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5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里，战犯松井石根瘫在被告席里扯松领带，冷笑说南京事件是支那方面夸大其词，法官敲法槌时他连眼皮都没抬。
1946年5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里，战犯松井石根瘫在被告席里扯松领带，冷笑说南京事件是支那方面夸大其词，法官敲法槌时他连眼皮都没抬。
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从旁听席第一排站起来，文件夹里的纸页泛黄发脆，他走到证人席前把材料摊开，声音不高却带着金属响："所谓'夸大其词'？这些盖着红印的收尸账单，会告诉你南京城里30万冤魂是怎么来的。"
他把文件夹往桌上一放，金属夹子撞出脆响："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南京城里每天有多少具尸体等着收埋？"
旁听席有人倒抽冷气，谁也没想到，这个后来震撼世界的数字，是从一本本收尸账册里一笔笔算出来的。
向哲濬翻开最厚那叠纸，南京商人盛世征的亲笔信在灯光下显出毛边。
这个开米行的老板没跑，带着30多个工人守在城南，信里附的收条最扎眼：每抬一具尸体给4毛法币，1938年1月账单记着"共支法币10680元"，按4毛一具算，就是26700具——这还只是城南一个掩埋点的数字。
松井石根喉结动了动，旁听席有人拿笔速算，检察官敲着账单："工人冒着枪子收尸，4毛钱买条草席裹尸，盛世征说'尸积如山，不埋要生瘟疫'，可你们的士兵就在旁边看着。"
被告席上的战犯突然坐直了，灯光照在他脸上，白得像张纸。
可这2万多具，还只是冰山一角。
法庭档案里最厚的一叠，是南京各慈善机构的收尸账册。
其中红布封皮的崇善堂记录最扎眼——112266具。
这个数字占了南京收尸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
账册里毛笔字写着"乡区收埋104718具"，城南乡下的尸体比城里还多，那些被刺刀挑死在田埂上的农民，连名字都没留下。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了22691具，代葬局收了1万多具，还有些小善堂没留下完整记录。
这些穿长衫的账房先生们，每天揣着账本在尸体堆里走，日军岗哨拿枪指着他们，他们照样一笔一笔记，说"总得让这些人有个去处"。
慈善机构的账册还没翻完，南京城里的老百姓已经自己动起来了。
1938年开春雪化的时候，城西掩埋队队长周广才带着20多个工人，从中华门到水西门，沿着城墙根收尸，账册上记着“共收埋28730具”，最厚那页纸被血渍浸得发黏。
城南队更惨，17000多具尸体里，5000多是躲在防空洞里被烧死的难民，2000多是穿着军装的士兵，剩下的都是倒在巷子里的老百姓，收尸的人拿绳子绑着尸体往城外拖，绳子磨断了就用草绳续。
回民掩埋队400多具，都按规矩朝西埋，阿訇在坟前念完经，工人蹲在地上哭，说“都是一条命”。
市民芮芳缘没组队，就带着儿子在自家巷口收，300多具尸体里，有隔壁卖豆腐的老王，有斜对门的张婶，埋的时候拿瓦片当墓碑，写着“某年某月某日亡”。
更多人没力气组队，街坊邻里互相帮着抬，把亲人、邻居埋在院子后墙根，后来统计，光这种自行掩埋的就有42000多具。
连后来的汪伪政权都不得不出面，组织人收了16000多具——这些数字散在各家各户的账本、墙皮、瓦片上，凑到一起，又是几万条人命。
日军自己也在处理尸体。
卡车半夜往长江边拖尸，浇上汽油烧，烧到骨头成灰就拿铁锹扬进江里。
下关码头的工人躲在栈桥上看，说江里漂的尸体“像煮饺子似的往下游滚”。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芜湖看见，日军用铁钩把尸体勾到船上，一船船往江心推，他在日记里估，光这一段江面上每天就有上千具尸体漂过。
这些被烧掉、推江里的，根本没机会进收尸账册——账面上少记的数字，都是永远找不回来的冤魂。
向哲濬把账册摊在法官面前，一笔笔算：慈善机构收的11万多，加上民间自己埋的4万2，再算上汪伪政权那1万6，还有盛世征那些零散账单，凑一起是19万出头，日军自己烧掉推江里的至少1万多，加起来正好303269具——这是法庭上算出来的总数。
可这数字根本不够，好多小善堂的账册打仗时烧了，乡下埋在田埂边的，谁会去统计？
日军烧尸都是夜里偷偷干，谁知道江边到底漂走多少？
从12月13日城破到1月下旬，整整六周，平均每天有7000多人遇害，这些账册里记的，不过是冰山露出来的那截。
303269，不是账本上的墨点，是1937年冬南京城里没来得及闭眼的眼睛。
盛世征账本里“四毛法币一具”的记录，崇善堂先生们冒枪子记的“乡区104718具”，芮芳缘瓦片上刻的“某年某月某日亡”，凑在一起，是30万个被打断的人生——有卖豆腐的老王，有穿棉袄的张婶，有田埂上没跑掉的农民，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士兵。
这些收尸账册，不是为了翻旧账，是怕他们烂在土里没人知。
战犯说“夸大其词”？看看这些盖着红印的收条，沾着血的毛笔字，工人手上磨出的茧子——哪一笔不是拿命换的真凭实据？
记着这些数字，不是为了恨，是怕往后再有人拿活人当草芥。
往后谁再说“没这回事”，就把这些账册摔他脸上——这不是故事，是血写的铁证，是给活人看的，也是给死人交代的。
来源：舞梨正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