颍河桃花源、黄桥桃花节（万亩桃园）、贾鲁河湿地公园、田口枣园、箕子读书台、黄泛区生态旅游区等自然景观则让人流连忘返。逍遥胡辣汤是北宋宫廷御用食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名小吃”，更是西华县的一张美食名片。

如今，我的家乡王家堂所在的西华营镇。交通已经非常便利，境内有大广高速、盐洛高速及省道穿过。水资源丰富，有多条河流流过。土地肥沃，利于多种农作物生长，以种植小麦、棉花、玉米、大豆、花生为主。

西华营是文化名镇，是“河南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州名镇”，保留着丰富的传统民俗文化。

如今，我的家乡王家堂，在新农村建设中，住房条件明显提升，许多家庭建起了漂亮的小楼房、四合院。村里通上了宽敞平坦的水泥路，村民开车可以直接到家门口，不仅方便村民出行，也有利于农产品运输和乡村旅游发展。天然气管道铺设到家家户户，做饭、取暖更加便捷、清洁，告别了传统的煤炭、柴火等能源使用方式。居住环境改善，绿化越来越好，道路两旁、房前屋后种植了各种树木。行政村修建了休闲广场、文化广场，为村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也提升了乡村的文化氛围和整体美感。粮食种植家家户户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设备，如机械化耕种、智能化灌溉、温室大棚种植等，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行政村建有一所小学，学校的硬件设施不断改善，师资力量逐步加强，王家堂的孩子们能享受到比较好的教育。目前王家堂村民的幸福指数明显提升。

二、我家五代人走出家乡

我的家乡王家堂人走出家乡最辉煌最有影响最高光的时期是明嘉靖朝，村里那一代人组建了马车运输队，走出家乡，走向远方，往返于开封、陈州、许昌等地进行长途商运，生意兴隆，名扬四方，在开封、陈州、许昌都设有商铺。

在明清时期，王家堂人也走出家乡读书求仕参加乡试欲求取功名的；个别人为了生计或追求财富外出经商的；也有家境富裕的人为了增长见识、开阔视野、丰富人生阅历而游历四方的；也有被官府征召戍边或征召服劳工的。

清朝末年，从我的曾祖父开始，到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再到我和我的儿子，我家上下五代人分别在不同时期“走出家乡”，但在“走出家乡”的目的、方式、面临的困难和情感体验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不同和显著差异。

第一代：我的曾祖父、老太爷“走出家乡”

我的家族族谱因发黄水淹没遗失了。据祖辈、父辈的回忆，我上九代只记录到天祖的名字，再往上推不出烈祖、太祖、远祖、鼻祖的名字了。我的天祖王存学、我的高祖王文林，一生务农，没有文字记载。

我的曾祖、老太爷王可法，为人忠厚，性格温和，有经济头脑，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他一边务农，种一、二十亩地，还一边做些生意，经常走出家乡。他用马车、驴车，把土地里生产的粮棉、瓜果、农产品、经济作物拉到陈州、西华、扶沟等县城里卖了换钱，再把外面的农具、衣物、用品和需要的物品买回来，卖给本村和外村里的人。

那个时候，出行速度慢，路途远，主要是交通设施简陋，从村里通向几个城里的路全是土路，道路状况差，遇到刮风下雨、恶劣天气时，出行更加困难。出去一趟需要好几天，甚至十多天才能完成一次交易。

那个时候，信息传播也缓慢，走出家乡之前很难了解到远方的情况，很难获取关于目的地的详细信息，在旅途中也难以与家乡的亲人保持联系。出去后，家里人也很难知道曾祖父的情况，免不了家里人担心，特别是人身安全问题。不过，我曾祖父胆量过人，路上总能规避一切风险，平安吉祥。

那个时候，我曾祖父会种地会管理庄稼，善于家庭经营，除了种庄稼，还栽种一两亩的桃园梨树园、每年还种有半亩瓜果园，加上出外做些生意，经济条件还可以。家里有10多口人，庭院布局为四合院，宅子上建有20多间砖瓦房和草房。一家子日子过得还算殷实。

第二代：我的祖父、爷爷“走出家乡”

我的祖父、爷爷王朝臣， 1901年1月出生，在外村上了私塾完小，村上人叫他私塾先生。我父亲说我爷爷一生朴实善良、品德高尚，为人正直，待人热情，重情重义，心胸宽广，给人家当账房先生，经手的账目清楚，无私公正。正因为爷爷有正义感，有同情心，处事公平，村上人遇着大小事都喜欢找他论短长。

