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再遥远，难忘“二三八”

摘要：1975年初秋的一个早晨，一群身着“的确良”绿军装的解放军干部，离开他们在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10号院的住房，走向附近的京密引水渠。他们操着不同口音边走边谈，像是在例行去出早操，其中就有我的父亲王登科。

王从军

“二三八”这个数字，过去是解放军一个部队的代号。那时正值“文革”时期，我的父母曾在这个部队工作。

这个代号意味深长，它既是国家兵器事业发展的一个中转站，也是我个人怀旧时的一个坐标。

如今，每当想到“二三八部队”，我都会更加想念父母，都会打开更多不舍的记忆。

一、一群“待分配”的军人们，转移阵地再出发

1975年初秋的一个早晨，一群身着“的确良”绿军装的解放军干部，离开他们在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10号院的住房，走向附近的京密引水渠。他们操着不同口音边走边谈，像是在例行去出早操，其中就有我的父亲王登科。

这些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初期入伍的军队干部，都曾经共同隶属于一个刚刚撤销番号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20研究院——后字二三八部队”。

这时的他们，不再是原单位院务部、科研部、政治部和军务处、器材处、情报所的部长和处长，而是一群没有职务的“待分配”现役军人。他们这时的集合，没有任何人要求，完全是习惯和自愿。

对于这些军人，比起他们在战争年代参军后的光荣历程，包括从八路军太岳纵队、新四军4师、抗大分校，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二野17军、西南军区特科学校和总军械部的军旅岁月，现在的他们，却经历着最为尴尬的一段日子。随着原单位脱离军队编制划归地方，他们即将告别这里重新出发，前往新的部队报到。此时，他们虽然距离原单位近在咫尺，但是这些军人们知道，一旦从这块阵地转移之后，此生将一去不回头。

不久，这支早晨自愿去“出操”的解放军队伍，人数逐渐减少。随着一道道命令下达，他们或带着家属或只身一人，陆续前往新的单位任职：有人去了军政大学、炮兵科研部、军事医学科学院；有人去了第31试验基地、309医院、第四军医大学；还有人去了总后直属单位、后勤学院、炮兵研究所等等。

终于有一天，原“二三八”所在的北京车道沟10号院，彻底褪去了橄榄绿，办公楼里再没有红帽徽红领章。

许多年之后，这些当年从“二三八”再出发的军人中，有一部分人又曾会面，地点是在总后丰台干休所。那天，这一群老战士们互相喊着，“高部长”、“周部长”、“老王”、“老李”，此时的他们，都已经岁月凋零。

二、武器的研究比乐器更神秘

从1970年到1975年，“二三八”存在了约5年时间。当时，这里的人们用“北京市第2418邮政信箱”的地址与外界联络，营区南营门外的收发室，还有家属楼南面的小邮局，这是两个对外的窗口。

“二三八”的对门，是北京车道沟8号院，那里是解放军总政军乐团。这两个职级与隶属关系不同的部队单位，曾做过几年邻居，它们完全是两种风格。比起乐器研究，武器的研究，还是让“二三八”更神秘。如今，这个部队当年的工作，已经由央企“中国兵器”原地继承。

我们这一群当年的“二三八”子弟，有人后来回想起那段日子，常从起床号或熄灯号声开始。

那时，从宿舍楼、办公楼和3个营门前的解放军哨兵，到总后勤部的“辰4”军车车牌；从两位55年授衔大校军衔、分别来自八路军和新四军序列的院长和政委，到一群正当盛年的师团级干部；从北京的院领导机关，到位于京郊南口、槐树岭以及西南“三线”地区的研究所和试验场，还有军械工厂，那是“二三八”戎装行进的辉煌年代。

我以自己的观察，记录着父亲的工作和周围环境的变动。

“二三八”营区的环境，与北京西郊众多解放军机关大院似乎差不多：这里办公楼和住宅楼前，都有卫戍区和警通排的哨兵站岗；这里有礼堂、食堂、幼儿园和澡堂等设施；这里的礼堂和广场上，经常放映“内参片”和其他露天电影；这里的“工字楼”、“灰楼”、“八角楼”和“大车间”里，进进出出着各级首长和众多技术人员；这里有按照单位职级配备的“伏尔加”轿车，还有电话总机班、门诊部和俱乐部的年轻女兵。来自全国各地的军人们，为营区带来绿色风景。

当时，“二三八”的门诊部里，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兵。在办公楼里，有一位浓眉俊眼的男兵。忽然有一天，他们俩一块消失了。据说都是因为违反纪律，被勒令提前退伍。那位女兵还没有提干，与男兵偷偷谈恋爱，他们在京密引水渠附近散步被人看见，因此受到处分。

