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诛杀少正卯的事件或许存在争议，但由此衍生的对五种必诛之人的论述——“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却深刻揭示了一种超越普通罪行的终极危险。这五种恶行，并非简单的杀人越货，而是才智与邪恶的结合，其破坏力直指社会赖以存在

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诛杀少正卯的事件或许存在争议，但由此衍生的对五种必诛之人的论述——“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却深刻揭示了一种超越普通罪行的终极危险。这五种恶行，并非简单的杀人越货，而是才智与邪恶的结合，其破坏力直指社会赖以存在的道德根基。

才华的堕落：心达而险者

“心达而险”是首要之恶。一个人通晓事理、智慧通达（心达），本可为社会福祉贡献力量，但若其心术险恶（而险），则其智慧便成了精心作恶的工具。这种深刻的洞察力不再用于创造，而是用于窥探规则的漏洞、操纵人心、策划祸端。其危害远超愚昧之恶，因为他是有预谋、有技巧地系统性破坏。

行为的扭曲：行辟而坚者

“行辟而坚”指行为乖张邪僻，且固执己见，坚定不移。特立独行并非原罪，但当行为从根本上违背基本人伦与正道，并以其顽固的姿态挑战公序良俗时，便成为一种公开的示范性破坏。这种“坚守”会让是非模糊，让邪僻看似一种值得坚持的“个性”，从而腐蚀社会的行为准则。

语言的毒刃：言伪而辩者

“言伪而辩”是言语的异化。散布虚假荒谬的言论（言伪），却能用雄辩的修辞将其包装得看似有理有据（而辩）。这混淆了真理与谬误，让谎言更具欺骗性和煽动性。在信息传播缓慢的古代，此类人物足以惑乱民心；在信息爆炸的今日，其破坏力更是呈几何级数增长，是制造社会对立与撕裂的毒源。

知识的污化：记丑而博者

“记丑而博”是知识的异化。一个人博闻强识，但关注的不是人类的美好与智慧，而是专门搜集、传播各种丑恶、阴暗、负面的事物（记丑）。这种“博学”非但不能启迪心智，反而会营造一种绝望、颓废的氛围，让人怀疑一切美好与善良的价值，从根本上瓦解人们对道德与文明的信心。

邪恶的推手：顺非而泽

“顺非而泽”是最后一种，或许也是最隐蔽的一种。它指顺从、鼓励他人的错误行为（顺非），并用圆滑动听的言辞为之粉饰润色（而泽）。这种人不是罪恶的发起者，却是罪恶的“催化剂”和“保护伞”。他们让作恶者心安理得，让错误行为得以持续和扩散，使社会失去自我批判和纠正的机会。

孔子所列举的这五种人，其可怕之处在于，他们并非凭借暴力，而是利用思想、辩才、知识等本应推动文明前进的要素来瓦解文明的基础。他们不是秩序的明显破坏者，而是道德秩序的“内部攻击者”。因此，在儒家看来，其对共同体的危害性远超普通刑事犯罪。这一古老警示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当一个社会的才智与影响力一旦脱离道德的约束，与邪恶结合，其创造的将不是福祉，而是最深重的灾难。守护社会的道德根基，不仅需要法律制裁犯罪行为，更需要警惕并抵制这种以“才华”为伪装的根本之恶。

来源：書畫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