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易》之“卦”，是象征自然现象与人事变化的系统性符号，其构建基础为两种核心元素：阳爻（—）与阴爻（--）。爻者，效也，“效天下之动者也”（《系辞上》），阴阳二爻分别模拟天地间刚健与柔婉的两类基本属性，为整个符号体系赋予了对立统一的内在张力。

一、卦与八卦的核心定义及符号本源

《周易》之“卦”，是象征自然现象与人事变化的系统性符号，其构建基础为两种核心元素：阳爻（—）与阴爻（--）。爻者，效也，“效天下之动者也”（《系辞上》），阴阳二爻分别模拟天地间刚健与柔婉的两类基本属性，为整个符号体系赋予了对立统一的内在张力。

依据爻数组合的差异，卦分为两大基本形态。《周礼》明确记载：“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三爻相叠而成的“经卦”，通称“八卦”，包括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种基本图形。六爻相叠（即两经卦上下相重）而成的“别卦”，共计六十四种，涵盖了天地万物的演化图景与人事变迁的各类情境。古时“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卦的核心功能是通过符号解读占断吉凶，成为先民认识世界、决策行为的重要工具。

八卦作为经卦的核心形态，其符号组合蕴含着先民对宇宙秩序的初步认知。《易传·系辞下》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一说法为八卦赋予了神圣的起源属性。从符号构成来看，每卦三爻的排列并非随意组合，而是遵循“阴阳相错”的基本法则，如乾卦三阳爻象征纯粹的刚健之气，坤卦三阴爻代表极致的柔顺之性，其余六卦则通过阴阳爻的不同配比，呈现出刚柔杂糅的中间状态，形成了完整的符号谱系。

二、八卦起源的学术考辨与考古实证

关于八卦的起源，传统文献与现代学术研究形成了多元阐释，而考古发现的新资料持续推动着认知的深化。

（一）传统文献中的起源叙事

《易传》确立的“伏羲作卦说”成为后世主流认知，《系辞下》详细描述其功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一叙事将八卦的起源与先民对自然的观察、对神明的敬畏紧密结合，赋予其“类万物之情”的认知功能。

另一重要传统观点与“河图洛书”相关，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背上有文字的灵龟，伏羲因此画出了先天八卦。这一传说虽带有神话色彩，却反映了先民将八卦视为宇宙秩序具象化的认知倾向，为八卦符号赋予了贯通天人的神圣性。

（二）现代学术的争议焦点

现代学界对八卦起源的探讨围绕“占卜起源说”展开激烈争论。主流观点认为八卦源于上古占卜实践，冯友兰提出八卦由模仿占卜龟兆而来，是标准化的“兆”；高亨认为阴阳爻象征占筮用的两种竹棍，八卦是竹棍的不同排列方式；李镜池则主张阴爻和阳爻源于结绳记事中的小结和大结，为记录占筮之数而衍化为八卦。

张政烺基于殷周数字卦的研究提出突破性观点，他统计周初32例数字卦发现，一、六两字出现次数最多，奇数与偶数数量大体平衡，推测二、三、四因书写易混而分别归并于一和六，认为“占卦实际使用的是八个数字，而记录出来的只有五个数字，说明当时观象重视阴阳”，提出八卦由数字卦演化而来的假说。这一观点得到唐明邦、郑万耕等学者支持，认为其“具有相当的考古文献上的根据，为我们探讨卦爻画的起源，开辟了新的途径”。

但反对者指出该假说存在逻辑缺陷，认为“数字卦中的所有数字都被区分为阴阳二性，必然意味着阴、阳爻画的三爻八卦、六爻六十四卦的存在，而且它们是先于数字卦的存在而存在，而数字卦只是用阴阳爻画的八卦、六十四卦进行占筮而得到的筮数”，实则颠倒了二者关系。朱伯昆等学者则从功能角度指出，“八卦所以演为六十四卦，看来是出于占筮的需要。随着占筮的发展，八种卦象不足以包括所占之事，于是加以推衍”，从实用需求角度解释了卦体的演化。

（三）考古发现的新证

近年考古发现为八卦起源研究提供了实物支撑。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距今8500年的彩陶上，纹饰与八卦符号高度吻合，其中蕴含六爻卦“雷地豫”的信息，这一发现将卦符的出现时间大幅提前，远早于《周易》六十四卦形成的三千年前，提示八卦符号可能源于更早的先民符号系统。

清华简《筮法》的面世进一步拓展了认知维度，其只用八经卦、由两组重卦组成（实为四经卦）、所用筮数是四、五、六、七、八、九，与《周易》的六爻重卦、九六之变形成显著差异，证明先秦时期并非只有三易，而是多种筮法并存，八卦符号在不同筮法体系中存在多元发展形态。马王堆帛书《周易》则呈现出特殊的卦画形态，阴爻画作“∧”而不作“--”，印证了卦符在流传中的变异特性。

