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分别是1998年和2000年出版的，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还能再出修订本，让我感到真幸运。记得有学者曾说，他不写五十年前的书，也不写五十年后的书。我猜，他的意思大概是人文学术应当回应现实，立足当下关怀，在变动不居的时代，问题在变，思想在变

我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分别是1998年和2000年出版的，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还能再出修订本，让我感到真幸运。记得有学者曾说，他不写五十年前的书，也不写五十年后的书。我猜，他的意思大概是人文学术应当回应现实，立足当下关怀，在变动不居的时代，问题在变，思想在变，焦点也在变，不必期待自己著作“传之久远”。不过，我这部思想史已经问世二十五年，居然还有人愿意看，出版社还觉得重版有必要，让我既意外也高兴。

所以，在修订本即将出版之际，我想试着回忆一下当年写作的过程，也试着讨论一下什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路？

《中国思想史》（修订本），葛兆光著，商务印书馆即出

1. 与思想史结缘

什么时候我和思想史研究开始有缘的？说起来可能很早。这里说一件过去从没提过的旧事。大概1980年底还是1981年初，古典文献专业的金开诚（1932—2008）先生——后来他是我硕士指导老师——让我替专业的大师兄包遵信（1937—2007）读文革后重版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说因为他现在太忙，所以委托我帮他摘录一些可以写书评的文字。记得我当时花了近两个星期，摘录了好些卡片，写了五六页评论，给包遵信寄去。他收到后，很快到北大来找我聊了半天。后来，他连续在《读书》上发表了三篇书评，即《思想的化石》《哲学史和思想史怎样分家》和《理性的沉沦》。也许，那时候就萌生了研究思想史的想法？不过，这想法当时并不自觉，也不强烈，也许只能算个“念想”吧？此后若干年里，除了古文献考证，我的主要兴趣还是在禅宗和道教。

到底是什么时候我真要决心写一部完整的思想史呢？现在回想起来，可能的契机之一，大概在1992年？那一年，我到清华大学任教，复旦大学的朱维铮（1936—2012）先生到北京开会，约我去毛家湾看望金冲及先生，一路上闲聊，记得他说，你既然写了禅宗，又写了道教，为什么不再写儒家，有三教作基础，不就可以写一本中国思想史了吗？当时我听了，心中确实若有所动。当然，除了这个契机，还有工作需要。1992年我到清华任教之后，除了上通识课《中国文化名著导读》和《中国文化常识》之外，正在想着如何应付文科本科生，上一门稍微专门一些的历史课。因为1995年春天清华大学破天荒要招文科生了，而我要负责给新来的文科生讲课。所以，在1994年初交出《中国禅思想史》书稿（这是答应北大的陈平原教授，列入他策划的“学术史丛书”的）之后，我就开始准备中国思想史的讲稿。好在基础还是有的，因为事先断断续续做了好些文献准备工作。

当然，禅思想史也是思想史，在《中国禅思想史》写作过程中想到的一些问题、方法和形式，正好给后来写作《中国思想史》做了铺垫。

2 .为了讲课开始动笔

在动笔写讲义之前，我翻过好多中国思想史著作，从大部头的侯外庐，到薄薄的常乃惪，从只讲古代的杨荣国，到专讲当代的郭湛波，从德国的佛克（Alfred Forke），到日本的武内义雄，当然，也包括各种不叫思想史而叫哲学史的书，从胡适、冯友兰到任继愈。可我对这些著作都不太满意，觉得不能拿这些书当现成教材，只好自己从头写，往往是一边写一边讲，有时甚至前一天才写好讲稿，第二天就拿到课堂给学生讲。那时候还年轻，又正值小平南方谈话，各种新知也渐渐冒头，所以写的时候和讲的时候，不断会有新想法涌现。写好就讲，讲完再改，讲稿上贴满各色贴纸，无论在形式上、资料上以及观念上，离当时各种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就越来越远。

