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成立于十九世纪，并受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至今仍然是德国乃至欧洲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该党的创始领袖们曾经以反对普法战争和支持巴黎公社而闻名于世，但是这个一度重要的进步力量却在二十世纪初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而党内的重要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决定与已
成立于十九世纪，并受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至今仍然是德国乃至欧洲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该党的创始领袖们曾经以反对普法战争和支持巴黎公社而闻名于世，但是这个一度重要的进步力量却在二十世纪初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而党内的重要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决定与已变质的社民党主流决裂并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文章梳理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德国社民党崛起和随后保守化的背景，也回顾了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展示了为何其思想能够超越社民党和第二国际的保守倾向，并得以与列宁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二十世纪的第三世界/全球南方革命历史联系起来。
龙种与跳蚤
文 ｜ 许准
（《读书》2025年10期新刊）
说起世界现代史上影响最大最广的著作，恐怕少不了《共产党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有趣的是，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 （ Eric Hobsbawm ） 指出这一传世名篇一八四八年在英国发表之初并未惊动天下，反而迅速淹没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声浪之中，随后不过在欧洲各个政治 “ 异端 ” 组织间流传。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据说这部作品也已经不再印刷，马克思、恩格斯亦已投身其他著作的写作之中。而真正改变历史，让《宣言》传播开的，是一八七二年发生在德国的莱比锡叛国案，此时距这份文件的创作已有二十余年了。
这场审判发生在德国十九世纪后期独特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普鲁士王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领头建立了北德意志邦联，开始建立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德国。在俾斯麦政府的强力治理下，普鲁士以及德国的经济开始迅速追赶英国这个最早的工业国。当时德国自身资本主义生机勃勃，工业化迅速推进。不仅以煤炭为基础的钢铁工业迅速发展，巴斯夫 （ BASF ） 、拜耳 （ BAYER ） 等一系列至今还活跃的化学工业巨头也在这个时期涌现。作为一个旁证，德国的工业产品实际上长期有着劣等货的风评，可最迟到十九世纪末，恩格斯指出，德国哄骗欺诈的传统已经不再了。德国制造逐渐获得了精工细作的新名声。
可另一方面，德国体制的反对方也在发展。随着内部社会政治矛盾不断积累，挑战德国容克地主、新兴资本和普鲁士政府的组织纷纷出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一支重要新生力量，就是直接受马克思影响和指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是欧洲最早的群众性革命政党之一，领袖奥古斯特 · 倍倍尔和威廉 · 李卜克内西都是果决坚定的战士。在七十年代，这个组织 （即爱森纳赫派） 跟德国保守的拉萨尔派工人力量合并，短短数十年即迅速发展为德国第一大党。这也正是如今德国乃至欧洲政坛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身。
1869年，德国 工人协会联合会（VDAV）在爱森纳赫召开会议 ，会议决定解散VDAV，其成员加入社会民主工党（来源：geschichte-der-sozialdemokratie.de）
作为欧洲中心的大国，德国内部这种种政治经济的变化，不只影响本国或中部欧洲地区的命运，也吸引着各种进步力量的关注。马克思、恩格斯早在撰写《宣言》的时候，就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故乡德国的革命前途上。而半个多世纪之后，列宁等俄国布尔什维克，哪怕赢得了本国的胜利，依然期盼着德国同志的胜利和之后对俄国的援助。不夸张地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领袖。
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气象，就由开头提到的这场政治审判生动地展现出来了。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爆发后，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其领袖倍倍尔以国会议员的身份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战的态度，反对德国攫取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巴黎公社革命之后，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更是坚定地站在了公社一边。由此，德国政府就在一八七二年以叛国罪对几位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进行了审判。
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莱比锡叛国案审判现场的画像
出乎俾斯麦政府意料的是，这场长达十四天的审判反而让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影响力大增。当局为这次审判颇费苦心，把所有能找到的、以德语出版的社会主义出版物，都搜罗起来作为控诉材料。控方在法庭上宣读了《宣言》文本，而且各大德国主流报纸都进行了报道。用倍倍尔的话说，这些德国读者第一次听到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控方的审判看起来是极为无能的，举一例即可说明：庭长问倍倍尔为《宣言》起了什么作用，倍倍尔讥讽地答这个小册子出来时他只有八岁。德国政府最终给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定为图谋叛国 （与事实叛国有区别） 罪，他们因此获刑两年，但这个牢狱插曲与整个社会主义声势的兴起相比，无疑颇为划算。在如今的《宣言》版本中，包含有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各个版本的序言，其中最早的正是一八七二年版，这也侧面展现了当时德国审判带来的热潮。这样的热潮当然不会是没有代价的。一八七八年开始，俾斯麦政府就出台了《反社会党人法》，意图阻止迅速发展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这种严苛的限制一直到一八九〇年才取消，我们熟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由此正式出场。
撇开这些波折，从更广的视角来回顾这段历史，可以观察到《宣言》的再次流传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崛起，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工人数量日益扩大，工人政党在多个国家开始出现，甚至有了一定的发展。工人政党力量的增长，跟这个时期欧洲国家在男性公民中推广选举权有直接的关系，而男性普选权的实现，又跟法国大革命开启、一直延续到整个十九世纪的欧洲革命浪潮分不开。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欧诸国开始放松对工人组织的严控，并引入社会福利制度。公共卫生事业也在这个时代真正地发展起来，城市贫民的生活环境开始得到巨大的改善。恩格斯是最早系统性地描述、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他在其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首版将近半个世纪后为一八九二年的英国版撰写序言时，也指出最触目惊心的一些恶劣现象已经改善或者消失了。