三、卦与八卦的符号系统及逻辑架构

卦与八卦的符号体系并非简单的爻画组合，而是蕴含着严密的数理逻辑与哲学思维，其结构形态与排列秩序共同构成了《周易》的核心框架。

（一）经卦与别卦的构成逻辑

经卦作为八卦的基本形态，三爻的位置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自上而下分别对应“天、地、人”三才之道，《系辞上》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即六爻别卦同样遵循三才原则，上二爻为天位，中二爻为人位，下二爻为地位。这种结构设计使卦符天然具备“通贯天人”的认知功能，成为连接自然秩序与人事活动的符号中介。

别卦由两经卦相重而成，上下经卦分别称为“上卦”（外卦）与“下卦”（内卦），二者的关系构成了别卦的核心语义基础。如“地水师”（䷆）下坎（水）上坤（地），“水聚于地中或行于地下，象征兵众聚集或行军，生动地描绘了出师征战的场景”；泰卦（地天泰，䷊）下乾上坤，象征“天地交而万物通”，否卦（天地否，䷋）下坤上乾，象征“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二者通过上下卦的位置颠倒形成对立，揭示了“物极必反”的辩证法则。

（二）六十四卦的排序法则

通行本六十四卦的排序遵循“二二相偶，非覆即变”的核心原则，这一特征由唐代孔颖达首次明确概括：“每两卦相偶，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若屯蒙、需讼、师比之类是也；变者，反覆唯成一卦，则变以对之，若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之类是也。”所谓“覆”，指一卦倒置而成另一卦，如屯卦倒置为蒙卦；所谓“变”，指一卦的阴阳爻全部反转而成另一卦，如乾卦变坤卦。

清代崔东壁首次系统解析了卦序架构，提出“纯卦统八”“交卦统一十有六”的骨构理论；现代学者沈有鼎则从逻辑学角度揭示其建构原则，指出卦序生成包含“规划、建构、赋序”三个环节：规划确立分篇与主卦布局，建构以阴阳平衡为核心模拟万物，赋序基于图形逻辑与言定规则形成对称次序。这种排序并非随意安排，而是融合易平方图数理根基、三轴幻方空间转换及五例律动变例动态演化，体现了数理逻辑与哲学思想的高度统一。

（三）京氏八宫卦的分类体系

西汉京房突破传统卦序，创立八宫卦系统，将六十四卦按乾、震、坎、艮、坤、巽、离、兑八宫分类，每宫以一经卦为首卦（本宫卦），统领七卦，依次为一世卦、二世卦、三世卦、四世卦、五世卦、游魂卦、归魂卦。其生成规则为从八宫的首卦出发，逐步改变每一爻，每改变一爻，出现一个新的卦，如乾宫首卦为乾，初爻变而为姤（一世卦），二爻变而为遯（二世卦），直至五爻变而为剥（五世卦），再返变四爻而为晋（游魂卦），下卦三爻全变而为大有（归魂卦）。

京房八宫卦系统将天干、五行、星宿融入卦爻，建立天人对应的象数模型，与“卦气说”相结合，以六十四卦配四时节气物候，使卦符系统与历法、天文形成严密关联，为汉代象数易学奠定了基础。这一体系虽被后世部分学者斥为异端，却“深刻影响虞翻、干宝等后世易学家，在易学哲学史与占卜实践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

四、八卦的象征系统与阐释传统

八卦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类万物之情”的象征功能，《易传·说卦传》系统构建了八卦的象征体系，后世学者则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其阐释维度，形成了绵延不绝的解卦传统。

（一）《说卦传》的核心象征体系

《易传·说卦传》对八卦的象征意义作了全面总结，确立了以自然现象为基础、涵盖多领域的取象系统。其中，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泽为兑，这八种自然现象构成了八卦象征的核心根基。在此基础上，每卦进一步延伸出对人事、器物、动物、人体等的象征：

1.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2.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3.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

4.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

5.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

6.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干卦；

7.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

8.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这种多维度的取象并非随意附会，而是基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类比逻辑，如乾卦以“天”为核心，延伸出“君”“父”等具有刚健统领属性的事物；坤卦以“地”为核心，延伸出“母”“众”等具有承载包容属性的事物，体现了先民“观物取象”的认知方式。

（二）乾坤两卦的核心地位

在八卦体系中，乾、坤两卦占据“万物之始”的核心地位，《系辞上》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系辞下》则强调“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将乾坤视为理解《周易》的门户。

乾卦的核心德性为“健”，卦辞“元亨利贞”概括了其“创始、通达、和谐、贞固”的本质属性，爻辞则通过“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的演进，展现了阳刚之气从积蓄到鼎盛再到衰退的过程，揭示了“与时偕行”的处世智慧。坤卦的核心德性为“顺”，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强调其“柔顺守正”的属性，爻辞“履霜，坚冰至”则警示“防微杜渐”的道理，体现了“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

