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4年春末，沈阳车站飘着杨絮。50岁的张秀山提着个旧布包，站在月台上。身边没警卫员，没前呼后拥，只有组织派来的干事递来张车票——他要去黑龙江，当个农场副场长。

从东北局副书记到农场副场长：1954年张秀山的“降职”日子

1954年春末，沈阳车站飘着杨絮。50岁的张秀山提着个旧布包，站在月台上。身边没警卫员，没前呼后拥，只有组织派来的干事递来张车票——他要去黑龙江，当个农场副场长。

从前他是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出门轿车接送，开会坐主位，宿舍有警卫站岗。现在行政级别从4级降到8级，名义是副场长，实际干着正处甚至副厅的活。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开了两天。张秀山望着窗外变小的城镇，摸了摸口袋里的介绍信。信上写着“黑龙江省某国营农场副场长”，没提从前职务，像擦掉了过去的一块标签。

农场在松嫩平原边缘，离县城还有三十里土路。场长是县委书记兼任，见面握着他手笑：“老张，咱这儿条件苦，您多担待。”张秀山把布包往宿舍一放：“咱是来干活的，不挑。”

宿舍是间土坯房，漏风，炕沿儿还裂着缝。他没叫人修，自己找了块木板钉上去。床头摆了本《论农业合作化》，是他从沈阳带来的。

第二天五点半，场部喇叭响了。张秀山套上旧中山装，跟着工人们下地。他扛着锄头，手心磨出泡，却比年轻人还起劲儿。食堂大师傅看他干得猛，偷偷往他饭盒里多舀了勺菜汤。

有天收工路上，几个老工人凑过来：“听说您以前是大领导？”张秀山蹲在田埂上卷旱烟：“领导不领导的，现在都是种地的。我这把老骨头，能多翻半亩地算半亩。”

秋天收粮，他跟着搬麻袋。肩膀压得红肿，也不喊停。会计要给他记双份工分，他急了：“我是副场长，更得以身作则。”最后只记了普通工的分。

冬天农闲，他带着工人修水渠。冰碴子扎脚，他就脱了胶鞋先下。有人说：“您别这样，我们干就行。”他抹把脸上的冰水：“修渠是为了明年多打粮，我在场一天，就得尽一天心。”

周围人慢慢改了称呼。起初叫“张场长”，后来喊“老张”“秀山哥”。工人们有困难爱找他，家里婆媳闹矛盾、孩子上学没钱，他都帮着调解。

有人替他委屈：“您当年在东北局说句话，全省都重视。现在当副场长，图啥？”他蹲在炉边烤土豆：“图个踏实。党培养我这么多年，哪能挑肥拣瘦？”

1955年春播，他跟着技术员学选种。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黑土地适合啥品种”“墒情咋判断”。技术员说他记这些没用，他摇头：“不懂行，怎么带好队伍？”

那年冬天，农场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庆功会上，场长举着酒杯敬他：“老张，没您带头，咱完不成这指标。”他红着脸笑：“是我该谢大伙儿，没你们，我也使不上劲。”

后来有人翻旧档案，发现他那几年写了二十多份农业生产建议，都寄回了省里。有的被采纳，有的还在讨论。他说：“哪怕不当领导，也能给国家出点力。”

1960年他调回省里，有人问起农场日子。他只说：“那几年，我跟大伙儿一块流汗，比坐办公室踏实。”其实大家都知道，那段经历磨掉了他的官气，添了股子泥土味。

张秀山晚年写回忆录，专门提了农场岁月：“职务高低是组织定的，可干不干实事，是自己定的。我在农场没白待，学会了跟老百姓一块过日子。”

现在黑龙江的老农场工人提起他，还说：“老张头那会儿真拼，跟我们一样下地，一点不摆架子。”或许这就是他的底气——不管坐多高的位置，心里始终装着干活的人。

来源：穿越时空的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