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日军镜头下济南，被日军迫害的外交官，熊式辉等人屈辱交涉

摘要：1928 年的济南，在日本随军记者的镜头里裹着一层冷灰。这组出自侵略者之手的照片，本想记录 “占领的荣光”，到头来却成了 “五三惨案” 后，济南城呼吸带痛的证明。

1928 年的济南，在日本随军记者的镜头里裹着一层冷灰。这组出自侵略者之手的照片，本想记录 “占领的荣光”，到头来却成了 “五三惨案” 后，济南城呼吸带痛的证明。

这张老照片定格了1930年代的登州蓬莱阁，古意盎然的建筑群依山势层层铺展，石砌的墙体斑驳却坚实，稳稳托起一座座覆着黛色瓦顶的楼阁。低处的屋舍小巧雅致，木构屋檐微微上翘，白墙与石墙相互映衬，透着朴素又沉静的古雅气息；高处的主阁更显恢宏，飞檐层叠错落，斗拱精巧细腻，仿佛仍承载着北宋嘉佑六年（1061年）初建时的气韵，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同列“中国四大名楼”的厚重底蕴，在岁月沉淀中愈发浓郁。

山间蜿蜒的路径、石阶若隐若现，还能瞥见一人行于其间，更衬出楼阁群的幽深与静谧。而这片灵秀之地，因八仙过海的神话愈发空灵——相传吕洞宾、铁拐李等八位神仙曾于蓬莱阁醉酒，各施宝器、凌波踏浪渡海而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传说便从这楼阁间悠悠传开。

这张老照片定格了1930年代济南城墙改建后的休闲步道景象，宽阔的城墙顶面被砖石铺就成平整开阔的步道，在日光下泛着沉稳的色泽。步道上行人悠然，有身着素白服饰的群体结伴而行，也有大人牵孩童缓步漫游，右侧还停着一辆人力车，似在等候或暂歇，满是生活闲趣。

城墙两侧，环城绿化公园的绿意隐约铺展，与远处错落的屋舍、树木交织，让古老城墙既留存着历史厚重感，又因现代改造焕发出清新活力。彼时济南推动现代都市建设，修复破损城墙并将其改建为休闲步道，这种融合历史与现代的进步改造思维，连拍摄的日本人都在日文解说中赞不绝口。

1928年，济南惨案，砖石建筑旁的地面上，堆积着大量从国民革命军中掳获的武器装备——步枪密集林立，弹药带、军号等杂乱却被刻意堆叠，宛如日军炫耀“战果”的“展台”。

几名日军姿态傲慢，其中两人或托举、或触碰带有国民党党徽的旗帜，脸上满是嚣张气焰；旁侧还有日军手持刀具。他们将暴力掠夺的武器当作“战利品”炫耀，把对中国的侵略与伤害视作“荣耀”，深刻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本质。

1928年，济南惨案后，曾具古朴庄严气韵的濼源门后方城楼，在日军猛烈炮火摧残下已是满目疮痍。双层的中式建筑结构，飞檐与瓦顶残缺破碎，墙体多处崩裂坍塌，砖石、木构件散落得狼藉不堪，昔日的规整与美感被战火撕裂成狰狞的破败。城楼前的空地上，几名日军士兵的身影与残破的古迹形成刺眼对照，更显露出侵略的蛮横与罪恶。

1928年，济南惨案日军占领济南，在济南的大街上，日军用沙袋堆砌起工事，前方还设置了粗壮的木架路障，将街道分割、管控。几名日军士兵正粗暴地对一名中国百姓进行搜身检查，动作蛮横无礼；周围，行人、人力车夫等中国民众或被迫停留、或小心翼翼地经过。

1928年5月，济南火车站，日军侵略军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的鬼子们，身着制式军装、头戴军帽，一批士兵手持步枪整齐列队，周围还有更多日军围绕着枪械、军用物资忙碌，军靴碾过地面的沉重感。

场地边缘，隐约可见人群的轮廓，这张照片，正是日军为维护在山东的特殊利益、阻挠北伐军作战而进行军事部署的缩影，也成为国民革命武装与日军正面冲突的历史见证。

1928年，济南，这张由日军亲手拍摄的照片里，几名身着制式军装的日军，正用绳索押解着一群国民革命军战俘。战俘们或被反绑双手，或弯腰踉跄，灰扑扑的军服早已被尘土与血污浸染，有的衣摆撕裂、露出伤痕累累的臂膀，脸上刻着屈辱与悲愤，却仍能瞥见眼底未散的军人傲骨。一旁的日军则姿态蛮横，步枪斜挎在肩头，靴尖蹬地的模样带着征服者的嚣张，与战俘的狼狈形成刺目的对比，无声诉说着双方武器装备的悬殊差距——彼时北伐军虽作战英勇，却难敌日军精良装备，最终落入这般绝境。

没有人能从照片里看出这些战俘的最终命运，却能从历史的沉重注脚中读懂结局：他们被日军扣押后，悉数遭到杀害。而这仅是济南惨案的冰山一角——据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在回忆录中记载，经济南惨案被难家属委员会调查，死亡人数约6000人；综合各方史料后，则倾向于认为死亡人数在6000人以上，甚至接近11000人，其中既有数千名被俘后遭集体屠杀的北伐军官兵，也有无数手无寸铁的平民。

这张日军拍摄的“记录”，本想彰显其“战绩”，最终却成了揭露暴行的铁证。

这张照片是1928年“五三惨案”的残酷见证，定格了日军攻占济南后，迫害中华民国外交人员的悲惨瞬间。画面中，中国外交人员被粗麻绳死死捆绑，身姿在束缚下透着挣扎与绝望，周围弥漫着压抑的恐怖气息。

日军攻占济南后，对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署内全体职员犯下滔天罪行：他们被日军用刺刀野蛮割裂脸面、耳鼻，蔡公时用日语严正抗议，竟遭更残暴的虐杀——耳鼻被割去，舌头、眼睛也被残忍挖掉；其余职员被剥光衣服肆意鞭打，随后被拖至院中，惨遭机枪扫射。最终，蔡公时、张麟书等17人全部遇难，仅一人侥幸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