乾坤两卦的关系是“阴阳合德”的典范，乾卦象征主动性的创造，坤卦象征被动性的承载，二者“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共同构成了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本源动力，正如《系辞上》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三）占筮实践中的象征应用

在古代占筮实践中，八卦的象征意义是解读吉凶的核心依据，《左传》《国语》中保留了大量此类案例。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成季之将生，卜士之，遇大有之乾”，占者解读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其依据在于：大有卦六五爻变而为乾卦九五爻，乾卦象征天与父亲，九五为“至尊之位”，从大有卦的离卦变成乾为天的乾卦，一个是后天八卦的南方，一个是后天八卦的南方，故推断此子和他父亲一样尊贵，虽然不是国君，但是他的地位和国君无异。

这类占筮解读遵循“卦象为本，爻变为用”的原则，首先依据本卦与变卦的卦象确定基本情境，再结合变爻的位置与爻辞细化判断。清华简《筮法》则呈现出不同的解读模式，其占断吉凶休咎，不用卦辞、爻辞，主要依据特殊数字以及上下左右四卦之间的位置关系，且侧重爻象，以乾坤运转、四季吉凶、干支变化作为占断祸福的征兆，反映了先秦时期不同筮法体系中象征应用的多样性。

五、卦与八卦的哲学升华及历史演进

卦与八卦的符号体系从最初的占筮工具，逐步演变为承载中国哲学核心思想的载体，其间经历了多次重要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易学流派。

（一）先秦：《易传》的哲学奠基

《易传》（又称《十翼》）的成书标志着八卦符号从占筮工具向哲学体系的转变，孔子及其弟子通过对卦爻辞的阐释，注入了儒家伦理思想与道家阴阳观念，使《周易》具备了“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哲学高度。

《易传》的哲学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确立“阴阳之道”为核心思想，《系辞上》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将阴阳爻的对立统一视为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其二，强调“变易”精神，《系辞下》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将卦爻的变化特性提炼为处世治国的基本原则；其三，构建“天人合一”的认知框架，通过八卦象征系统将天、地、人贯通为一体，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乾文言》）的理想人格。

（二）汉代：象数易学的体系化

汉代易学以象数派为主流，京房是其代表人物，他突破传统象数体系，构建八宫卦系统，首创纳甲法，将天干、五行、星宿融入卦爻，建立天人对应的象数模型，同时提出“卦气说”，以六十四卦配四时节气，为历法提供哲学依据。

汉代象数易学的特点是构建了精密繁复的符号宇宙模型，将卦爻符号与天文、历法、五行、灾异等紧密结合，形成了“天人感应”的阐释体系。如京房通过“七政二十八舍”的观测，将“八方八风”与八宫卦对应，“北方广莫风行令时，季节为冬季，于天象，太阳居于虚宿女宿，于历为十二月，于支为子” ，使卦符系统成为解读天人关系的工具。这种体系化的努力虽丰富了八卦的阐释维度，但也逐渐陷入繁琐附会的困境。

（三）魏晋：玄理易学的革新

魏晋时期，王弼以“玄风解易”，对汉代象数易学进行了彻底革新，提出“得意忘象”的著名主张。他批判汉代易学执着于具体的卦象、爻辰、纳甲等推演技术细节（象），反而遮蔽了《周易》所蕴含的根本哲学精神和玄妙义理（意），主张“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

王弼的贡献在于将易学从占卜技术提升到本体论哲学的高度，以“无”“本末”等玄学概念解读卦爻符号，认为八卦的本质是“显道神德行”（《系辞上》），其价值不在于具体的象数推演，而在于彰显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的关系。这种“扫象显理”的诠释路径，使《周易》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经典。

（四）宋明：义理与象数的融合

宋明理学时期，易学发展呈现出融合义理与象数的趋势，代表人物有邵雍、程颐、朱熹等。邵雍传承“河图洛书”传统，提出“先天之学”，其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展现了严密的数理逻辑和宇宙时空模式，将八卦的排列与宇宙生成次序相联系，认为“先天八卦”为“体”，“后天八卦”为“用”，构建了完整的宇宙论体系。

程颐著《程氏易传》，以“理”解易，认为六十四卦是“天理”在不同时空条件和情境（时位）下的具体显现，读《易》的关键在于“随时取义”，即根据具体的卦爻时位来体认和践行天理，特别强调《易》对道德实践的指导作用。朱熹则作为宋易的集大成者，著《周易本义》《易学启蒙》，采取调和态度：承认河洛图书的价值，重视《易》起源于占卜的本义（“《易》本卜筮之书”），但其哲学阐释充满浓厚的理学色彩，用“理气论”“心性论”来解读卦爻辞和《易传》，其经传分离的定本体例对后世影响深远。

