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初先生遍观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

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初先生遍观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与三侄书），乃定居焉。王征君山史（王弘撰，字无异，一字山史，明诸生。清康熙十七年，以博学鸿词征，不赴。亭林尝寓其家。）筑斋延之。先生置五十亩田于华下供晨夕，而东西开垦所入，别贮之以备有事。又饵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嘿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华下诸生请讲学，谢之曰：“近日二曲（李中孚）亦徒以讲学故得名，遂招逼迫，几致凶死，虽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为累，则已甚矣！又况东林覆辙，有进于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不足为也。韩文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谏佛骨表》、《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诸篇，而一切谀墓之文不作，岂不诚山头号乎！今犹未也。”其论为学，则曰：“诸君，关学之馀也。横渠、蓝田之教，以礼为先，孔子尝言“博我以文，允之以礼，”而刘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然则君子为学，舍礼何由？近来讲学之师，专以聚徒立帜为心，而其教不肃，方将赋《茅鸱》之不暇，何问其馀！”寻以己未（1679）出关，观伊洛，历嵩少，曰：“五岳游其四矣。”会年饥，不欲久留，渡河至代北，复还华下。

先生即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试之，垦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随寓即饶足。徐尚书乾兄弟，甥也；当其未遇，先生振其乏。至是鼎贵，为东南人士宗，四方从之者如云。累书迎先生南归，愿以别业居之，且为买田以养，皆不至。或叩之，答曰：“昔岁孤生，飘摇风雨，今兹亲串，崛起云霄，思归尼父之辕，恐近伯鸾之灶；且天仍梦梦，世尚滔滔，犹吾大夫，未见君子，徘徊渭川，以毕馀年足矣。”（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

亭林先生崎岖南北，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宫室，皆出自实践，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历代京宅记》，其卷之二、三、四、五、六，专论关中，且五入关中，对人文学风尤为关注：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 诸君，关学之馀也。横渠（张载）、蓝田（吕大临，初学于张载，后从程颐游，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并称“程门四先生”）之教，以礼为先。

所谓“关学”，即宋明理学思潮中，宋元明清时代的“关中理学”，由北宋哲学家张载开创。风土之厚，气节特著，尤为关学本色，如梨洲先生言：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明儒学案·师说》）全祖望云：关学自横渠而后，三原（马理）、泾野（吕柟）、少墟（冯从吾），累作累替，至（二曲）先生而复盛”（全祖望《二曲先生窆石文》）；再至清初“关中三李”：李颙（二曲）、李柏（雪木）、李因笃（天生），学问气节蔚成一代风气，脉络连贯，间少中绝；王心敬（丰川）、杨双山继起而振之；及至清末，犹有刘光蕡（古愚），在科举风靡之时，提倡实学救国，处处注重践履，尤足为后学法式。（参阅陈俊民《张载关学的历史重构》 中华书局）

吴怀清《三李年谱自序》云：吾秦当有清之初，人文颇盛，隐逸为多，王山史、孙豹人、王复斋、雷伯吁诸贤，其卓卓者，而当时雅重，尤以三李之道为最尊。说者不一，或进河滨，或进屺瞻，而皆退雪木，此特主声气言之。至于泉石烟霞，志同道合，自必以天生“伯中孚而仲雪木”之语为断。二曲抗节不屈尚矣。天生以母故勉应鸿博征，授职未就，遽乞养归，终身不出，与雪木遵母命应学使试，母没即弃巾服，同一锱尘轩冕，不渝初衷。盖三先生身遭易代，惓念先朝，至今读其遗书，故国旧君之思，油然溢于楮墨，道德文章，均足信今传后，国史列之儒林有以也。

清初，关中遗民尚存李颙（1627-1705，字中孚，号二曲，又号土室病夫，二曲镇二曲堡人）、李雪木、王弘撰、孙枝蔚等，与亭林引为同志。其中，二曲与亭林交往，备见于《二曲先生年谱》：

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是冬，顾宁人书来，顾自癸卯盩厔别后，虽足迹遍天下，而音问时寄，至是闻先生流寓富平，寄书略云：“先生龙德而隐，确乎不拔，真吾道所倚为长城，同人所望为山斗者也。今讲学之士，其笃信而深造者，惟先生。异日九畴之访，丹书之授，必有可以赞后王而垂来学者。侧闻卜筑平阳，管幼安复见于兹。弟将策蹇渭上，一叙渴悰也。”（按《亭林年谱》，此书应自祁之南山书堂发）

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是冬，顾宁人自山左来访，因寓军寨之北，密迩先生，时至卧室盘桓，语必达旦。

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十一月，顾宁人诗以志感，云：

梓潼篇赠李中孚 顾炎武

益部寻图像，先褒李巨游。读书通大义，立志冠清流。

忆自黄皇腊，经今白帝秋。井蛙分骇浪，嵎虎拒岩幽。

譬旨鸿胪切，徵官博士优。里人荣使节，山鸟避车驺。

笃论尊尼父，清裁企仲由。当追君子躅，不与室家谋。

独行长千古，高眠自一邱。闻孙多好学，师古接姱修。

忽下弓旌召，难为涧壑留。从容怀白刃，决绝郤华辀。

介节诚无夺，微言或可投。风回猿岫敞，雾卷鹤书收。

隐痛方童丱，严亲赴国仇。尸饔常并日，废蓼拟填沟。

岁逐糟糠老，云遗富贵浮。幸看儿息大，敢有宦名求。

相对衔双涕，终身困百忧。一闻称史传，白露满梧秋。

又貽词林诸公书云：李先生为上官逼迫，舁至近郊，至卧操白刃，誓欲自裁。关中诸君，有以李业故事言之督抚，得为谢病放归。然后国家无杀士之名，草泽有容身之地，真所谓威武不能屈。而名之为累，一至于斯，可慨也已！《纪略》

