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气候湿热，瘴气横行，北方人一到这儿，轻则发烧拉肚子，重则三月见阎王。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谁能想到，岭南最早一批种荔枝树的人，是背着脚镣来的。

那时候岭南并不叫岭南，朝廷公文里写的是“蛮荒之地”。

气候湿热，瘴气横行，北方人一到这儿，轻则发烧拉肚子，重则三月见阎王。

可就是这么个地方，偏偏成了朝廷心头的“好去处”——凡是得罪了权贵，或者触了龙鳞的，一律打发到这儿。

苏轼也没躲过去。

元祐七年，他被贬到惠州，又一路南下，最后落脚在崖州，也就是现在的海南三亚。

当时的三亚，不是旅游胜地，也没有椰树沙滩的浪漫气息，整个岛四面环海，像个孤零零的监狱。

“天涯海角”这四个字，不是浪漫，是绝望。

他到那儿时年近六旬，过了岭南的瘴气，又遇上崖州的物资匮乏。

连个像样的药铺都没有，当地人说话他也听不懂。

可他没怨天尤人，反倒教乡民识字、种菜，还写了不少诗。

那首《食荔枝》，很多人只记得“日啖荔枝三百颗”，其实后头还有一句：“不辞长作岭南人。”表面是自嘲，骨子里是认命。

可这认命，不是屈服。

他走了以后，当地人还记得他教他们怎么挖鱼塘、怎么修水渠。

苏轼走的是他，留下的是一整套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

说起来，岭南能发展起来，真不只是靠地利。

早在苏轼之前，三国两晋时就已经有不少“贬官”被送过来。

那时候北方战乱，人往南迁，一部分是逃难的，一部分是被发配的。

朝廷把岭南当成“边角地儿”，但这些被贬的人，往往带着文化、技术，一到那儿就开始种田、修学、治水。

最早一批教当地人织布种稻的，不是移民官员，而是流放来的手工业者。

也正因为这样，岭南后来慢慢变了。

唐朝时，广州已经成了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宋朝时更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可别忘了，几百年前，那地方还是“十人九死”的瘴疠之地。

再往南看，是海南。

崖州的历史其实比岭南还早。

早在汉代，这里就已经是流放地。

可真正“出名”，还是靠苏东坡。

他在那儿呆了三年，连病都治不好，可还是坚持读书写字、教人种地。

当地人管他叫“苏公”，连小孩都知道“苏公识字多”。

有意思的是，苏轼走后，海南的文风突然就兴盛起来。

几十年间，陆续出了不少读书人。

有人说是气候变了，其实是氛围变了。

文化这种东西，最初靠人带，后来靠人传。

而说起流放地的“祖师爷”，还得提房陵。

现在叫湖北房县，地处秦岭深处，四面山，三面水，唯一一条官道还得绕几个山头才能通。

尧舜禅让的故事里，舜没把王位传给儿子丹朱，而是把他流放到了这儿。

那是传说，但春秋战国开始，这地方就真成了“王族流放点”。

吕不韦后来也到了这儿。

一个曾经左右朝局的权臣，最后在深山里过着靠野菜度日的日子。

史书写得简单：“自杀于房陵。”但谁知道他最后那顿饭吃了什么，睡的是不是柴草铺的地。

房陵不像岭南那样有瘴气，也不像崖州那样封海。

但它封山。

犯人一进去，想跑都跑不掉。

尤其是皇族犯事，不杀也不能放，送这儿最合适。

这些人多数出身高贵，习惯了锦衣玉食，一到这儿，连个瓦屋都没有。

可也正因为他们读书多、见识广，在房陵留下了不少文化遗迹。

唐代时，这里已经有了书院、石刻，还有皇族建的祠庙。

不是为了显摆，是为了活下去。

最后要说的，是最远最冷的宁古塔。

现在是黑龙江宁安市，清朝时是流放犯人最严酷的地方。

从北京出发，得走几千里，风雪三个月，马车颠簸，冻死在路上的比比皆是。

可清廷偏偏喜欢用这儿处理“文字狱”的案子。

康熙时，黄宗羲的弟子方孝标被指“言辞不敬”，直接发配宁古塔。

那地方冬天能冷到零下四十度，连墨水都冻成冰。

他在那儿种菜、开荒、写字，写不了纸，就刻在木板上。

最难的是寂寞。

没有书信，没有朋友，甚至连说话的人都不多。

很多人是活活被孤独逼疯的。

可奇怪的是，宁古塔后来成了东北文化传播的一个据点。

那些文人即便再苦，也不肯放下笔。

有的还在那儿教孩子认字，教士兵书法。

到清末，宁古塔周边已经有了几十所私塾。

不是朝廷建的，是流放者教出来的。

这些地方的变化，说到底，靠的不是政策，而是人。

朝廷把他们送去“受苦”，他们却硬是在那儿留了一点文明的痕迹。

岭南的港口、崖州的书院、房陵的石刻、宁古塔的教馆。

这些都不是偶然。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把岭南叫“蛮荒”。

参考资料：

赵冈，《中国古代流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潘光旦，《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2年。

李一冰编注，《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82年。

王树民，《清代流放制度与东北开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

来源：水墨青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