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底,上海全境解放。不数日,陈毅市长偕周而复来我家,拜访了我的祖父张元济先生。他们虽是第一次晤面,却作了毫无拘束的畅谈。随后,在那气象一新的最初日子里,祖父改变了以往多年间不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习惯,出席了陈毅邀集的上海耆老座谈会,以出版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上海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8月下旬,已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老友陈叔通给祖父来信,透露了“内部消息”:第一次全国政协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祖父将作为大会的特邀代表。祖父这时心情有些矛盾——已届83岁高龄,身体和生活能否适应?更重要的是他同时代的人物都已退出历史舞台,这时将面对一个几乎是全新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能不能适应,能不能发挥好与自己代表身份相称的作用?8月底,周而复、梅达君持陈毅、潘汉年的信再次来访,逐步消解了他的疑虑。大会筹备处同意由我的父亲张树年先生全程陪同,照料生活。父亲此时在上海新华银行工作,总经理王志莘先生是金融界有影响的进步人士,对父亲这次请假非常支持,作公假处理。大会要求代表在9月10日前抵达北平。祖父由著名内科专家乐文照医师作了体检,9月6日随上海多位代表一同乘火车出发。同车的代表有桥梁专家茅以升,工商界人士盛丕华、篑延芳、胡子婴,越剧演员袁雪芬等。那时战争结束不久,上海到北平的直通火车刚刚开行,为避开可能发生的空袭,开车时间定在晚上。车行44小时后,9月8日午后到达北平前门火车站。途中可以见到不少战后的断壁残垣,淮河大桥亦被毁,只能从临时便桥通过。茅以升告诉大家,修复并不太困难。在北平的最初十天,是大会前的预备会议,分小组进行,主要是讨论制订《共同纲领》。因为解放战争还在南方和西南、西北进行,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的条件还不具备,由政协制订通过《共同纲领》,在一定时期内,即作为国家施政的总纲。小组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祖父认真阅看《共同纲领》的初稿,与各位代表一起仔细审议。他提出的修改意见有几处:一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各项事业中,加入“航业”,即发展海运。二是原稿有“禁止肉刑”四字,祖父认为我国从汉文帝时已废止肉刑,南北朝恢复过,后来又废除;这几个字所指只是鞭笞,进入民国后连鞭笞也被废除;至于私刑,则禁无从禁。他认为“际此文明进化时代,如以此列入,于我国面子甚不好看”,应予删除。这两条意见为大会接受。他还在大会最后将要表决通过《共同纲领》的时候,起立发言,说近来有人觊觎我西藏等领土,所以应把“解放全国领土”句改为“解放全国,保卫我国的领土”,意即不允许别人侵略我国领土,而我国亦只保全自己领土而无侵略他人之意。亦有代表发言赞成维持原稿不变。这时周恩来在主席台上提议在“巩固国防”之下加入“保全我们的领土”字样,问祖父是否同意,祖父表示同意。关于新中国的国名,还举行过一次专门的讨论。几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代表提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他们的意思是勿忘辛亥革命的功绩。为了尊重各方面的意见,周恩来、林伯渠奉毛泽东之命,邀请数十位年长的代表在六国饭店客厅座谈。到会的长者纷纷发表意见,祖父和陈叔通、陈嘉庚、马寅初等认为可删去“中华民国”四字,沈钧儒认为删去这四个字并无忽视辛亥革命之意。最后周恩来即取沈钧儒的发言作为会议的结论。祖父还提过一个意见,未被大会采纳。那就是他不赞成采用公元纪年。他认为我国有四千多年历史,采用公元,会使人误以为只有一千九百多年,且公元以耶稣诞生为始,而我国有多个宗教,公元未必适合其他宗教。这条意见虽未被采纳,但他返回上海后,11月21日写给郭沫若的信,就署上了“1949年”。这是祖父愿意跟上时代步伐的一个写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9月21日下午7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当时代表只能三四人合坐一辆小车,祖父与邵式平、吴贻芳代表合用一车,父亲也随同前往。