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正对着电脑屏幕调一个logo的配色,闻言,手指停在了鼠标上。
“岚岚,你小芬姨要来市里看个专家号,你看……”
电话那头,我妈的声音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
我正对着电脑屏幕调一个logo的配色,闻言,手指停在了鼠标上。
“来呗,住家里就是了,多大事。”我话说得轻松。
小芬姨是我妈的堂妹,从小在我家长大,跟我妈感情比亲姐妹还亲。
“就是……可能要住一阵子,检查、拿结果、再定方案,没那么快。”
“没事,住吧。”我挪了挪鼠标,把色值又往回调了一点,“家里空着个次卧,不住也浪费。”
挂了电话,我对着屏幕出了会儿神。那个logo的蓝色,怎么调都觉得不对劲,有点闷。
周明下班回来,我跟他说了这事。
他正换鞋,听完点点头,“行啊,应该的。什么时候到?我去车站接。”
你看,我们家就是这样,凡事有商有量,彼此尊重。
我做自由设计师,在家工作,周明在一家国企,朝九晚五。我们俩把这个九十平的房子,经营得像个安静的港湾。
我喜欢极简风,家里大面积的留白,家具都是原木色。周明惯着我,连他最爱的那个笨重的大沙发,都因为跟我风格不搭,忍痛换掉了。
我们觉得,这就是过日子,平淡,安稳,互相迁就,挺好。
小芬姨要来,就像往平静的湖里投了颗小石子。
我当时觉得,最多也就是一圈小小的涟漪,很快就会散开。
小芬姨是周明开车接回来的。
她人很瘦,皮肤是那种常年劳作留下的黝黑,眼角的皱纹很深,看着比我妈还显老。
她提着一个巨大的、红白蓝相间的编织袋,还有一个已经磨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旅行包。
“岚岚,又变漂亮了。”她一见我就笑,露出两排不太整齐的牙。
我赶紧接过她手里的东西,“小姨,快进来坐。”
周明把车停好,也提着一袋水果进来,客气地喊了声“小姨”。
小芬姨打量着我们的家,眼神里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审视。
“这房子……真亮堂。”她脚在门口蹭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踩上我新换的玄关地垫。
我给她倒了杯温水,她接过去,没喝,放在茶几上。
“城里就是不一样,连地都这么白,踩着都怕弄脏了。”她说着,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
我笑着说:“没事小姨,脏了再拖呗。”
晚饭我特地多做了两个菜,一个红烧排骨,一个清蒸鲈鱼,都是我妈说小芬姨爱吃的。
饭桌上,她用筷子扒拉了一下鱼肚子上的肉,没夹。
“岚岚你这手艺,比你妈差远了。”她开口,语气像是陈述一个事实。
我愣了一下,周明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了碰我的脚。
“这鱼,没放盐吧?一点味儿都没有。”她又说。
“放了,放的少。”我解释道,“医生说您要吃清淡点。”
她撇了撇嘴,没再说话,开始专心对付那盘红烧排骨。
吃完饭,我带她去次卧。
床是我前两天刚收拾出来的,四件套是新买的纯棉的,浅灰色,和我家的风格很搭。
“小姨,你看缺什么就跟我说。”
她伸手摸了摸床单,又按了按床垫,“太软了,睡着腰疼。有硬板床没?”
“家里没有硬板床……”
“你们城里人就是讲究,睡这么软的床,对骨头不好。”她一边说,一边打开自己的编织袋。
一股浓重的樟脑丸混合着某种说不出的味道,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
她从里面掏出一条发黄的旧床单,还有一个荞麦皮的枕头,枕套洗得发白,边角都起了毛。
“我用自己的习惯。”她说着,就把我新买的枕头和被子往旁边一推。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熟练地把自己的东西铺在我的床上,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就好像,我精心布置的家,被人硬生生撕开一个口子,塞进了一些完全不属于这里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隔壁房间传来小芬姨中气十足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周明翻了个身,把我搂进怀里,“忍忍,小姨是病人。”
我“嗯”了一声,把脸埋在他胸口。
是啊,她是病人,我是晚辈,照顾她是应该的。
我心里那点不舒服,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第二天一早,我被一阵“哐当哐当”的声音吵醒。
我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走出卧室,看见小芬姨正系着我的围裙,在厨房里忙活。
她把我那个白色的、带小碎花图案的围裙,穿出了一种劳动最光荣的架势。
灶台上,是我昨天刚擦干净的不锈钢锅,现在锅底一片焦黑。
一股浓烈的油烟味混着呛人的辣味扑面而来。
“小姨,你起这么早?”