《答顾宁人先生书》、第二书、第三书。

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

先生曏在富平，与顾宁人语及《宋鉴》，谓“朱子尝列衔主管华山云台观，则云台观宜为祠以祀。”至是，宁人移寓华下，倡修祠堂肖貌，以书询朱子冠服之制。书略云：“华令迟君纳弟言，谋为朱子祠堂之举，卜于云台观之右，捐俸百金，弟以亦以鹾台之赠四十金佐之。百堵皆作，堂、庐、门、垣，备制而已，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谕，主题曰“太师徽国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敢祈足下考订明确示之。”先生为之图，详列其说以贻。（《二曲集》二曲先生年谱 中华书局《理学丛书》）

（二）横渠之学

1922年春夏，章太炎在沪讲授国学，讲演经曹聚仁整理，以《国学概论》为题出版。第三章“哲学的派别”言及张载：“横渠外守礼仪颇近儒，学问却同于回教。佛家有‘见病’一义，就是说一切所见都是眼病。张对此极力推翻，他是主张一切都是实有的。考回纥自唐代入中国，奉摩尼教，教和回教相近。景教在唐也已入中国，如清虚一大为天，也和回教相同。张子或许是从回教求得的。”

宋儒好以圣贤气象论人，如伊川谓横渠：以大概气象言之，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程颐《文集》答横渠先生书）

对此，吕思勉不以为然：后人之尊张，遂不如周、程。然理学家中，规模阔大，制行坚卓，实无如张子者。张子之学，合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归结于仁。闻人有善，喜见颜色。见饿莩，辄咨嗟，对案不食者经日。尝以为欲致太平，必正经界。欲与学者买田一方试之，未果而卒。是真能以民胞物与为怀者。...... 张子之言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岂他人所能道哉？（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340-349页）

《张载集》张子语录 关学以躬行为本

毋固者不变于后，毋必者不变于前。毋四者则心虚，虚者，止善之本也，若实则无由纳善矣。

“先之劳之”，身先之必劳之。“爱之能勿劳乎”，爱之，则己须勤劳以求其养之之道。

“时雨化之”，春诵夏弦，又言当其可之谓时。“成德”，因人之有心，当成说之，如好货好勇，因为其说以教之。“私淑艾”，大人正己而物正。

以善服人者，要得以善胜人也，然其术未至者，又乌能服人？以善养之者，凡教之养之皆养人也。

忘势之人，不资其力而利其有，则能忘人之势，若资仰其富贵而欲有所取，则不能忘人之势。五人者能忘献子之家也，不能忘献子之家则为所轻，献子亦不肯与之为友矣。

富贵贫贱皆命也。今有人，均为勤苦，有富贵者，有终身穷饿者，其富贵者只是幸会也。求而有不得，则是求无益于得也。道义则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

大凡礼不可大段骇俗，不知者以为怪，且难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礼亦当有渐，于不可知者，少行之已为多矣，但不出户庭亲行之可也，毋强其人为之。己德性充实，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

以己孝友施于有政之人，是亦己为政之道。如以温、良、恭、俭、让化于国君，犹国君重信之，是以温、良、恭、俭、让施于有政也。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是也；“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则非也。圣人岂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则何意于仁？“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圣人则仁，此其为能弘道也。人则可以管摄于道，道则管摄人，此“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人则可以推弘于道，道则何情，岂能弘人也！

有志于学者，都更不论气之美恶，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夺志也”，惟患学者不能坚勇。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小道，道之小成者也，若言必信、行必果是也，小人反中庸亦是也，此类甚多。小道非为恶，但致远恐泥。信果者亦谓士之次。反中庸而无忌惮者自以为是，然而非中庸。所谓小道，但道之小耳，非直谓恶。

乡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乃明盗耳。遁辞乃乡原之辞也，无执守故其辞妄。

利，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犹言美之为美，利诚难言，不可以槩而言。

气之苍苍，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当以心求天之虚。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不可知也，以其虚也。

张子《西铭》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孤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维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张载集》乾称篇第十七 中华书局《理学丛书》）

《张载集》张子语录後录上

问：“西铭如何？”伊川先生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尽时如何？”曰：“圣人也。”“横渠能充尽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说自己事，如圣人言圣人事也，造道之言则智足以知此，如贤人说圣人事也。”

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

吕思勉《横渠之学》

杨龟山寓书伊川，疑《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于兼爱。伊川曰：“《西铭》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子比而同之，过矣。”刘刚中问：“张子《西铭》与墨子‘兼爱’何以异？”朱子曰：“异以理一分殊。一者一本，殊者万殊。脉络流通，真从乾父坤母源头上联贯出来。其后支分派别，井井有条。非如夷之爱无差等。且理一体也，分殊用也。墨子‘兼爱’，只在用上施行。如后之释氏，人我平等，亲疏平等，一味慈悲。彼不知分之殊，又恶知理之一哉？”