最初的《中国思想史》讲义手稿

那时，不仅各种新理论新方法进入对思想史的再思考，而且各种新资料比如出土简帛也在刺激思想史的新取向。我是古典文献专业出身，对资料向来敏感，总想着如何把更多的旧文献和最新的新资料纳入思想史，用来改变过去哲学史、思想史的传统叙事。撰写思想史的那几年，我不仅曾经给李零《中国方术考》写过书评《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给《中国方术概观》写过书评《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中》，还给李学勤（1933—2019）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写过书评《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从这些书评标题中，你也可以看到新资料如何刺激对思想史的重新认识，王国维所谓“新学问大多由于新发现”，说的一点儿不错。我在自己的思想史中，不仅有意识地使用出土简帛文献，也使用类书、目录、皇历、地图、题识等边缘文献，这一方面得益于古典文献专业出身，习惯于翻检各类边缘文献，一方面也是拜当时“地不爱宝”古文献大量出土之赐。

当然，除了新资料激活新思考外，能撬动根基的新观念更重要。什么才是从根本上重写思想史的关键？一部新的中国思想史，总需要一个阿基米德的“点”，才能在整体上撼动旧思想史叙述传统。后来，我曾经用“以整体颠覆整体”这个说法，来比喻从根本上重写思想史。那时候，李学勤先生和我组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和国外学者打交道多，不得不读很多域外杂书，除了欧美中国学研究著作之外，也读法国年鉴学派的著作，韦伯和福柯的著作。不过，虽然读书时各种新想法纷至沓来，但我觉得，思想史千头万绪，总要有一个根本落脚处，这才能建立思想史的一个根本性“依据”，一个笼罩性“基础”，并给出一个一以贯之的“脉络”。为寻找能撬动整个传统思想史的阿基米德“点”，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琢磨。

1994年夏我去京都大学访问，在两个月里曾和不少日本学者，包括后来日本学士院院士兴膳宏（1936-2023）、吉川忠夫（1937-），以及当时日本道教学会会长坂出祥伸（1934-2023）等交谈，也看了很多日本论著，不仅是东洋学论著，也包括各种西方著作的日译本。在读书过程中，我曾随手在纸片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思想史如何摆脱经典系统的制约？……古代经典是古代人所设计的、理性的思想样式与观念系统，恐怕与实际生活相去甚远，远在一般社会思想水准之上。现代思想史著作是现代人通过古代语言所表述的思想，而再加抽象与提纯的思想历史，更在一般文化思想的水准之上。”在这里出现的两个“一般”，大概你可以看到，当时我对思想史已经初步有一个基本思路，而这一想法最终水到渠成，大概是在这一年12月，我到上海参加一个讨论会，会议讨论些什么完全不记得了，但不知怎地我在会上分神冥想了很久，也许是积累已久，当时还真的如有顿悟。于是，随手在本子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思想史是否应该有‘一般思想史’，过去的思想史是悬浮在一般水准之上的‘精英思想史’，但少数思想家的天才思想，未必与普遍社会思想水准相关，故有凸起有凹陷有断裂有歧路，并不见得适于叙述。”在工作日志中，我还匆匆列出传统思想史哲学史的三大缺陷：一是无本之木，忽略了精英思想的土壤；二是大量史料不能充分使用；三是以人、书设章节，历史并不连贯。同时，自己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过去（只是）作为背景的一般思想状态，是否应该在焦距变化中，由背景凸显为对象？”（1994年12月17日）

这一思考，我写在了《中国思想史》的《导论》中。现在回头看，正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我的想法与当时国际学界文化史和知识史的新潮流，与日本安丸良夫、色川大吉的“民众思想史”方法，与人类学家如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有关各种文化“常识”的重视，甚至与最近穆尔索（Martin Mulsow）提倡研究“被遗忘的二流三流思想家”的说法，似乎都有暗合之处。

3.1990年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国际学界的影响

在写作过程中，有两个念头很强烈。第一个念头是思想史如何与哲学史分道扬镳？这个想法在1980年代初给包遵信提供资料的时候，就朦朦胧胧地产生了，记得包遵信也赞成这个意思并为此写了文章。不过我觉得，把思想史与哲学史分开要有方法，一方面需要把思想放回历史语境，用大量史料重建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土壤，一方面要把思想史从紧紧围绕精英与经典，转向兼顾一般知识和信仰，而且还要多少描述一下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这些思路在第一卷提出来，在第二卷里仍然延续，像我特意写宋代“文明化”的问题，就是想凸显宋代汉族精英士大夫的文明共识，怎样在外敌环伺、国族危机，朝廷与士绅合力的情况下形成。