再后来又有消息，说那位女兵的父亲，是西北某省会城市警备区的领导，他设法让这一对青年人在离开北京后，在外地又重新入伍。呵，真是不简单！

三、与众不同的军营

不过，与其他驻京的解放军大院相比，“二三八”还是有两个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在“二三八”这个院子里，有着许多不穿军装的工作人员，其中既有院领导，还有其他部门的许多人。这些人也大多都曾是军队干部，随着早些年单位的体制变动集体转业，现在又随着新的改制重回部队管辖。

这些人穿着便装与现役军人们一起工作，昔日的“55”式军装被他们珍藏在衣柜里。有一位少年朋友曾说：“我父亲也穿过几天65式军装”。他后来参军后，有一次去301医院探望住院的父亲，老人特意嘱咐他，一定要穿军装来。

在“二三八”的营区，这些不穿军装的干部里藏龙卧虎。其中就有著名的红色兵工专家、名著《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他沉默消瘦，常悄悄地走过办公楼前，还有人看见他背着一支猎枪。

这种军民身份的转换，在当年国家国防科研机构频繁调整的年代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与“两弹一星”、航空航天和常规兵器研究相关的单位里。有时一夜之间，一个解放军的科研单位就奉命集体转业。例如当年著名的国防部某院、某军事工程学院，还有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某研究所等都是如此。对于离开军队转到地方的人们，他们自称为“脱军装”。

在“二三八”，这些不穿军装的转业军人们，他们经历的是1965年的那次集体转业，个人无法选择。巧合的是，到了10年后的1975年，“二三八”这一群现役军人，又有人同样面临着是否脱军装的前景，但这次个人可以选择。

那时，当“二三八部队”即将更名为政府“五机部”所属的地方单位时，新到任的领导人希望，能有一些军队干部留下来，以新的身份继续工作。我曾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天傍晚，在宿舍楼里，有一位穿便衣的组织处领导（以前也是军人），他来到我家里，坐了些时候。他希望说服我父亲，能够脱军装转业，留下来工作。

但是，这些军人中的大部分，包括我的父亲，最后还是选择留在部队，他们根本不愿意转到政府部门。这些老战士们，都舍不得这身军装，他们坚持到离休，进入军队干休所，直至人生的终点，身穿马裤呢军装，长眠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几乎一致的是，这些军人们的孩子，都赞成父亲的选择。他们中有的人，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已经无法习惯面对一位不穿军装的父亲。

第二个不同，是在“二三八部队”这个单位里，似乎一切都是在临时或临战状态下运行，仿佛每个人都随时准备应对下一次变化（确实，在这块土地上，从单位到个人，日子过的好像总是在“折腾”）

这里的干部调动频繁，出差频繁。小伙伴的父亲忽而举家调往昆明，或者调往西安，家属楼前常有送行的人群。这里的军人，是各个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常客。这里的展览大厅里，常年举办着兵器展览。这边，技术人员和院领导前往南口靶场，试验新一代反坦克火箭筒；那边，一位处长正在给上级写信，建议成立“第二国防科委”，类似“第二炮兵”的样子。

有一天深夜，在营区南大门方向，大型拖车进进出出，马达彻夜轰鸣。天亮后，人们看到院子里的空地上，停满了装甲车、坦克、摩托车、火炮等军用装备，像是要举办展览。后来听说，中央最高领导人“英明领袖”专门来此视察。

四、经历过困难时期的那一代军队兵器人

“二三八”时期，部队营区的办公和生活用房，完全沿用前一个单位留下的家当。在这个部队存在的约5年里，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对于所有的军师团三级干部，在他们的部队履历中，这里恐怕是办公和生活住房条件最差的时期。

一些干部包括一位军职干部，长期住在招待所。几个正副军职院领导，共同挤在一个小单元里，和另一位正师职红军干部的住房一样，只有区区3个小房间，面积与职级规定的住房标准相差甚远，更与他们过去住过的独栋住宅差的太远。不但无法与北京万寿路、西翠路、复兴路一带的军队大单位相比，也无法与另一个同是军级的兄弟单位相比，即代号为“二三六部队”的军事医学科学院。

作为“二三八部队”的领导机关，从这里发出的号令，指挥着远方的研究和试验。这里的情报所等部门，专业人员在关注着世界各国军工产业和兵器技术的进展，工程师和翻译聚集在礼堂，观看“北约”和“华约”军事演习的黑白影片。