张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养车马，食粗衣恶，居贫贱，皆恐人非笑。不知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亦不恤，惟义所在。”今日读之，犹想见其泰山岩岩，壁立万仞之气象焉。吾师乎！吾师乎！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340-349页）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横渠先生方未第时，文潞公以故相判长安，闻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学宫，异其礼际，士子矜式焉。其在云岩，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尽达于民，每召乡长于庭，谆谆口谕，使往告其里闾。间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问“某时命某告某事闻否”，闻即已，否则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虽愚夫孺子无不预闻知。京兆王公乐道尝延致郡学，先生多教人以德，从容语学者曰：“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学者闻法语，亦多有从之者。在渭，渭帅蔡公子正特所尊礼，军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从事，所以赞助之力为多。并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贷于官，帑不能足，又属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军储数十万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来，不可为用，不若损数以募土人为便。

......横渠至僻陋，有田数百亩以供岁计，约而能足，人不堪其忧，而先生处之益安。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闻者莫不动心有进。又以为教之必能养之然后信，故虽贫不能自给，苟门人之无赀者，虽粝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自孟子以来，未之有也。尝谓门人曰：“吾学既得于心，则修其辞命，辞无差，然后断事，断事无失，吾乃沛然。精义入神者，豫而已矣。”

......先生气质刚毅，德盛貌严，然与人居，久而日亲。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语人，虽有未喻，安行而无悔，故识与不识，闻风而畏，非其义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扫应对，给侍长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亲祭祀，纳酒浆，皆所以养孙弟，就成德。尝曰“事亲奉祭，岂可使人为之！”闻人之善，喜见颜色。答问学者，虽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尝不开其端。其所至必访人才，有可语者，必丁宁以诲之，惟恐其成就之晚。岁值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恶米不凿，将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饿殍满野，虽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择乎！”甚或咨嗟对案不食者数四。

......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讲求法制，粲然备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举而措之尔。尝曰：“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悦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所病者特上未之行尔。”乃言曰：“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方与学者议古之法，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殁之日，惟一甥在侧，囊中索然。明日，门人之在长安者，继来奔哭致赙襚，始克敛，遂奉柩归殡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丧礼一用古，以终先生之志。

（三）“关学后镇”刘古愚

清末维新变法时，有“南康北刘”之谓。“南康”即康有为（1858 - 1927），字广厦，号长素，因“公车上书”而得大名；“北刘”乃刘光蕡（1843 - 1903），字焕唐，号古愚，隐于西北穷乡讲学，教泽绵长。

古愚先生“少失怙恃，赖诸兄成立。甫弱冠，回乱作，避地礼泉、兴平间。家贫甚，昼则具饼饵粥诸市，晚为人转磨屑麦面，得其余给饘粥，然读书不少辍。乱稍定，乃归里应童子试，冠其曹，入府庠。时贵筑黄子寿方伯、武昌王孝凤光禄先后主关中讲席，因师事焉。遂与柏先生（柏子俊）及先编修（李寅）订昆弟交，益讲求圣贤经世之学。关中兵火后，书肆少藏书，先生百计从友朋借抄假读无虚日”（李岳瑞《刘古愚先生墓志铭》）此后，历主关中各书院讲席，效法西学，分科立教，以经史、道学、政事、天文、舆地、掌故、算法、时务诸学，教诸生分别肄习，致使关中士风为之一变。

古愚先生以为：欲救中国之积弊，当自事之求实始。故整饬今日之学校，坐而诵，不如起而行；课其文，不如验其事；即其虚，不如求其实；考之古，不如证之今；谈天理氤氲之奥，不如测算躔度之实而有用也。（《烟霞草堂文集》卷五《与赵芝山学政书》）因此，倾心于机器、纺织、社仓、社学等实业，意欲合工农商学兵为一体，以立强国阜民之基，虽所事多未成，然以一穷居关西乡里之儒生，奋然引进西方学术、技艺，并付之于教育，培养关陇才俊。

“维新救国，先生早在陕倡之也。”（张季鸾《烟霞草堂从学记》）为当世中国开启以“新学”维新求变之先声。癸未年（1883），古愚先生门人李岳瑞晋升工部主事，那时，康有为正“绝意试事，专精问学”。次年，古愚先生在陕创设“求友宅”学堂，宣传维新思想，讲授西方科学，彼时，康有为蜗居海南家乡，探究“儒佛之微旨”。

戊戌之前，李岳瑞受古愚先生影响，注重经世致用，关注国计民生，如漕粮、水利等。面对西方列强欺凌，李岳瑞主张顺应时势，“取彼所长，远人是师。”

丁酉年（1897），李岳瑞与陕籍京官宋伯鲁、阎遒竹创“关西学会”，旨在“保国、保种、保教”，以经术言变法，研习西方以至日本语言、格致、测算等。次年四月，康有为将其扩充为“保国会”。会员一百八十四人，其中，陕籍会员三十四人，大多为古愚先生门人。同年七月初四，光绪通过李岳瑞口传谕旨，赏康有为编书银二千两。