我的爷爷“走出家乡”是被迫的，1938年王家堂被花园口决堤的黄水冲垮淹没后，爷爷不得不被迫带着一家7口人外出逃荒要饭。

爷爷一家逃荒到南阳、信阳、漯河、平顶山、驻马店等地的乡村，一家人肩挑、车推到处谋求生存。一家人靠要饭还是食不果腹，在这期间，爷爷的小儿子和大儿媳妇饿死了。爷爷看到处漂泊不是事， 1941年一家人就在汝南的官庄落了脚。在官庄落定后，爷爷开始做了个小生意，家里其他人还是靠要饭过活。后来官庄的保长知道爷爷读过私塾，就让爷爷当他的账房先生，爷爷有了微薄的工资，一家人日子慢慢好过了一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1946年，爷爷的大儿子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爷爷的二儿子跟了游击队，从此两人没有了音讯。

天有不测风云。1947年正月，爷爷突然得了伤寒病中风，几天后就逝世了。家里没有钱买为爷爷买送老衣裳、棺材，没有钱殡葬，是奶奶带着父亲到保长家跪地磕头求情，保长施舍了两个铜板、一块草屋上的单扇门板；奶奶和父亲到邻居家挨门叩头收了几个钱，给爷爷买了块布做了一身衣裳，买了一领席子。奶奶给爷爷换上新衣裳，把爷爷放在门板上，用席子裹着爷爷的身体，就这样极其简单地把爷爷下葬了。

爷爷被迫“走出家乡”逃荒要饭，漂泊在外，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官庄那冰冻的麦地成了他永远的归宿。

解放前期花园口黄河决堤处封堵，水归故道，土地涸出；爷爷“带出家乡”的7口人，到1949年夏天回到家乡王家堂的就仅剩下我的父亲和我的奶奶两个人了。

第三代：我的父亲“走出家乡”

我的父亲王国亮，1930年农历九月出生在陈州府淮阳县第七区道陵岗牌王家堂；1936年在村私塾读完二年级。

1938年，我父亲第一次“走出家乡”是随我的爷爷奶奶到漯河逃荒要饭。1941年，随我爷爷奶奶要饭暂住在汝南官庄。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我父亲在官庄上了小学，读了两年就读完了五年级。

1949年，我父亲和我奶奶回到王家堂，之后，我父亲在他伯父的支持下上完了高小。1950年7月，考入淮阳师范，从此“走出家乡”。1952年3月，淮阳初级师范毕业，分配到淮阳县齐老区祁集小学任国家教师，1955年带资入淮阳师范教师集训班学习一年，之后，在淮阳区域内分别调到了齐老区大申学校、临蔡临寺营小学、大于集完小、刘庄小学，蔡阳寺学校、玉皇庙学校任教、当班主任。师范毕业后在淮阳任公办教师10年，反右期间被迫下放回乡劳动。1970年国家抓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又回到教育战线当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平反昭雪、恢复教师公职。1986年在淮阳县齐老乡教办室退休。退休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国家改革开放和教育事业，为基层乡镇教育发展出谋划策、献计献策。

我父亲晚年多次“走出家乡”是在河南各地观光旅游、陪我母亲看病。好多次到北京看他的子女，旅游参观。

我父亲上大学、教书、旅游、探亲“走出家乡”，他说他一生十分幸福、十分满足。

第四代：我“走出家乡”

我是1982年11月入伍参军“走出家乡”，到了北京的海军后勤部队，在汽车连当文书、学开车、当助教、当教练，在训练队政工办公室当书记、代干事，在汽车连任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在团单位当参谋、干事，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海军政治学院学习，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美国管理大学攻读管理学博士研究生，在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法创研班研读，在军级、大军区级和总部当干事，任处室主任，在干部培训中心、指挥学院任师职教员，在影视艺术中心任政委、党委书记。在各个岗位上我都是竭尽全力做好工作，多做贡献，争取更多荣誉。在政委任上，我抓大事，把方向，主持了中心成立30周年庆典、组织海军影视创作成果展览，被全国180多家新闻媒体争相报道，扩大了中心在全社会和全军的影响力；在政委任上，我抓创作，推精品，拍摄了反映海军部队现实题材的电视剧4部（132集）、电影3部、记录宣传片3部（17集）；担任十多部电视连续剧、电影、纪录片、教学片、征兵宣传片的监制或责任监制，把住了作品的政治方向和艺术质量关，这些影视剧的播出，在国内外、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在政委任上，中心制作出品的影视作品，荣获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国十佳优秀电视剧奖、全军电视剧“金星奖”奖，拍摄的电影荣获了金鸡、百花奖和国际电影节大奖，制作的纪录片荣获了全国大型纪录片奖、中国纪录片十佳十优奖，为海军赢得了荣誉，我十分欣慰。