一天，在我们家属楼前，一个孩子的父亲身穿西装革履走来，光鲜的样子引人注目。“文革”时这样的着装，我们只在纪录电影里看见过。他作为一名翻译，随一个军工代表团出访归来，被专车送到家门口。

同一时刻，在南营门传达室，新华社的“参考资料”（大参考）上午版送来了，那上面印着一行文章标题，是“北约演习代号‘部队重返德国’”。类似情景，为“二三八”营区的气氛，在孩子们的心里，平添了一些微妙想象。

不断的有年轻军人从“二三八”出来，作为“工农兵学员”，被选送进北京工业学院（北理工）学习，毕业后又重回“二三八”。这所学校有火炮、自动武器、炮弹、坦克车辆、发动机、爆破等军工专业，各系都以数字为代号，如“5系”、“6系”等。

据一位老人回忆，“二三八”院里的苏式办公楼“工字楼”，在上一个五十年代，曾经是北京工业学院的校舍，被称作“延安红楼”。北京工业学院是我们最熟悉的大学，这所军工院校与“二三八部队”有着天然的联系。我上的中学，就是这个大学的附中。

我记得在“二三八部队”，有一个年轻军人，是城市兵，长得帅帅的。他被选拔到北京工业学院，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

有一天，我在南营门外面的小路上，看见这个帅哥军人走来。他身穿绿军装，军帽下面的头上，竟然缠着厚厚的绷带。他正领着一群大学同学，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单位，像一群大孩子似的到处转悠，仿佛逃课一般。我听大人说，他刚刚与别人打过架，红领章红帽徽与白色的绷带鲜艳衬托着，活像一个伤兵。

中学生打架倒是常见，头一次听说工农兵学员打架，还打的头破血流。不知他打架时，是否穿着军装。那些年，在北京街头，曾见过有军人和老百姓发生纠纷时，当兵的先自己扯掉领章帽徽。

有趣的是，在这个充满武器研究气味的地方，有一年还种起了庄稼。当时，不知是响应上级的什么号召，机关干部们在办公楼西南边，开垦出一大片农田，种上了小麦。在翻耕土地时，还挖出一座不知哪个朝代的巨幅汉白玉石人像。

在“二三八部队”时期，国家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那就是“九一三事件”。那时，单位里召开了数不清的会议，到处张贴着标语，广播喇叭声音响亮。军人和职工们，乘车前往万寿路总后大院，参观那位被当作“四大金刚”打倒的部长的住宅，批判其“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我母亲参观回来后对我说：“有一个展览内容是，他们家把喝过的茶叶，晒干后再给别人喝，如果这是真的，那有点缺德。”

我后来看资料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解放军总后勤部与空军等大单位一样，成为清算的“重灾区”。不知“二三八部队”的撤编，与这个大事件有怎样的连带关系。

由于存在的时间较短，“二三八部队”留下来的纪念物件并不多，小孩子们都有一个浅蓝色塑料皮的家属出入证，还有父母发的红色工作手册，封面印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在“工字楼”阅览室借书时，有人还记得，会议室里有一排特制的茶杯，上面印着一行字“最高的奖赏”。有的孩子，因为参加学校组织的香山春游，托父亲到军务处借来民主德国制造的“蔡司”军用望远镜，镜片上的测量十字线让人挺好奇。后来军人们撤离时，一片忙乱之间，不知这些优质的军用品最后去了哪里。

那时，对于孩子们，乘坐军车外出是件高兴的事情，例如去大白楼参观王国福事迹，去十三陵游玩，去总后大礼堂看节目，去西四地质礼堂看“全军文艺调演”。

铭记前辈们的功勋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北京车道沟10号这块土地上，延续着兵器研究的主旋律。随着国家国防科研体制的改变，这里的单位曾像走马灯一般，不断变换着名称和归属：从二机部火炮研究所、五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到国防科委11院、总后20院，如同一座风水轮流转的大舞台。

对于这个院子里的体制变化，有人曾这样总结：“1965年4月,根据中央决定,解放军炮兵科学研究院、总后勤部轻武器研究所与兵器科学研究院合并,称为五机部科学研究院。196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加强国防科研的报告》,将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划归国防科委建制,分别组成解放军第十一研究院(常规兵器)和第十二研究院(装甲兵)。1970年1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第十一、十二研究院合并，成立解放军第二十研究院(常规兵器研究院,代号后字二三八部队),隶属总后勤部。1975年2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第二十研究院由总后勤部移交五机部领导,7月7日完成交接工作”。

看过这样完整的介绍，也就明白了“二三八部队”的前世今生和来龙去脉，还有孩子们口中“老院”、“新院”称谓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