第二个念头是中国的思想史如何注意外来思想文化因素，如何把中国思想放在世界和周边的背景中，看看思想如何能，或为何不能走出传统。所以，除了特别浓墨重彩写佛教之外，我也很用力气写了欧洲传教士引起的“天崩地裂”，新知识如何对旧观念产生颠覆性影响，以及清代经学、史学、佛学如何面对西洋新知识冲击不得不在传统内变，以及到了晚清，尤其是在1895年的巨大冲击下，中国不得不转向在传统外变。

这种新思想史观念和当时的学术环境有关。一方面在1990年代中国逐渐引入海外思想资源，韦伯、福柯、法国年鉴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1990年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也对我们很有刺激，因此，总是要在学术作品中既要另出机杼写出新意；另一方面，那段时间里，正好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和争论，各种“主义”纷纷出笼，形成各种历史认知和未来方案，作为一个从古文献进入思想史的研究者，我实在无法接受那种割裂历史，把现实当作文本，把每个人身上感受到的政治，用某些轻飘飘的理论来稀释的做法。因此，当时也想在思想史里讲一些自己的现实感受。当然，我写的是1895年以前的中国思想史，关于现实的这些感受，不能直接写到思想史里，不过这些感受，还是会渗透到对古代中国思想的理解中。在这里，我想简单讲几句我写思想史的1990年代中国学界的思想状况。如果回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中国，学界最关心的大概是全球化、现代性、民主自由这类话题。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是飘在半空中的空头议论，其实在当代中国，根本没法儿就事论事，每个看似学术的话题，几乎背后都有现实感受和政治思考。我开始写思想史，正好是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在“春天的故事”里，中国似乎又重启开放进程，中国好像重新开始面向世界。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事实上1990年代与1980年代并不太一样。

对中国来说，1990年代很重要，经历一番曲折，促使很多人在反思。特别是这短短几年中，世界发生巨变，冷战中两大阵营对峙格局改变，原来对世界的认知，坚定的立场，清晰的原则，仿佛突然消失，原来毋庸置疑的观念都好像要重新审视，原来天经地义的道理也好像要重新建立。知识界好像突然掉入“无物之阵”，原来绷得紧紧的那些“硬道理”好像没有用了。那时候，中国学界也开始分化，不仅是专业不同的学者意见不同，学经济的强调商品市场，学法律的呼吁健全法制，学文学的追赶时髦，引入后现代批判现代性。就连同样专业、同样背景、同样经历的朋友，也在五光十色万花筒般的世界中莫衷一是。如今你可能真想不到那时中国思想界多杂乱，众声喧哗很让人无地彷徨。我们的朋友，这时意见也逐渐分歧。有人开始觉得中国要回归传统，于是在海外新儒家刺激下，逐渐打出儒家和国学旗号；也有人觉得，中国不能接受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这样可能导致“红旗落地”；还有人觉得，启蒙已经过时了，当代中国的弊病正是来自市场经济和去政治化。坦率说，这些我都不赞成，尤其不赞成某些人把当代中国的困境，归咎于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并不是说这些负面影响没有，但不能说当下中国的麻烦，统统是因为1980年代中国融入世界后，别人给我们带来的。特别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更不能总强调病是外来的，病根儿不在自己身上，不能借了当时西方学者自我批判的大潮流，也跟着起哄去批判外部世界，似乎这样一来，中国就可以免除洗心革面的责任，依旧照自己惯性的传统之路走下去。我总觉得，应当承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传统中国不得不在传统外变，不得不进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现代转型，因为中国还在一个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中。

回到思想史。正是因为意识到“历史并未终结”，所以，思想史研究就应当关注传统基因在历史中的形成与延续，我觉得，尤其要关注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传统中国强大的皇权，究竟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而且延续的，它凭借什么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力量，能控制庞大的疆域和人口，能绵绵不绝？我不能赞成某些人的说法，觉得这种政治、思想和文化传统，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国的特殊性，是维护“大一统”传统中华帝国的必要之“恶”；更不能承认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个传统，居然是什么治疗“现代弊病”和“西方道路”的良方。因此我必须对支持这种制度的政治文化基础，做一些思想史溯源。如果你仔细看我的《中国思想史》，在有关《吕氏春秋》到《淮南子》、《春秋繁露》到《白虎通》的讨论中，在有关《五经正义》的思想总结和盛世平庸的叙述中，在对科举制度与经典思想的作用的分析中，在宋代皇权与士大夫“一道德同风俗”意图的介绍中，在有关明代初期和清代初期皇权如何控制政治思想的批评中，也许，都隐隐约约包含了一些我的思考。