当然，欧洲社会的矛盾依然深刻，但如果过去的历史可以作为某种有意义的参照，也许一个处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然会充满信心。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德国社会主义的力量似乎好风凭借力，与德国资本主义共同前进。从一八五〇年到普法战争时期，德国经济总量平均每年增长 2% ，略高于西欧平均水平，远高于世界水平。这个时期，也是德国工人运动逐渐起步发展的阶段，甚至已经能有自己的国会代表，并且借助政治审判成为全国的政治明星。从倍倍尔等被审判到《反社会党人法》被终止的一八九〇年，德国的经济增长在原有水平上进一步加速。与此同时，尽管德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办法来限制社会主义组织的发展，德国社会民主 （工） 党的力量却快速成长。一八七一年，德国国会的第一轮中，投给社会民主工党的票数不过接近 3% ，而到了一八九〇年，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 20% 左右。从一八九〇年开始，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到 “ 一战 ” 前夕，德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 3% ，明显高于西欧的平均水平。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 一战 ” 前夕的第一轮中已经能获得三成的选票，在国会中占有接近 30% 的席位，成长速度令人惊叹。
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国会大厦
粗略去观察这段历史，能看到德国的工业化大大增加了其工人阶级的数量，工人数量的增加又会增加工人政党的力量。这半个世纪的经验似乎提供了某种明证，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会推动进步力量的增长。既然如此，社会主义事业不就颇为容易了吗？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里对于德国的期望，似乎就在实现的过程中。
可是，接下来的历史却无情地走向了另一边。在德国作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力量发动 “ 一战 ” 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组织工人抗议和反战，更没有如列宁所号召的，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革命，而是跟政府保持了高度的默契，在实际上支持了德国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样一个受到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直接指导的政党，一个有着伟大社会主义传统的组织，竟这样变质了。而且不光是德国，大部分欧洲社会主义政党都积极地投入了帝国主义战争。由这些组织构成主体的第二国际在政治上就此破产。
从这一历史时点，回望近半个世纪之前，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起于微末，曾经那么坚决地反对普法战争，支持巴黎公社，为此领导人不惜付出牢狱之灾的代价。威廉 · 李卜克内西曾在叛国案审判上为自己辩护说，如果有人认为反战和社会主义是对现今国家的背叛的话，那么这只能证明人类的预定目标只能在世界－共和国中得以实现。可几十年后，这个组织已经强大了无数倍，却离当初的目标越来越远，这又是为什么？
当然，一个直接的因素就是经受了莱比锡审判的那一代领袖都已经不在了，比如威廉 · 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分别于一九〇〇年和一九一三年去世。不过这还是不能解释这两位领袖创建并领导的组织为什么没有让新一代的领袖继承初心。该党内部仍有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颇有名望的卡尔 · 李卜克内西 （威廉之子） 以及罗莎 · 卢森堡。这些人坚决反对加入帝国主义战争，却并不能在党内获得主流地位。卡尔 ·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最终只能独立出来成立斯巴达克团，并创建了新生的德国共产党，而且很快为自身的革命活动献出了生命。
民主德国于1966年发行的纪念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牺牲五十周年的邮票
所以问题恐怕还是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演变。一个反战起家的组织最终将反战反帝的派别排斥为异己，其缘起至少要从十九世纪后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帝国主义兴起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两个层面说起。
上面的叙述已经提到，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欧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民主党等一系列组织的兴起，助长了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里，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会推动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有最强的社会主义基础。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思考中，旧社会究竟如何进入新社会是模糊的，一种流行的思路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会产生某种巨大的、不可逾越的最终危机，社会主义力量会自然而然获得胜利。这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个思路明显基于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的理解，而对构想中的危机何时发生、怎么发生其实并不清楚。由于社会主义被悬置在遥不可知但确信会到来的某处，因此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很多人来说，只能把握当下的资本主义政治。
因而，这种线性史观的一个自然推论就是对于世界历史以及欧洲在世界历史中作用的认识。如果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新社会来临的必要前奏，那么欧洲发达国家对于全球的殖民掠夺和统治，就越来越容易被视为某种必要的甚至进步的行为。是啊，《宣言》不也说过，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都强硬地卷入世界市场，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塑造世界吗？这个过程如果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们对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态度必然暧昧起来。在这个语境下，就出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殖民主义的讨论。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相当多的精英分子认为社会主义能做的，无非是让殖民主义看起来 “ 文明 ” 一些。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长期担任德国国会代表的伯恩斯坦的代表性观点之一就是尽管德国式帝国主义是落后的、危险的，但英国式帝国主义则是进步的和值得仿效的。