十天前,直接领导会务和秘书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曾到六国饭店看望祖父,谈了半小时,临行告诉我父亲,可以陪同进入会场,他会事先安排的。果真,父亲在大会秘书处取得一个“联络秘书”证件,大会期间出入会场就很方便。大会代表最年长者是侨界知名人士司徒美堂,比祖父年长六个月,祖父居次。开幕那天,司徒美堂拄了拐杖,但谢绝工作人员搀扶,祖父更是连拐杖都不用,一时被记者作为佳话,在次日报纸的大会花絮中刊登。祖父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那时主席团成员并不上主席台就座,而是上台合影后仍回台下自己席位。在9月30日闭幕大会上,祖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计算选票期间,他与代表们一同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举行,政协委员们早早来到了天安门。那时天安门没有电梯,祖父顺着嵌建在城墙内高高的七十余级台阶,拾级而上。走到城楼西侧刚站定,便有工作人员搬来一把椅子请他坐下,父亲则站立在他的背后。大家一起聆听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洪亮的声音,一起向冉冉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行致目礼。接着,阅兵式开始,步兵、炮兵、海军、骑兵、坦克,依次整队经过天安门,战机在上空翱翔。军容整齐,军威强大,观者深为鼓舞。阅兵结束后是群众欢庆新中国成立的游行。6时以后,几位老年代表陆续退场,返回旅馆休息。那天祖父心情特别激动,虽8时一过即就寝,但听到窗外游行队伍的欢呼声,久久不能入睡。一生的经历浮现在他的脑海,苦难的旧中国内忧外患,几乎无日得以安宁,有识之士,乃至有识之君,也有振兴中华的设想或实践,但终归失败。到了今天,他看到了希望,他对新中国抱有无限的信心。他披衣而起,给毛泽东主席起草了一封信:摘要:1949年5月底,上海全境解放。不数日,陈毅市长偕周而复来我家,拜访了我的祖父张元济先生。他们虽是第一次晤面,却作了毫无拘束的畅谈。随后,在那气象一新的最初日子里,祖父改变了以往多年间不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习惯,出席了陈毅邀集的上海耆老座谈会,以出版界代表的身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大选,为吾国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鸦片迫强售于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江宁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绝根柢,一雪此奇耻。谨呈上《文忠政书》全部,聊附壤流之见,藉伸祝颂之忱。伏乞莞存,曷胜宠幸。敬贺荣庆,顺颂康宁,统维垂察。
这里《文忠政书》即林则徐著《林文忠公政书》,祖父历来对这位民族英雄十分崇敬。第二天他请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同仁选购了一部较好的版本,连同信件一同交由大会秘书处转呈。10月5日,毛泽东有回信:菊生先生:
大示并惠书两函均已收到,谨谢厚意。敬祝兴居佳胜,并候树年世兄健进。
毛泽东 十月五日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现存祖父的这件信稿字迹很小,有些字较难辨识,以前曾在他的书信集中公开出版且为多位作者引用过,惜被抄录人和编校人造成了多处舛误,两年前《张元济全集》出版时才作了些订正。其中还有一个字未能识别,只能以□表示。
游览天坛期间毛主席与张元济先生亲切交谈
祖父在京一个多月中,受到毛泽东主席两次接见。9月19日下午,正要午休,陈毅来了,说主席邀请你同游天坛。祖父随陈毅车来到天坛,毛泽东主席在祈年门门口迎候。主要的客人除祖父外,还有湖南的起义将领程潜、李明灏和陈明仁。宾主沿天坛中轴线从北到南游览了祈年殿、皇穹宇和圜丘坛,观看了东西配展中陈列的文物。茶座休息时,毛泽东问起了戊戌变法的硕果仅存的老人,又问了光绪皇帝召见时的礼仪如何,以及在京城做官的情况、俸禄几何等。说到祖父毕生倾全力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印书馆出了不少有益于民众的书籍,又说他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全》,从中获得了不少新知识。10月11日晚,毛泽东又邀祖父和周善培在他中南海寓所晚饭,宾主畅谈至10时45分方散。祖父提出,应设法使下情可以上达,报纸宜酌登来稿,毛泽东以为“可专辟一栏,可先做一样子”,这可能就是20世纪50年代各大报纸都辟有“人民来信”栏的由来。对于经济建设,祖父说由于连年战争,民穷财尽,建设不能不权衡缓急,最要紧的是交通,其次农业,再次工业;而工业应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继而周善培谈起读经的问题,祖父坚持他从清末以来的一贯主张,即不能普遍推行,只可在大学“别立一科,听人研究”。他对当时有人提出以拼音字母取代方块汉字的主张大加反对,认为我国至今还能团结成一个大国,文字统一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晚饭是普通的家常菜,宾主有几位都是湖南、四川籍,只见他们从碗里挑红辣椒吃。