第二个是历史上中国的华夷之辩和天朝意识以及文化优越感，为什么如此强烈，甚至一直延续到现代？为什么它至今影响着中国，不能顺利融入世界，接受外来新文化，在思想上“脱胎换骨”？为什么总要有“体用”“本末”“道器”之分，对接受外来知识与现代文明总是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从近代以来，虽然人们一直对这一传统有过批判，不过，在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从天下帝国之梦中打醒之后，由于有受侮辱受压迫的屈辱感，有从晚清到二战国族危机下的紧张感，加上近年来逐渐强大的自豪感，使得这种“膨胀”的感觉，与传统的华夷之辩和天朝思维刚好契合。因此，我不得不在思想史中，对历史上的中外冲突与交互关系进行认真梳理。有关这些思考，多少影响了我写有关佛教的三节以及明代传教士的两节，以及有关清代经学、诸子学和佛学如何回应西学的那一节。

第三个是有关传统中国思想如何向现代转型。我特别感觉到，由于中国从古代以来，思想文化观念就相当成熟而且系统，它从早期巫觋史宗的传统中走出来，并不是简单地“从巫到礼”那么简单。事实上，它把传统巫觋传统中的很多内容以想象、比附和系统化，以天地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基础，用阴阳五行之类的思维，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让政治、文化、知识、技术彼此支持，好像一字长蛇阵，“击尾则首应，击首则尾应”。因此，一方面它很成熟，一方面它很系统，但再一方面它也很顽固。正所谓“船大掉头难”，要转变就得从根本转变，要么就只是修修补补，死的拖住活的，活的拖住死的，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像印度佛教虽然带来巨大冲击，但终究还是“中国改造了佛教”而不是“佛教征服中国”。至于三夷教、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异族文化，都撼不动这个早熟的庞大体系。从历史上看，它很连续，绵绵不绝，但转型过程相当艰难。你可以体会到，几千年里中国始终“在传统内变”的惯性是何等地强，直到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后，坚船利炮来了，才不得不“在传统外变”，并且走出帝制，“从天下到万国”。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我从明清之际的“天崩地裂”，到全书的最后一节《1895年》。

我不知道这些意思，读者是否能体会得到。

4.没有写出来的第三卷

二十五年前的2000年，秋冬之际，我给出版社传去了《中国思想史》第二卷文稿的电子本。这七八年来的辛苦，终于告一段落。我总算松了口气，觉得终于可以避免那些刻薄人对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只有上卷没有下卷，而称之为“太监”之讥。但写作两卷《中国思想史》，实在耗费了太多精力，以至于没有力气再写第三卷了。后来有很多人问我，会不会再写第三卷？坦率说，我并不是完全没有写第三卷的想法。在写第二卷时，我也曾草拟过一个雄心勃勃的第三卷大纲。

这里举几章标题为例吧。比如，开头一章就是《当中国进入亚洲》，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说起，把20世纪开头的中国思想史，放在纵横捭阖的亚洲大背景中，一方面和第二卷最后一节《1895年的中国》衔接，一方面打算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西潮与东风背景中，讨论那个时代中国的族群意识、国家认知和亚洲主义；又比如还有一章叫《皇帝没有了：谁来填补权力真空》，试图讨论从帝制转为共和，现代中国不再有皇权的情况下，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权力重心，究竟如何变化，什么阶层从边缘进入中心，什么阶层从中心退向边缘？那种突然出现的权力空洞，后来怎样被训政和党国体制填补？再比如《国无外敌国恒亡》一章，要讨论二十世纪“民族”与“国家”观念，在思想史上有什么影响，所谓“新中国”和“中华民族”在国族危亡背景下，如何成为巨大的动员力量，并且成为思想史的主流，并压倒了现代与启蒙。