戊戌年（1898）七月二十六日，李岳瑞向光绪呈奏条陈，提出变法：“……自四月二十三日诏书明定国是以后，薄海喁喁，企望新治，而大小臣工，犹是旁观木立，依阿取容，安危利菑，忘辱忍垢，诚如明诏所云，上以诚求而下不以诚应者。”李岳瑞认为，变法当坚决，“夫今日而言变法，非大变不可，非尽变不可。若犹逡巡顾虑，枝枝节节而为之，旷日持久，不足程功，适贻守旧者以口实”。为此，李岳瑞奏折提出三条建议，作为变法“先务为急之要”：其一，合满汉以大一统；其二，大更官制以振纲维；其三，变通言路以广登闻。

是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光绪于中南海瀛台，捕杀“六君子”，追捕康、梁等。康有为离京前夕，李岳瑞探望并通报英俄战事。宋伯鲁因“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幸得李岳瑞密报，逃离京城，隐居上海三年。

戊戌政变后，清廷定罪康有为“奸党”，将党羽分为“同恶相济，结为死党”、“奏荐匪人，妄希大用”、“咨保匪人，以应特科”以及“趋附奸党，受其指使”四等，每等之下，列数名昭著者。第四等下，列有“李岳瑞请改服制。革职，永不叙用，并拿问。”

变法失败，殃及古愚先生，捕风甚急，或劝古愚先生躲避，先生慨言：“国事如此，死国难，幸何如之，何言逃也！”先生门人陈涛等获知消息，当即谒见陕甘总督陶模，诉说原委，总督复电陕西巡抚：“我等应保全善类”，遂使先生幸免于祸。戊戌以还，先生遭清吏之忌，归居礼泉，少于世接。门人至，则时与痛谈，尝笑曰：“世俗不知，目我为康梁党，康梁乃吾党耳！”（张季鸾《烟霞草堂从学记》）

次年十二月初，古愚先生离开陕甘味经书院，返故乡天阁村。己亥年（1899）春，受门生邢瑞生（廷荚）等邀请，携夫人王氏，儿子瑞䮏、瑞駜，女儿席珍，移居烟霞草堂。

数十年间，古愚先生主讲味经书院、崇实书院，烟霞草堂，门生近千，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新闻报》总编李浩然（民国三大报，“北张南李”，另一报为《申报》）、数学家张秉枢、粤海道尹王典章、关中淹博士张扶万、教育家李子逸、孙仁玉、冯孝伯、茹欲立等。辛亥革命时，西北志士，多出古愚先生门下及再传弟子。

著名诗人陈三立称古愚先生“旷世通儒”；康有为颂先生“海内耆儒，为时领袖”、“关学哲人”；梁启超则誉先生“关学后镇”，在《复刘古愚山长书》，期与先生携手，共矢血诚，力扶危局：启超自交李孟符（古愚先生门生李岳瑞），得谂先生之言论行事，以谓苟尽天下之书院，得十百贤如先生者以为之师，中国之强，可翘足而待也。...... 今之中国，既如累卵，而东南沿海各省，益复朝不保夕。虽自竭其股肱之力，诚恐所志未就十一，而桑田沧海，倏忽已沦，故窃用愤懑，欲于腹地得二三豪杰以共搘之。

附录：

《烟霞草堂文集》序 康有为

以良知不昧为基，以利用前民为施，笃行而广知，学古而审时，至诚而集虚，劬躬而焦思，忧中国之危，惧大教之凌夷而思救之，以是教其徒，号于世。五升之饭不饱，不敢忘忧天下。昧昧吾思之，则泾之刘古愚先生有之。

之人也、之德也，魁垒纯笃，明通渊塞，进而秉国之钧，则能大兴物质，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以强中国。次或剖符分析，为郡县吏，亦能以新书、新艺、新器，大举农工，以救一方民，以迻惠中国。惟大声疾呼，深忧蹙瞑，皆不听用，仅以空文传于世也。不惟先生之自悲，而吾为中国悲也。

方清室之末，士骛利达，举国不讲学。先生乃拥皋比，谈良知，以任孔学，毣毣善诱，以守先待后焉。中国数千年之士俗，为词章、训诂、考据之空虚，故民穷而国弱。先生则汲汲采西人之新学、新艺、新器，孜孜务农工，以救民生为职志。世尊先生为古之孙明复，近之李刚主，岂先生志哉?

先生感于甲午之败，发愤救国。时吾开“强学会”于京师，先生书吾序于讲堂，率陕人士为桴鼓之应，遣门人陈涛、邢瑞生、张鹏一等十余人来问学。其高弟李孟符郎中，博学而高节。以亲吾牵于戊戌之难，先生亦以党人被疑谤，避地躬耕于烟霞洞。忧愤既甚，目为失明，则吾之累先生亦甚矣。

吾憾未及见先生，而通梦交魂，推襟送抱，乃得于亡归之后读其遗文。先生之言曰：“古尚道艺而不尚文辞”。先生之道在此，平实惇大，岂在文哉？其高弟王典章幼农，为吏于吾乡，勤悫廉循有声，不忘其师，而刊先生文集。戊午之秋，属康有为序之，俾天下诵者，知清末有体用兼备之大儒，不见用而亡其国也。