（五）近现代：易学的实证化与多元化

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与西方学术方法的引入，易学研究呈现出实证化与多元化的趋势。张政烺、李学勤等学者利用“金文、甲骨文、汉石经、马王堆帛书以及安阳殷墟出现的数字卦等”新出土材料 ，对卦序、卦名、卦爻辞进行重新解读，推动了早期易学研究的突破。

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形成了多个流派：疑古派如顾颉刚、李镜池通过辨伪和考信，揭示卦爻辞的占卜本质；实证派如高亨著《周易大传今注》，将《易经》视为史料，将释易的目的设定为考察上古史；科学易派如薛学潜、董光壁等利用科学原理解释《周易》文本思想，或将易学与数学、物理学等学科进行原理互证，试图挖掘八卦符号与现代科学的关联。同时，出土文献的研究推动了早期易学“分系”理论的形成，刘光胜等学者提出将早期易学分为《连山》《归藏》《周易》及清华简《筮法》四系，展现了多元生成、激荡融合的繁盛景象。

六、卦与八卦的文化渗透及现代价值

卦与八卦的符号体系早已超越了易学本身，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解读东方文明的重要密钥，其蕴含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一）对传统文化领域的深层渗透

在中医领域，八卦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成为构建理论体系的核心工具。藏象经络理论将人体视为“小宇宙”，其生理病理变化与天地阴阳消息、卦气流转相对应；五运六气学说则以卦气说为基础，通过八卦配四时、五行，预测气候变化与疾病流行，指导临床诊疗。如坎卦象征水，对应肾与膀胱，体现了“水藏于肾”的生理关联；离卦象征火，对应心与小肠，反映了“火藏于心”的脏腑关系。

在兵法领域，《孙子兵法》等经典中的“奇正、虚实、变化”思想，与《周易》的“变易、阴阳转化”哲学一脉相承。八卦的“刚柔相推”对应兵法的“刚柔兼济”，“穷则变，变则通”对应兵法的“因敌制胜”，而六十四卦的“非覆即变”则与兵法的“攻守转换”形成内在呼应。如《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暗合坎卦“隐伏”之象，“趁火打劫”则对应离卦“毁折”之性。

在道家修炼与民俗文化中，八卦符号同样具有重要地位。道家内丹修炼将“火候”的进退、阴阳的交媾用卦爻变化来比喻，如以“复卦”象征阳气初动，以“乾卦”象征阳气鼎盛；民俗中则以八卦图作为驱邪避凶的符号，广泛应用于建筑、服饰、节庆等领域，体现了“阴阳调和”的吉祥寓意。此外，八卦的方位象征（如后天八卦配八方：乾为西北，坎为正北，艮为东北，震为正东，巽为东南，离为正南，坤为西南，兑为正西）还影响了传统风水理论与环境布局观念。

（二）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在哲学层面，八卦蕴含的辩证思维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启示。“阴阳对立统一”的法则为理解事物矛盾提供了基本框架，“变易”思想提醒人们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元亨利贞”的德性追求则对个人道德修养具有引导意义。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特别强调，《周易》的辩证思维对现代人处理矛盾的启发，如“穷则变，变则通”的哲学观，这一思想在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挑战时仍具有现实价值。

在科学领域，八卦符号与二进制的关联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佳话。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受八卦阴阳爻的启发，完善了二进制理论，认为八卦包含了所有数学的奥秘，这一发现推动了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尽管学界对二者的直接关联存在争议，但八卦符号所蕴含的数理逻辑与抽象思维，确与现代科学精神存在内在契合。

在文化传播领域，八卦符号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标识，广泛应用于艺术创作、文化交流等领域。其“类万物之情”的象征特性，使其能够超越语言障碍，成为传递东方哲学智慧的载体。从博物馆的文物陈列到现代设计的创意灵感，从传统易学研究到跨文化哲学对话，八卦符号始终保持着鲜活的文化生命力。

结语

卦与八卦作为《周易》的核心符号体系，从距今八千余年的远古符号雏形，到先秦时期的哲学奠基，再到后世各朝的理论演进，形成了一部绵延不绝的诠释史。其以阳爻、阴爻为基本元素，构建了经卦与别卦的符号架构，通过“观物取象”形成了多元象征系统，蕴含着“阴阳之道”、“变易精神”、“天人合一”等核心哲学思想。

从占筮工具到哲学经典，从文化符号到思维范式，卦与八卦的演进历程折射出中国先民认识世界、把握规律的智慧结晶。在现代社会，这一古老的符号体系并未过时，其辩证思维、系统观念与和谐追求，仍能为应对当代挑战、传承文化基因提供重要启示。正如《系辞上》所言：“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卦与八卦所承载的智慧，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史哲大辞典》

来源：浮沉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