祖父因为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所以继续留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后才返回上海,那已是10月20日了。
(原载2009年10月1日《文汇报》;又载文汇报社、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共和国的曙光》,文汇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又载《张元济研究》2010年第2期)这本书是张元济先生1937年编著的,书中记述了中国古代十几位义士的故事。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
藉由此书,先生希望告诉国人,我们这个民族从不缺少顶天立地的豪杰,他们或重然诺,讲信义,或临危不苟,忠肝义胆,甚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真人格、真精神。
就在这一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抗日战争全面打响。无数人像这本书里提及的义士一样,投身烽火硝烟,筑起血肉长城。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张元济先生坚信,只要坚守中华民族的可贵人格,民族精神就在,国家就不会灭亡。
编书的本意
孔圣人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夫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几句话,都是造成我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名言。
我们良心上觉得应该做的,照着去做,这便是仁。为什么又会有求生害仁的人呢?为的是见了富贵,去营求它;处在贫贱,去避免它;遇着威武,去服从它;看得自己的身体越重,人们本来的良心,就不免渐渐地消亡。贪赃枉法,也不妨;犯上作乱,也不妨;甚至于通敌卖国,也可以掩住自己的良心做起来。只要抢得到富贵,免得掉贫贱,倘然再有些外来的威武,加在他身上,那更什么都可以不管了。
有了这等人,传染开去,不知不觉受他的引诱,这个民族,必定要堕落,在世界上是不容存在的啊!
我们古来的圣贤,都有很好的格言,指导我们,在书本上,也有不少的豪杰,可以做我们的模范。
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妆点出来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复仇,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孟夫子说是大丈夫,孔圣人说是志士仁人,一个个都毫无愧色。
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张元济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
2
《涉园诗录》
纪念商务印书馆
成立120年
著名出版家张元济
诞辰150周年
《盗窟十绝》
丁卯十月
丁卯九月二十二日夜,
盗入余家,被劫而去,
留居窟中凡六昼夜,口占十绝聊以自遣。
数椽矮屋称幽居,布被绳床体自舒。
还我儒酸真面目,安然一觉梦蘧蘧。
牺易久严天泽辨,而今旧习待更张。
料应到此无阶级,谁识犹分上下床。
余高据一榻,守者皆席地而卧。
寂寂深宵伴侣多,篝灯围语意偏和。
微闻怨说衾裯薄,只为恩情待墨哥。
第一夕天气寒甚,守者终宵瑟宿,
自言为银钱故,不得不尔。
频烧银烛漏声长,陡觉熊熊焰吐芒。
惊起披衣同扑救,犹虞玉石烬昆冈。
守者不慎失火,四周门窗紧闭,
无可逃避。
幸即扑灭,否则为熏穴之鼠矣。
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
翘首郭东园外路,羡君先拥百城回。
中原文物凋残甚,欲馈贫粮倍苦辛。
愿祝化身千万亿,有书分遍读书人。