《复刘古愚山长书》 梁启超

二三月间，叠由杨君凤翔两赐手书，及味经随录创建书院摺片机器织布说略诸稿，循诵数四，钦佩千万。惟于启超奖饰过当，非所敢受，徒增惭惶。启超乡曲陋氓，於一切学问，懵无所习，行年十七，始获捧手於南海康先生之门，略闻古今治法，及中外变故。而学问既浅，阅历尤寡，自抚歉然，乌敢语天下事！虽然，尝闻之南海之言矣，学者所以经世也，学焉而不忧天下？无甯勿学。又曰：天下之事至钜也，至赜也，苟欲以一二人之力振救之，虽大贤不能矣。然惟人人以不能自废，而天下之患乃益大，是故虽有绵质陋学，苟率其不忍人之心，则未尝不可以有补於天下。是用忘其愚固，振臂疾呼，极知无当，惟行其心之所安，竭其力之所能而已。

乃者强学议起，海内志士，颇跂息辐集，谓庶有瘳，既为言者所沮，绵蕝未定，遽以輟散。今殚精竭虑，一载有余，思复旧业，合大众，拯大祸，终未克逮。故由才力之不及，抑亦事变之莫究也。启超自交李孟符（古愚先生门生李岳瑞），得谂先生之言论行事，以谓苟尽天下之书院，得十百贤如先生者以为之师，中国之强，可翘足而待也。人才者，国之所兴立也，而师也者，人才之大原也。故救天下之道，莫急于讲学。讲学之道，莫要于得师。书中谓今日显祸，固在东南，隐患仍在西北，至哉言乎！向尝窃窃过计，谓吾西北腹地诸省，风气阂隔，人才乏绝，恐不足以自立。今获闻先生之余论，则矍然起，释然信秦之可以不亡也。今日东南诸省，盖不救矣。沿海膏腴，群虎竟噬，一有兵事，则江、浙、闽、粤,首当其冲，不及五载，悉为台湾，割弃仓卒，呼号莫闻，虽有坚鋭，祇增盗粮；虽有智勇，束手坐毙。然则居东南而谭富强，其犹过屠大嚼，虽少快意。终不得肉。

惟西北腹地，远距海岸，彝迹尚罕，地利未辟，涎割稍迟，而矿脉之盛，物产之饶，随举一省，皆可自立。秦中自古帝都，万一上京有变，则六飞行在，犹将赖之。故秦地若立，东连晋豫，西通巴蜀，他日中国一旅之兴，必在是矣。先生以织局、书院两义立富教之本，可谓知务。既以集股不易，织造恐致无成，甚矣任事之难也。今欲纠大众立公司以兴地利，无论何事，想皆不易。就权宜之计，莫如兴小农、劝小工，如萝卜之糖、葡萄之酒、畜牛制乳、牧羊织毯之类，费本不巨，尽人可行。及其既盛，获利亦可无量。又日本每岁手造器物，销至美国者，值八千万，美人畏之。然则机器固为富国第一义，然必谓舍机器之外，而即无术以致富，亦未必然矣。彼至织极琐如草帽边者，犹且为出口货物一大宗，他可知矣。故苟能择西人喜用之物，与通商口岸之人所喜用之西物，仿其式样，择数类而广制之，虽手造迟钝，不犹愈于已乎！勿谓其小，苟用者广，出者多，何事何物，不足以生利。彼法国有以饲鸡为业，而数年之间，至百万者矣。故小农小工，最可用也。先生若有意于是，则此间续译此类之书，当以次寄上，以备采择。其旧译格致汇编西艺知新等，亦多可采，但取与地相适者而仿行之，亦兴利中应有之义也。若地物既渐辟，则转运一事，实为通津之大原。河轮马路二者，苟能兴其一，以达于近江，其所补益，实为无量。但此事恐亦非旦夕所能集耳。

今日所最切要而最易行者，自当以兴学为主义，近岁各省学堂之设，所在皆有。其为法也，以方言为开宗明义第一事，似得其本也。虽然，欲讲学者，莫急于择师，今之学方言者，以西人为师乎，则贫僻之地，未必能以重脩聘西人也，即或能之，而西人之旅华者，大率传教之士，不学无术，亦乌足以为人师也，即或能之，而言语不通，情意不达，乌在其能传授也。以华人为师乎，则今日之号称通习西文者，上焉者能充译署使馆之翻译，下焉者，能作洋行洋舰之通事，如斯而已。于西人之政事学问，非有所知也。夫仅能充翻译作通事，其犹华人之能作华语，粗识华文者而已，欲讲中学，而以能作华语，粗识华文之人为之师，虽五尺之童，犹知其不行也。然则欲讲西学，而以能作西语，粗识西文之人为之师，宁非惑欤？徒使学者沾染洋习，捐弃大道，六经束阁，论语当薪，其犹寿陵学邯郸之步，东家效西子之颦。故步尽丧，益形生丑。今日通商口岸之士习，殆类是矣！

故启超谓今日欲兴学校，当以仿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为最善。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则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贯于胸中。若集两造而辨曲直，陈缁羔而指黑白，故入官以后，敷政优优，所谓用其所学，学其所用，以故缝掖之间无弃才，而国家收养士之效。日本变法之始，即开此院，以故数年之间，人才大成，各用所长，分任庶政，是以强也。中国开学堂数十年，同文方言之馆，所在有之。而其为学也，不出于翻译通事，是以弱也。启超自顷入鄂，则请南皮尚书易两湖书院，专课政学，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法公理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事近政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