2001年以后，我隔三岔五写了一些笔记，也零零星星抄了一些资料，平时读书时也会记录一些感想，也真做了一些历史梳理，比如我写了一则简要提纲来讨论“现代中国何以会趋向‘党国’‘训政’体制？”，里面写道：“除了历史上‘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皇权观念，缺乏民主和自由的政治传统，以及现实中痛感于晚清以来的地域政治与民国初期的军阀割据之外，还可以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1928年6月3日，张作霖从北京退出，可能真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重新统一’的希望，而对于‘秩序’的向往和对于‘富强’的追求，使很多人有一种愿意接受集权体制的心理，希望国家有一个强有力的轴心。作为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提案，当时在巴黎的胡汉民与孙科，向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提出《训政大纲》，这就是‘党国一体’的基础。同一年的6月18日，胡汉民又从柏林寄出《训政大纲案说明书》，到了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公布了《训政纲领》六项，以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正式奠定了党国体制的合法性。”

这段文字当然很简略，但也许你能看得出来，我还是认真想过的。不过，正如《左传》所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想来想去，意识到现当代史本来就非我所长，更何况现当代思想的资料浩瀚无边，好不容易写完第二卷，再写第三卷的激情和勇气，自然也就淡去了很多。那时候，我常常找理由自我宽慰，说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古代”思想史，不像胡适那样有上卷无下卷，就应该可以心安理得了，因此痛下决心，等于自己给自己放了长假。

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再回头来看这两卷讨论传统时代的《中国思想史》，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提出了什么问题呢？我常常说，在学术史中，有时候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我大体上归纳了一下，觉得这两卷本提出了以下问题，也许可以供思想史研究者将来继续讨论——

第一，所谓“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是否应当写入思想史著作？

第二，思想史如何与哲学史分家？

第三，知识史和思想史应当如何连接并作为思想史的基础？

第四，什么是思想史上的“加法”和“减法”以及“空白”？

第五，不以“人”（或“书”“派”）为单元的写法，是否可以更好地表现思想史的延续脉络？

第六，现在通行的或主流的思想史脉络，是怎样“层层积累”形成的？

第七，中国思想史的时代应当如何划分？它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分期同步吗？

第八，如何才能把古代中国的思想史，放入国际思想史的大背景去讨论？

5 .仍在思想史的延长线上

让我把话题再回到思想史两卷本出版之后。

尽管2000年我决定不再写第三卷，不过此后几年，我还是无法从思想史中脱身。《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出版后，不光中文世界有不少评论，海外像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韩国也有不少书评。而且翻译成了韩文（2015）和英文（2014，2018），也获得了好多奖。大体上，国内外学界的评论都认为这是有创意的“另一种思想史”。当然，或许是因为当时反响太强烈，而且第一卷还获得争议极大的2000年第一届“长江读书奖”，便引起了很多质疑，遭致了很多挑战。比如，有学者第一时间就写了洋洋洒洒的长篇书评对《中国思想史》进行调侃、挖苦和抨击。在这些批评中，有人觉得“一般思想史”的提法贬低了思想史的意义，有人觉得我挑战传统的写法是对前辈的大不敬，还有人会挑出一两页专门写一篇论文来批判，甚至有人曲里拐弯，用不指名方式批判我“给思想史书写带来的危害不容低估”。2002年，台湾成功大学唐亦男教授来南京参加思想史研究为名的学术会议，回去之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描述整个会议仿佛变成对我的批判会，这让她也觉得不可思议。这种舆论哗然的状况，也是我暂时不能从思想史研究领域脱身的一个原因。