我在部队40多年，在多个岗位上工作过，分管过多方面的工作，参加过全国、全军、海军多项大型活动，随首长参加过无数个工作组下过无数个基层部队，自己独立下部队进行工作调研无数次，到过全国各地军队的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单位，包括边海防部队。

我从穿上军装“走出家乡”，到海军大校在部队退休，我衷心感谢党和军队的培养。退休在北京，安居北京过退休生活，我感到十分荣光。

第五代：我的儿子“走出家乡”

我的儿子，他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生活在北京，上小学在北京，上中学在杭州，上高中在北京。年纪轻轻就乘飞机、坐高铁去过祖国很多大城市，爬过雪山，下过海洋。

在清明节时、他的爷爷奶奶忌日时，儿子“回到家乡”给爷爷奶奶摆供品、跪拜上香。逢年过节也经常把爷爷奶奶大照片摆上，再摆供品、跪拜磕头，还会给爷爷奶奶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和自己的心愿。

儿子回到家乡也会在家乡的土地上走走看看，饮家乡的水、品家乡的美食、学说家乡的话、观家乡的花草、与家乡的庄稼对话，听家乡的家禽鸟虫的歌音，赏家乡的夜空与乡景。

儿子会用AI写家乡见闻，他还用手机拍照录像。

儿子每次“回到家乡”，又“走出家乡”，他也有不少感慨。他说：“我姓王，王家堂是我的家乡，我的血脉在王家堂，我的祖先是炎黄。” 他说他“走出家乡”一定会比我的视野更加宽广；他说他“走出家乡”要上全球最好的大学，向往最高的讲堂；他说他“走出家乡”要走遍世界各个国家最美丽的地方；他说他“走出家乡”要学毛爷爷做“奇男子”，要在天下闯一闯；他说他“走出家乡”要有“我乡即天下、天下即我乡”的思想，天下宇宙在胸中装。

三、我家五代人“走出家乡”的百年巨变

“走出家乡”目的明显不同。我曾祖父“走出家乡”是甩着鞭子赶着马车、驴车到城里做生意；我祖父“走出家乡”是在黄水冲毁了家乡被迫外出逃荒要饭；我父亲“走出家乡”是上大学当国家教师；我“走出家乡”是穿上军装保卫国防；我儿子“走出家乡”是回乡又离乡，他内心的家乡是“我乡即天下、天下即我乡”，他“走出家乡”是有梦想到世界各地闯一闯。

“走出家乡”方式明显差异。我曾祖父“走出家乡”的出行方式是坐着马车、驴车，有时还从清水河乘船出行。古我祖父“走出家乡”的出行方式是外出逃荒靠双脚行走；我父亲“走出家乡”为上大学当老师，出行方式开始靠的是双脚行走，后来靠的是自行车；我“走出家乡”的出行方式开始是坐绿皮火车，后来是高铁、飞机，有时自驾车出行；我儿子“走出家乡”的出行方式高铁、是飞机。

“走出家乡”困难差异。我曾祖父、我祖父一生和父亲的早些年“走出家乡”，当时通向外界的路全是土路，道路状况差，出行速度慢，遇到坏天气更是难行。他们那个年代信息闭塞，走出家乡或在旅途中、或到目的地很难与家人保持联系。我和儿子“走出家乡”，在部队工作、在外地求学，往往会面临激烈的竞争，为了在新的环境中立足，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承受较大的工作和学习压力。

“走出家乡”情感差异。我曾祖父、我祖父一生和父亲的早些年“走出家乡”，由于交通和通讯的限制，一旦离开家乡，较长时间无法与家人团聚，因此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更为浓烈。家乡在他们心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家乡是他们的根和精神寄托。我爷爷在汝南官庄时有着强烈的落叶归根的观念，他总希望早些回到家乡。我和儿子“走出家乡”虽然也也会思念家乡，但由于交通便利和通讯发达，可以更频繁地回家探亲，与家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思乡之情相对我曾祖父、祖父、父亲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强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我儿子他们零零后这一代家乡观念逐渐淡化，他们更加注重个人的发展和生活质量，对家乡的归属感不再像前辈那样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