今秦中兴学，鄙意谓亦宜参用此意，务使中学与西学不分为二，学者一身可以相兼，而国家随时可收其用。而其尤切要者，千年教宗，运丁绝续，左袵交迫，沦胥靡日，必使薄海内外，知孔子为制法之圣，信六经为经世之书，信受通习，庶几有救。先生以耆德硕学，悲悯天人，一言提倡，士气振变，伏望努力，起衰扶危，则岂惟秦地之幸而已。南海先生《长兴学记》、《新学伪经考》、《四上书记》，各呈上数本。此皆先生嚆矢之书。自余诸学，或撰而未成，或成而未刻，先以数种奉献，亦略见一二耳。同门诸子，颇有所撰述，专以经学诸子学言经世者，秋间或可刻成数种，当以就正。拙撰西学书目表，浅陋已极，既承相爱，亦以奉尘，尚乞教之。南海先生顷游各省，所至讲学，欲以开风气，觉后贤，以救天下。去冬游桂林，开圣学会，祀孔子，译西书，桂士咸集，殆将大振。秋间将游湖湘，入巴蜀，来年二三月间，或取道秦晋，以如京师。彼时启超或能从游，当可畅聆教益。今之中国，既如累卵，而东南沿海各省，益复朝不保夕。虽自竭其股肱之力，诚恐所志未就十一，而桑田沧海，倏忽已沦，故窃用愤懑，欲于腹地得二三豪杰以共搘之。尊省振兴之事，幸时相告。苟力所能及，靡不竭其拳拳，共矢血诚，力扶危局，亦未见天下事之必无可为也。所怀千万，苦未尽吐，容俟续陈。

《烟霞草堂从学记》 张季鸾

清光绪壬寅秋，游学礼泉，侍先师古愚刘先生函丈。明年春，先生入陇，及夏殂于兰州，今二十有二年矣。怆念童稚时，侍先生才数月，虽列门墙，莫窥堂奥，长益废学，浪迹燕吴，仰忆师门，深惭负负，追维謦咳，时用悚惶。惟阅世既多，始知先生学术道行之广大。每经时变，穷则怀师，诚不自知其心之何故。今年，同门王幼农前辈，刊《烟霞草堂遗书》既竣，命述先师言行，附于书末。自维末学，何足纪述大贤，勉就所知，聊书万一，若云阐扬，则吾岂敢！

壬寅，炽章年十五，以父丧居籍，与榆林道桂阳陈公兆璜之子燮游，知吾省有大师刘古愚先生，企仰甚。是年秋，陈公解任，炽章奉母命，偕陈君燮从先生于礼泉复豳学舍，是为及门之始。复豳者，烟霞草堂也。既至，敞车羸马，雨夜登门。先生于旧生来，例飨以食。昔者陈君于潼关受业先生，见其至喜甚，具酒食嫣。余侍坐席间，先生欣然谓余曰：“汝一童子，不远千里而来，将毋欲学文乎？余不能文，汝来误矣！”余闻震悚，莫知所对，此先生训余之始。一言在耳，至今犹深忆之。

烟霞草堂为庚子后所建，在唐昭陵之阳，负山面野，深谷环抱，唐诸名将墓皆在指顾间，地极清幽，去市廛十里，群狼出没常杀人。学舍傍无村落，谷行半里，始有小村。然学舍前，风景清旷，谷内多花树，桃梨之属富嫣。学舍有屋四五楹，为一大院。背负小丘，因建屋其上，望之若楼，则礼堂也。先生家居社后土室中。风诗所云“陶复陶穴”者也。室通前院处为讲室，室仅丈许，以风门代牖，先生书斋也。学生居左右室，是年从学者三十余人。学舍为诸生公建，来学者不纳束修。先生有山田若干亩，余无私产。学生馈金悉不受，馈米酒则纳之。先生善饮，旧生来者多携酒敬之。新生馈，则非先生所愿也。学生自备食，月仅一金，馍首面羹外，惟备盐椒，肉蔬皆不食。先生食于家，亦俭素如此。

学生为学无定程，各从所好。浅学，则先生选书授之，在学数十人无同者。余阅《明鉴》、《文献通考》，并钞读《（通考）序》、《方舆纪要）序》，皆师命也。先生曰：“读史应先近代，阅《通考》，则知历代制度、典章之得失，而货币尤宜先。《方舆纪要》为沿革形势所必读，其书浩瀚，读序可也。”余在学数月，惟课此数书，余取便涉猎而已。

近年美国道尔顿制，震传中士，不知复豳学舍固行之，盖中国讲学旧法也。余等自读自解，不限多寡时刻，惟日须撰日记就正先生，而疑难论议，任意书之。初无定程，但戒空泛耳，先生每晨六时即起，出就讲堂，批阅诸生日记，惟食时返内室，食毕即在讲堂。薄暮批毕，则集诸生于院内，就石案讲释之。先生晚年讲学精义，散见诸生日记中，余仅存一，二帖，与众问答语尤多，悉未记，可痛也！