《中国思想史》韩文版

《中国思想史》英文版

我并不在意批评，当然也并不得意于赞扬。我觉得，把这两卷思想史写出来，好像“吐出胸中郁积的块垒”，写完之后出版了，就应该把它交给学界，让人随意评论，这倒不是后现代所谓的“作者已死”，而是文字一旦进入社会或学界，你就必须让人评头论足。说得好听是“不惧东西南北风”的自信，说得不好听是“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无奈。不过总的看来，这两卷思想史得到更多的是好评，特别是当时有一位记者发表长篇访谈，用了“思想史与每个人相关”这九个字作标题，倒是给了我启示，让我仔细想想思想史怎样写才能与每个人相关。因此，在第二卷出版后的几年里，我仍然在琢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刚好这时清华大学历史系让我给研究生开一门必修课，叫“历史理论研究”，我就以思想史研究方法为主，和研究生们讨论历史理论问题。在好几轮讲课之后，根据录音整理出了《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2005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同时，我也注意到教材的重要性，当时我对通行的《中国思想史》教科书限制思考的状况并不满意，所以提出尝试用参考资料代替教科书，以便在广泛阅读史料的基础上，打散原来固定的思想史脉络。因此，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和历史系组织同事们一起编纂了《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有一位立场和观点或许与我大相径庭的学者说，由于我有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有三卷四册《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有一本《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已经构成了一个新体系”。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最看重的是，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这个说法，我觉得，这是把思想史还原为“活的思想史”的途径，也是把思想史和社会史、制度史、知识史、教育史、生活史以及风俗史沟通起来的写法。我这里仍然用“写法”这个词，尽管有人批评这是“把研究变成写作”，是“学者的作家化”，其实，他并不懂“写法”二字的重要，“写法”换句话说是“叙述”，叙述岂止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角度，更是一种价值。

6.转向：从思想史出发的再探寻

2000年秋天，我在比利时鲁汶的公寓里写完《中国思想史》第二卷，通过电子邮件把书稿传给出版社。正好这个时候国内传来消息，说《中国思想史》第一卷，获得后来引起颇大争议的“长江读书奖”。当时，我曾写了一段感言，请清华的同事刘国忠代我去领奖并致辞。感言里有这样一段话——

在转型的时代里，社会、思想和文化空间的中心与边缘变化太快，学术地图在不断变迁中，几乎所有的研究，大都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思想史的诠释和叙述，也就是想法和写法在这个时候的转换，需要很多学者的思考和争论，也需要有很多著作论文成为“桥板”，直到后来新的范式形成以后，后人可以“过河拆桥”，……我想，我和我的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的过渡，而我关于思想史的种种想法和写法，也可能很快会融入历史也成为历史。

之所以我这样说，其实有一些隐含意思，这就是我自己对这部书，也有一些不满，因为就在鲁汶那个秋冬之交，每天夜晚我面对第二卷书稿，看着《1895年》那一节，不仅想到了后来胎死腹中的第三卷写作计划，而且还联想到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部思想史中所谓的“中国”，是不是被简化为“汉族中国”，而所谓的“中国思想史”，是不是还应当涉及“世界”至少是“周边”？

这些想法，在那一两个月中渐渐萌生。这些想法之所以会萌生，一半由于我在那里和戴卡琳教授讨论为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杂志翻译《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中的七章，在翻译中，常常会涉及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分家，思想史概念的国际差异，各地区思想史为何不同等话题；一半应当说也和已故的赵复三（1926-2015）先生有关，当时客居鲁汶的赵先生因为很寂寞，所以隔三岔五约我去聊天，他给我讲了很多基督教的思想史，还把他阅读和翻译的书，如雅克·巴尔赞的《从黎明到衰落》、李伯庚的《欧洲文化史》送给我，这让我很开眼界。

从比利时回到北京，一面等着第二卷出版，一面开始浏览闲书，渐渐地，这些想法又浮现出来。这时已经是2001年，再抬起头来看世界和中国，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开始进入全球市场，并且迅速崛起，中国会从根本上改变吗？美国发生了911事件，世界是否真的会像亨廷顿预言的，“文明的冲突”取代过去的“冷战”即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身边这种历史的大变化，影响了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中国的认识，我的研究兴趣，也开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转向。我越来越关注如何在亚洲甚至世界背景里，重新讨论中国。追根寻底，这当然还是在《中国思想史》的延长线上，因为《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的最后一节，就是《1895年的中国》。在1895年之后，你已经无法仅就中国谈中国，因为中国的所有历史变化、思潮起落、文化转型，不是与日本相关，就是与欧美相关，中国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帝国，而是万国中的一国，中国究竟怎样自我认知，也不得不依赖世界与周边。所以，历史学者不得不在世界或者亚洲背景下来讨论中国。但问题是，“亚洲”应该怎样讨论？“中国”应该怎样重新定位？中国历史怎样在亚洲和世界背景中重新认识？

这逼着我思考更多的问题。因此，我开始逐渐转向对“亚洲”“周边”与“中国”的思考和研究，当然，这也还是在思想史的延长线上。

内容简介：

《中国思想史——1895年以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修订本）》为葛兆光教授学术奠基之作《中国思想史》的全新修订版本，本书则为特装珍藏本。本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研究与描述。作者改变了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征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