如果说欧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跟本国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纠缠不清，而逐渐落入保守，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组织层面也为这种保守转向奠定了基础。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经济基础是工会组织，而领导其附属的工会组织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要的日常工作。十九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工人数量随之增加，工会力量也大为增长。虽说从总体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也增强了，但党内逐渐在去政治化。如果没有明确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和指引，工会自然倾向于聚焦合同谈判和其他经济事务，而不是谈论推翻资本主义这样看起来有些抽象的问题。从工会利益出发，资本主义的繁荣才会带来工会的发展。由此工会中的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差别也就越来越大，而且前者的力量随着工会发展明显占了上风。这种去政治化的倾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层可能是相当普遍的。有学者研究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德国社会民主党图书馆的记录，就发现基层党员实际上很少阅读该党的理论著作，而主要被主流刊物和德国殖民主义者探险故事一类的出版物所吸引。
在一片灰暗中，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现了罗莎 · 卢森堡这样不寻常的革命家。作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中重要的例外，卢森堡无疑是极为难得的人物。她一方面跟卡尔 · 李卜克内西一起，是实际参与组织活动的德国左翼领袖，另一方面，她还跟列宁一样是重要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去政治化转向的每一步都实际引发了理论之争，而卢森堡长期参与其中。她甚至都不是德国人，也常常在组织内被边缘化，可如果没有她这只革命之鹰，庞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二十世纪初之后就不再能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留下什么原创贡献了。马嘉鸿博士近期出版的著作《批判的武器：罗莎 · 卢森堡与同时代思想者的论争》，就从卢森堡这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革命派的经历出发，历数了卢森堡参与的关键理论争论以及时代背景，为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剧烈转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史参照。
《批判的武器：罗莎·卢森堡与同时代思想者的论争》，马嘉鸿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从某种意义上说，卢森堡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分析是其思想的基础。卢森堡的巨著《资本积累论》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其内部资本积累顺利进行甚至实现增长，就需要足够的市场以实现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而由于劳动者本身消费能力有限，资本积累无法顺利完成，就需要不断在资本主义之外寻找市场。这样的过程正是殖民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历史，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把越来越多的土地和人民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中，在体系之外寻找他者的任务就越来越迫切，也越来越困难，危机当然就会从其中爆发。
事实上，很多学者都曾经指出，卢森堡的逻辑并不完善，对于资本积累是否一定需要非资本主义空间的问题，至少从理论上还不能简单断定。但是，无论是谁，都难以否认卢森堡提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以及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更广泛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有意或无意所遗漏的。卢森堡以其强有力的论证和分析，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欧洲对世界的压迫与剥削不再看作某种次要的问题 （或者只是某种政策） ，而是看作欧洲资本主义运转的核心，是维系资本主义繁荣的最基础因素。所谓欧洲的文明和进步无非是以其他地方的不断破落和毁灭为基础的。这就彻底掀掉了当时社会民主党内把殖民主义作为某种文明传播，甚至拉上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来为扩张辩护的倾向。仅此一点，卢森堡就已经攻击到了线性历史观的根本点。
更不用说，卢森堡据此提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理论，她理论中的危机并不需要等到某种不可知的未来，也不需要等待资本主义自然毁灭，而是在当时资本主义快速瓜分世界的年代就看到资本主义危机必然也即将随之而来。卢森堡的思路能够把殖民地对于欧洲的反抗与欧洲内部社会力量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抗统一视作推动资本主义灭亡的能动因素，这当然又跟社会民主党的保守倾向彻底地区别开来，而与列宁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二十世纪的第三世界 / 全球南方革命历史联系起来。这种彻底的分析和坚定的立场，就是卢森堡能够免于如同时代很多人一样陷入保守的思想根源，就是她不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流而被排斥在外的根本原因。
卢森堡在1904年第二国际大会上
我们当然知道，卢森堡的理论没能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可这丝毫无损她思想的力度，该党的保守化也远不是个人的天才与能力可以解决的问题。正如本文所述，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退化有其深刻的思想和历史根源，而这种局面本身也印证了卢森堡自己对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分析。
马克思曾经引用海涅的表达，说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是跳蚤。这个讽刺随之广为流传，其实 “ 跳蚤 ” 一词怕是还有些谐音梗在里面。龙种即龙牙，据说种下之后会长出战士，古希腊传说中的伊阿宋完成包括龙种在内的诸多任务之后获得了金羊毛 （跳蚤与其音近） 。顺着这一思路，在马克思影响之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度执世界社会主义之牛耳，但是在壮大之后逐渐蜕变而竟到反面去，龙种似乎于残酷的时局里也的确结出了跳蚤。
不过，欧洲这片土地上毕竟还诞生了罗莎 · 卢森堡这样的伟大人物。她提出的问题虽然在德国被湮没，甚至她的生命也被跳蚤一般的敌人所终结，可百年之后，她的著作还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不断被人继续思考和讨论。一百多年过了，谁又能忘记她的那句宣言呢？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这段历史及其开启的未尽的理论线索或许正是我们能够不断收获的金羊毛。
来源：小镇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