先生书斋，冬不具火，破纸疏窗，朔风凛冽，案上恒积尘，笔砚皆冻，而先生不知也。先生冬御一敞裘，常日端坐，手不释挥。先生固拙于书，冻笔作书，艰益甚。诸生日记所批者，皆先生心血也。先生晚年病目，傍晚讲书不辩字画，而先生不以为苦，口陈指授，娓娓不倦。

今人言学校自治，复豳早行之。学生分长、幼二班，日各定一人轮班执事，长司门鈅，幼司洒扫、应客。朔望礼堂大讲，则长着司仪，幼者司柝。四鼓即兴，击柝三次，诸生毕集嫣。余为右班，尝服斯役。柝在礼堂外，虽严寒苦雪，昧爽登高，柝声隆隆，今犹在耳，而其乐不可得矣！

先生威仪峻整，望之俨然。讲书时严整尤盛。学舍以朔望为大礼，谒圣后，先生就礼堂讲书。仅忆讲《孝经》一次，余辄忘之。其威仪气象，惜余时童呆，今不能摹拟也。

先生平居端重，饮酒则豪，门人远来必设酒，而以在学者数人陪，余时虽童呆，屡参末座，至今幸之。先生酒后谈国事，往往涕哭。常纵论鸦片战役以来，至甲午后之外患，尤悲愤不胜。此外喜谈明末诸儒逸事，尤乐道亭林、二曲两先生。清代人物，则重湘中曾、胡、刘、罗及戊戌死难诸人。先生旧设义塾百余所及白蜡局、轧花厂，皆掌教味经书院以来所经划，司其事者多门人，来谒则常议其事，固追忆先生谈论，以次三类为最多。

先生学术，余不能窥，不敢妄参绪论，惟知先生实未尝专著一书，遗集所存，皆课生之作。先生尝语余等曰：“待过五六年，精力渐衰，将从事著作。”则知今之所传，不足尽先生蕴蓄也。先生于学，无所不通，治经尤直透精微，不事章句；论史谨严，识高义远。晚年发明音韵表，旁通数理，仰观天文，此则其大略也。先生不重文章，诗文劲气直达，掌味经书院时，提倡经世之学，三辅从风，鄙制艺为不屑。然余常闻先生笑曰：“我所长者，实八股文耳。”时八股文已废，固逊言如此，以是知先生无所不能，第不欲眩世而已。虽然，先生之所以大者，尤不在此。书生通弊，在以技艺视学问，故虽博览群书，不过一技艺之士。先生不然，终生困勉敏学，未尝为己。大旨“救世外无学问，致用外无经术”。遗著《论语时习录》、《大学古义》、《学记臆解》诸书，足窥先生之志，而先生亦终身行之。曰亲民，曰乡学。亲民之道在于富教，故甲午以后，倡兴实业，欲以棉织、白蜡之利富关中，罄束修以开风气。时风气未开，耗折屡尽，而先生不悔也。乡学则视为救国自强之本，亲于渭北兴义塾数百所，耗资无算，迨余侍函丈时，已多由资尽中辍，先生大窘，而所志不衰。余侍教半载，未尝闻一语及私，凡家人生产、起居、衣食之事，常人所不能忘，先生则未尝措意。独居，则友千古；教人，则善天下。风光霁月，一片纯诚，此其所为不可及也。

戊戌以还，先生遭清吏之忌，归居礼泉，少于世接。门人至，则时与痛谈，尝笑曰：“世俗不知，目我为康梁党，康梁乃吾党耳！”盖维新救国，先生早在陕倡之也。戊戌之变，门人李孟符、陈伯澜株累甚，先生尤笃念之。赵尚书舒翘为先生至友，复豳学舍书多其所赠也。拳变起，先生劝勿袒拳民，赵依违其间，乃至惨死，先生尤深惜之。

先生喜谈明末事，语及南渡君臣，辄斥其误国；于死事诸贤，恒咏叹之。论时事则重外患而轻政体，盖深念保国、保教、保种之艰，以为患在愚弱，而不在满洲；论西北则主融合汉回，同施教化，以是知先生于民族主义所见者大也。

庚子以还，东南新书籍入关，先生得则浏览。公子瑞聒游学上海归，先生命译英文诗歌大意，读之欣然。其勤索新知，老而弥笃如此。当时帝制共和，无人论及，惟先生论明末事，批余日记数百言，谓宜用选君终身制，以济世袭之穷。至将来国体，则未尝论及。先生之入陇也，实由融合汉回之一念。自归礼泉，他省征聘皆不就，门人劝之出，辄训斥之。惟陇上书来，则竟诺。时陇中甫兴学，风气固陋，道险且艰，门人以师年衰劝勿往，先生叹曰：“汉回为西北隐忧，吾将期以三五年教化回民子弟，此关陇大计，非吾莫属。”事乃定，癸卯正月发复豳学舍，余等送至礼泉，不料竞与先生长别矣，悲夫！悲夫！