光宣之际,余为商务印书馆创建东方图书馆。涵芬楼弆藏旧籍,慎初仁兄助我搜辑甚勤。闸北之役,所藏数十万卷毁于一旦。今慎初出示此图,犹能抱残守缺,为之感喟不置。自此,以往叹读书者购置惟艰。流通之责匪异人任,涓叟勖以实利,揆初亦以独乐不如众乐为言。余与二君有同意,窃愿慎初之许我也。
张元济先生为商务印书馆
孜孜奉献、波澜壮阔的一生
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
张元济一生
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
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政协会议
1949年,张元济赶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观看了阅兵式。
政协会议绘图
笔耕不辍
1950年,病榻上的张元济开始整理《涵芬楼烬余书录》。全书1951年5月由商务出版,分为4卷,线装装订成5册,书末附有《涵芬楼原存善本草木》,著录了被毁善本古籍1700余种,是中国文化史上旷古罕见的浩劫的记录。
病榻上坚持工作的张元济
尽管书信的散失率极高
但在先生留下的文字中仍占相当大的比例
这也从一个角度
反映了张元济先生务实、勤勉的一生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大选,为吾国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鸦片迫强售于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江宁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多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根柢,一雪此奇耻。谨呈上《文忠政书》全部,聊附壤流之见,藉伸祝颂之忱。伏乞莞存,曷胜宠幸。敬贺荣庆,顺颂康宁,统维垂詧。
三十八年十月一日
张元济先生的诗以记事为多
晚年有不少是对时事的看法和感想
由于张先生不是一位诗人
得春字五言八赋
掩映旌旗影,天阶拂柳频;
未干鸳瓦露,还带凤城春;
彩纛干宵矗,柔丝踠地匀;
卷舒涵缘意,摇曳静红尘;
铃韵风干片,珠光日一轮;
交龙方旖旎,警鹤亦精神;
瑞气全盘绕,疏烟玉仗陈;
舍人重和句,浓湛拜恩纶。
本书第六卷、第七卷
收入存世的张元济先生的日记
日记由三个部分组成:
1912年至1923年商务印书馆馆事日记
1937年生活日记残本
1949年9月至10月的赴会日记
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
发行 《大英百科全书》回信已交梅翁译汉,即交锡三。
用人 王莲溪来,云学生不敷用,可否添招。余示以营业部招生章程,云既拟添招,候蒋、高归后再酌定。
古籍目录、版本、校勘之学
是张元济先生的学术专长
他以《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成果
及其对史学的贡献
于1948年当选为我国第一批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
这部书承载了商务印书馆
乃至近代中国一段不能忘却的伤痛
亦对今天的版本目录学研究
提供了可贵的学术借鉴
6
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
收录张元济、郑振铎、王云五、袁同礼、王季烈、丁英桂、姜殿扬、胡文楷、蒋仲茀、李宣龚、瞿凤起、任绳祖、孙楷第、孙伯恒、王守兑等人往来信札7
张元济日记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馆事日记(1912年至1923年)生活日记残本(1937年)赴会日记(1949年9月至10月)日记纸印制成表格式,每天一页,每页除月、日、星期外,尚有“收信”、“发信”、“总公司事”、“用人”、“分馆分局”、“关于发行事件”、“财政”、“同业”、“关于编译事件”、“杂记”等项。记录时按事件类别填入相关方格内。
1949年9月至10月,张先生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记有《赴会日记》两册,用荣宝斋印制的毛边纸竖条记事本,毛笔书写。
日记第一页(1912年5月22日)
一九四九年赴会日记
九月十一日
天头 宴商务旧友。
早陶孟和来。马寅初来。胡慕曾、陈叔通来。
午刻宴郭沬若、沈雁冰、胡愈之、沈衡山、叶圣陶、宋云彬、马寅初、黄任之、 郑振铎、陈叔通于欧美同学会,周建人、马夷初、伊见思、宣节[信]予均在座。英儿同往。
午后王重民来。王岷源、祥保亦至。胡慕曾来。往访陶孟和。晚饭来《大公报》记者高女士来谒,未见。傍晚,周恩来来,谈半小时而去。精神奕 奕。临行来属英儿伴余到会,伊当招呼。祥保、岷源来。
来源: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