本书是作者时隔二十余年后精心修订而成的全新版本，作者大幅度删减文字、改订结构、修订正文、增加补注、规范注释，使得这一个全新修订本体现了作者自初版二十多年来的治学进展，以及21世纪以来思想史方面的新资料、新发现，是为治思想史者必备的著作。

作者简介：

葛兆光，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0）、《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1995，2006）、《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2014）等。曾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1988）、第一届“长江读书奖”（2000）、第一届Princeton Global Scholar（2009）、第三届 Paju Book Award（韩国，2014）、第26届“亚洲·太平洋”大奖（日本，2014）等。

目录：

修订说明

导论（上）：思想史的写法

引言：思想史的写作

第一节：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

第二节：知识史与思想史

第三节：“道”或终极依据

第四节：道统、系谱与历史

第五节：连续性：思路、章节及其它

导论（下）：续思想史的写法

导言：续思想史的写法

第一节：无画处皆是画

第二节：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与减法

第三节：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第四节：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

第五节：从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作为思想史研究资源的后现代历史学

第一编：回溯三代：中国思想的起源

引 言：遥远的古代

第一节：重构上古思想世界：传统文献、现代理论以及考古发现

第二节：卜辞中所见的殷人观念系统

第三节：周代残存文献与铜器铭文中所见之思想演进

第四节：作为思想史的汉字

第五节：后世思想史的背景：仪式、象征与数字化的世界秩序

第二编：百家蜂起的时代：道术为天下裂

引 言：何谓“轴心时代”？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代的一般知识与思想

第二节：“士”的崛起与思想变异

第三节：知识传统的延续、更新和变异（一）：儒

第四节：知识传统的延续、更新和变异（二）：墨

第五节：知识传统的延续、更新和变异（三）：道

第七节：百家争鸣中的三种话题（1）：宇宙时空

第八节：百家争鸣中的三种话题（2）：社会秩序

第九节：百家争鸣中的三种话题（3）：个人存在

第十节：语言与世界：战国时代的名辩之学

第三编：秦汉时代的思想：从百家到一家

引 言：百家争鸣的尾声与中国思想世界的形成

第一节：秦汉思想世界的普遍知识背景与一般思想水准

第二节：哲理的综合：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第三节：帝国意识形态的确立：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

第四节：纬与经：一般知识与精英思想之间的互动及其结果

第四编：异域来风：中古时期的思想

引 言：八方风来

第一节：汉晋之间：固有思想与学术的演变

第二节：玄意幽远：三世纪思想史的转折

第三节：清整道教：中古道教的宗教化过程

第四节：佛教东传及其思想史意义

第五节：佛教东传及其思想史意义（续）

第六节：佛教征服中国？

第七节：目录、类书与经典注疏中所见之七世纪中国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轮廓

第五编：从同一到危机：隋唐时代的思想

引 言：皇权、教育、考试与思想

第一节：盛世的平庸：八世纪上半叶的思想状况

第二节：理论兴趣的衰退：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上）

第三节：禅宗的胜利与佛教的失败：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中）

第四节：语言与意义：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下）

第五节：重建帝国权威与思想秩序：八至九世纪之间思想史的再认识

第六节：会昌灭佛与九世纪的道教

第六编：宋元明：汉族中国新思想传统的建立

引言：有鉴于内外：宋初思想的背景

第一节：理学诞生前夜的“中国”

第二节：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

第三节：理学的延续：朱陆之辩及其周边

第四节：汉族文明的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

第五节：从元到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一般状况

第六节：再起波澜：王学的崛起及其意义

第七编：明清时代的思想：从“天下”到“万国”

引言：从“天下”到“万国”：重建理解明清思想史的背景

第一节：天崩地裂(上)：当中国古代宇宙秩序遭遇西洋天学

第二节：天崩地裂（下）：古代中国所绘世界地图中的“天下”、“中国”、“四夷”

第三节：考据学的兴起：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末知识与思想世界的状况

第四节：重建知识世界的尝试：十八、十九世纪之际考据学的转向

第五节：西洋新知的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世界的变迁

第六节：藉传统回应新知：晚清的经学、诸子学与佛学

尾声：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

◎主要人名索引

◎徵引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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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商务印书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