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读到《纽约时报》记者诺姆·沙依伯的一篇深度报道，仿佛替许多人问出了心中长期存在的疑问：为什么坐拥庞大资源的美国大企业，在关键时刻往往选择妥协而非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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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纽约时报》记者诺姆·沙依伯的一篇深度报道，仿佛替许多人问出了心中长期存在的疑问：为什么坐拥庞大资源的美国大企业，在关键时刻往往选择妥协而非抗争？

这篇文章没有停留在表面指责，而是揭开了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困局——当企业之间失去协同纽带，当管理层的命运与股价深度捆绑，任何一家公司都难以单独承受来自政府与监管机构的定点施压。这个视角或许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美国政商关系的真实生态。

所谓“抱团才有胜算”，指的是过去美国企业界存在的“共识熔炉”。昔日大银行的董事会如同商业精英的俱乐部，把各行各业的高管紧密联结。但如今已是股东价值至上的时代，管理层与股价表现深度绑定，每个人都紧盯着自己的KPI指标。行业协会的凝聚力大不如前，企业更习惯于单线与政府对接，彼此间的战略协同自然日渐稀薄。

文中列举的几个典型案例颇具说服力：深夜脱口秀主持人吉米·坎摩尔的停播风波中，平台方在观众情绪与政策风险间艰难权衡；多家顶级律所原本计划集体应对行政命令，最终却各自与政府达成协议；华尔街在讨论美联储独立性时异常低调，对颇具争议的理事任命也保持沉默；CBS因《60分钟》的报道卷入天价诉讼，最终以和解收场。

这些事件拼凑出的图景，无关是非对错的简单判断，而是企业在面对压力时的现实考量：独自抗争的成本是否承受得起？若要集体应对，由谁组织、成本如何分摊、风险谁来兜底？

为什么过去能做到的抱团取暖如今难以为继？关键在于“股东资本主义”的崛起。当“为股东创造价值”成为最高准则，当股票期权将管理层与股价紧密捆绑，企业在获得更高效率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俱乐部式协调的土壤。

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企业越来越不愿为公共事务付出协调成本，董事会之间的沟通渠道日益减少，CEO任期与目标周期越来越短，行业集体游说逐渐让位于单家企业的政府公关。结构决定行为，人们的选择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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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看，这并非简单的道德滑坡，而是激励机制的重新洗牌。媒体公司要考量频谱许可证和并购审批，律所担心人才和客户流失，银行与科技公司则要权衡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布局。

于是，“私下协商、交换条件、拖延时间”成为更务实的选择。原则并未消失，但必须在代价与概率之间精密计算，而这个计算过程往往将“集体抗争”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从历史对比中也能看到这种结构性转变：1969年，当美国副总统阿格纽公开批评电视网络时，NBC和CBS毫不犹豫地发表联合声明反击，因为它们拥有稳固的行业地位和共同语言。而在流媒体冲击和市值压力下，如今的广播公司如同在刀尖上跳舞，每个决策都不得不围着股价转。

作者并未全盘否定股东资本主义。它确实让企业更加敏捷，消费者也从效率提升中受益。问题是，当企业的社会功能被弱化，在关键时刻就难现“企业联手守住底线”的景象。

公众的失望可以理解，但若将目光从情绪转向结构，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让坚守底线不再成为某家公司的孤军奋战？是靠更清晰的权责边界、更稳定的程序保障和更透明的监督机制，还是依靠现代化的行业协调机制和反报复的制度安排？

文章结尾画龙点睛——“靠股价生存，也靠股价消亡”。当我们用股价解释一切时，股价也在反过来定义我们的一切：它既能推动效率，也会在舆论与监管压力下，将管理层的注意力拉回短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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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于情怀；对公众而言，这意味着不该将“社会责任”完全寄望于单家企业的道德选择。

更可行的路径是让“做正确的事”与“做划算的事”尽可能重合：将合规与声誉纳入真实激励，为行业共同声明提供程序保障，建立明确的风险分摊规则，用透明度阻断“选择性施压”。

这篇文章的价值就在于此：归根结底，规则设计决定了“勇气”的边际成本。与其责备某家企业的“软弱”，不如反思制度与行业是否提供了可依赖的联盟、可共担的成本和可争取的时间窗口。

当集体行动成本高昂、企业间桥梁断裂时，孤勇自然成为奢侈品。要想在下一个关键时刻少些算计、多些底线，需要的不仅是情怀，更是可验证、可复制的协作能力。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真的会有企业敢于公开挑战他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察与见解。

来源：王煜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