先生体气甚强，时年六十，终日无倦容。饮酒外他无所好。水烟具一，闻尚遗自先人，治事之暇偶用之。敞衣恶食，淡如也。其接物也，诚怛而近人，谦和而有威。于门人慈甚，或违教则谆责之，罔不愧悟。其教门人也，无智愚、新故，皆诲迪不倦。门人负先生者，事过则辄恕之。乡人求教，无不满意以去。然贵显干犯，则严竣自持。党祸流言，俱置度外。偶遇官吏来谒，直言政事得失，不避忌讳。故抱膝深山，为清议所宗。忆入陇议起，礼泉知县某代陇吏致聘书，载丰筵来山，余等侍门外，席间忽闻先生抗声曰：“老父台胡说！”知县唯唯，门外人不知何事，相与匿笑以为奇。明年上元，知县请入城观灯，归告余等曰：“今日知县夸灯好，我告以使良民为无益之戏，何好足云，知县大不欢，我不顾也。”其严直类如此。然先生非故作矫激傲富贵，第从心言事，平等待人而已。

余在门下为最幼，先生钟爱之，仅一受斥责，至今不忘。忆在残腊，陈君燮已归西安，余与亡侄崇基留舍，某晨日高未起，先生适经门外，严斥之曰：“炽章，八点尚未兴耶？”余亟起，见师有怒容，悚惧万状。盖舍规六时必起也。然余十年来晏兴为常，八时起床乃绝少，追维师训，愧悚何如？

先生时作近县之游，大抵访门人，处分义塾蜡局等事。壬寅冬，曾至泾阳姚村，皆命余侍行，天寒道远，车行劳顿，而先生不以为苦也。至姚村寓门人家，至泾阳留泾干书院，皆门人具宴，围灯夜谈。先生酒酣兴豪，议论风生，不知夜之将曙，当时之乐，何堪回首载？

余生平恨事，为未侍先父母含殓，及未随古愚师入陇。先是甘肃聘至，先生谕余曰：“尔可随往，为我抄书。”当是时门人争欲行，而先生于王君章之外，特许余随侍。且年少喜游，欣然敬诺。及请训先慈，则是冬三舍妹夭亡，伤感甚，乃止。礼泉送别之夜，诸生侍谈午夜方罢，侵晓上车启行，诸生攀辕长揖奉别，先生亦堕泪潸然，孰意竟由此不返关中哉！

先生入陇后事，余不能详，王君章随行，较悉。癸卯九月，先生讣至。是冬，棂輀归，门人会葬于咸阳天阁村，余亦至，得识王君幼农焉。闻先生至兰州，未月而学风丕变。先生日讲书二小时，且批课册劳甚，至夏患咯血，而先生讲批不辍，或劝稍休，不许。临终旬日，尚力疾执教务，竟以不起。哀哉！

记既竞，请综述先生为人，质之当世。西谚有云：“拿破仑字典无‘难’字”。吾师字典所缺尤多。盖凡私伪、贪吝、骄惰、怯懦、求逸、无恒诸易犯者，及顾家室、慕世名，世所视为常行者，皆非吾师所知。爱国爱人之教，为民国本根。然愚自游燕吴，见当世之士，或口爱而实伪，或偶爱而易忘，其下者无论已，上焉亦多杂功名之欲，或有刍狗万物之心，求如吾师之至诚济世，忘家与身，虽须臾不舍保国、保教、保种之志，卒殉其事以终，实未之见也。

且先生之教，昔或视为书生常谈，今已证明为治国真理，即《臆解·序》所论，深中时弊，足以垂百世而不磨。何则？民国教育，惟使富室子弟，习为浮夸，虽民为邦本，实则弃之化外。重农之说，劳工之论，近最喧腾人口，而为其言者，大率爱逸恶劳，脱令置诸工廛陇亩，必不可一日居，遑论教育？且自新旧说兴，抱残守缺者，深叹用夏变夷；而目解横文者，往往斥为固陋；横争妄斗，靡所折中。不知学期实用，用在济人。不然则私人嗜好义气之争，等诸博弈游戏而已，学云乎载？

我古愚先生，继承关学，修己爱人，以大兴乡学为救国之本，以农工兼教为兴学之纲。其法各乡设学，并教成丁，文字之外，授以农事。校长即司乡自治，旁察土宜，振兴工艺，尤重蚕桑织绵，且遍设乡团，举国皆兵。平日各服恒业，国家有事，则执干戈而卫社稷。盖先生之意为政、教、兵、农、工合一而俱寓于乡学之中，此义至精，虽百世不能易也。

先生值季世，生鄙乡，慨然以天下为任，躬行其教，至老不衰。今日富室行学，不过略捐其宫室玩好之余资，以博世俗之名而已。先生则积年薄俸，涓滴济人，躬设义塾数百所，并轧花厂、白蜡局，为关中倡，卒至穷老以终而无所惜。其教虽未大行，其志必为天下后世所共仰。晚年详访西事，择善以从，苟求利民，不分畛域。若夫修己亲民之道，先哲所传大义自在，先生惟笃信而行，死生性命不知其他。

呜呼！此岂今之人哉！炽章廿载彷徨，学行俱废，自忧沦落，长负师恩，惟幸得及门，借仰儒宗模范，近察时变，益仰先生志行之高深；异时人心向治，必有行先生之行，志先生之志者！中国不亡，窃信愚言之必验矣！（载《遗书续刻》）

（作者：成小秦，1975年毕业于陕西师大外文系；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翻译及教学。）

来源：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