她回头看我一眼,“你们年轻人就是懒,太阳都晒屁股了。我给你俩炒个辣椒,下饭。”
我看着她手里那个黑乎乎的锅铲,那是我专门用来做西餐的不粘锅配套的硅胶铲,现在被她用来奋力地刮着锅底的焦糊。
我的心抽了一下。
“小姨,那个铲子不能这么用,会把涂层刮坏的。”我走过去,想把铲子接过来。
她手一缩,不给我,“一个锅嘛,哪有那么金贵。我用铁锅炒了一辈子菜,不都好好的。”
她把炒好的、黑乎乎一盘的辣椒盛出来,又开始烧水,准备煮面条。
她从自己的编织袋里,掏出了一大包挂面,那种最便宜的,一块钱一大把的。
“你冰箱里那面条,不好吃,没嚼劲。”她一边下着面,一边评价。
我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明起来了,看见这阵仗,也只是对我无奈地笑笑,然后端起那盘辣椒面,吃得津津有味。
“小姨炒的辣椒就是香。”他还夸了一句。
小芬姨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我默默地回到房间,打开电脑,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屏幕上那个蓝色的logo,好像更闷了。
小芬姨在我们家住下,就像一台调错了频率的收音机,日夜不停地播放着噪音,把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一团糟。
她早上五点准时起床,在厨房里制造出交响乐般的动静。
她不习惯用洗衣机,每天早上都在卫生间里,用搓衣板洗衣服,哗啦哗啦的水声,伴随着她用力的搓洗声,成了我的新闹钟。
她洗完的衣服,不拧干,湿淋淋地搭在我那个小小的、精心布置的阳台上。
我种的多肉和薄荷,被滴下来的水浇得半死不活。
她嫌外面的菜贵,自己去早市买菜,回来把带着泥的青菜堆在厨房门口。
我那个原木色的地板上,总是有着擦不干净的泥水印。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她对我工作的“关心”。
我工作的时候需要绝对安静,所以书房的门一般都关着。
她会不敲门就推门进来,给我端一碗她刚熬好的、味道奇怪的中药。
“岚岚,歇会儿,喝了。一天到晚对着这个破电脑,眼睛都坏了。”
我跟客户视频会议的时候,她会在门口大声地喊:“岚岚,吃饭了!”
有一次,我正在跟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沟通设计方案,小芬姨又推门进来了。
她凑到我电脑前,看着屏幕上的设计图,撇着嘴说:“就画这么个玩意儿,也能挣钱?还没我们村墙上刷的标语好看。”
视频那头的客户,表情变得有些微妙。
我感觉自己的脸,瞬间烧了起来。
我深吸一口气,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小姨,我在工作,您先出去好吗?”
我的声音可能有点冷。
她愣住了,随即脸上露出受伤的表情,“我不是关心你吗?怕你累着。好心当成驴肝肺。”
她嘟囔着走了出去,门“砰”的一声被带上。
那天晚上,我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岚岚,你怎么回事?你小芬姨给我打电话,哭着说你嫌弃她,给她脸色看。”
我拿着电话,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觉得心里堵得慌。
“妈,不是那样的,是她在影响我工作。”
“她一个农村来的老太太,她懂什么?她是你长辈,又是病人,你就不能多担待点吗?你从小她是怎么疼你的,你都忘了?”
我妈的声音,像一把把小锤子,敲在我的心上。
是啊,我记得。
我记得小时候,她每次来,都会给我带她自己做的麦芽糖,甜得粘牙。
我记得我上大学那年,家里条件不好,她硬是塞给我妈五百块钱,那是她卖了好几车白菜才攒下的。
这些我都记得。
可是,一码归一码。
“妈,我知道。但是我也有我的难处。”我的声音很低。
“你有什么难处?不就是在家上个网吗?还能比你小姨的身体重要?”
电话被我妈挂断了。
我拿着手机,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晚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亲情”和“孝顺”这两个词,有时候会变成一个沉重的枷emma,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
你不能反抗,因为反抗就是不孝,是冷漠,是忘恩负义。
你只能承受。
那天之后,我和小芬姨之间的气氛变得很微妙。
她不再随便进我的书房,但她会用别的方式表达她的不满。
她会在我工作的时候,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到最大,看的还是那种家长里短、吵吵闹闹的电视剧。
她会故意在我门口走来走去,嘴里念念有词,说些“城里人心眼多”、“没良心”之类的话。
我戴上降噪耳机,把音乐声开到最大,试图隔绝那些声音。
但那些话,还是像针一样,透过耳膜,扎进我心里。
我和周明的交流也变少了。
我们俩,好像都怕触碰到这个话题。
每天晚上,他回来,我们就很有默契地,只聊些工作上的事,或者今天外面天气怎么样。
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窝在沙发上,看一部老电影,或者聊一些不着边际的闲话。
这个家,不再是我们的港湾了。
它变成了一个需要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的战场。
而那个所谓的“敌人”,还是我们名义上必须尊敬和照顾的亲人。
这种感觉,比跟人吵一架还要累。
是一种从内到外的消耗。
转折点发生在一个周末。
那天我赶一个急稿,从早上八点就坐在电脑前,一直到下午三点,午饭都没顾上吃。
等我终于把稿子发给客户,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我走出书房,想给自己找点吃的。
客厅里,小芬姨正和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亲戚坐着聊天。
大概是她在老家的邻居或者远房亲戚,来医院看她,顺便到我这儿坐坐。
客厅里烟雾缭绕,瓜子皮和水果核扔了一地。
我那个米白色的布艺沙发上,沾着几块油渍。
我皱了皱眉,没说话,径直走向厨房。
打开冰箱,里面空空如也。
我早上买的准备晚上做的菜,都不见了。
我转身问小芬姨:“小姨,冰箱里的菜呢?”
小芬姨正跟人聊得起劲,头也没回地说:“哦,中午看你没出来,我就拿来招待客人了。”
我走到客厅,看见茶几上摆着几个盘子,里面是我买的排骨、虾,还有那条准备清蒸的鱼。
现在,它们都变成了油腻腻的残羹冷炙。
“我还没吃饭。”我说,声音不大,但客厅里的人都听见了。
聊天的声音停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小芬姨的脸拉了下来,“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家里来客人了,我用你点菜怎么了?再说了,谁让你自己不出来吃饭的?饿着了怪谁?”
一个我不认识的胖阿姨,磕着瓜子,阴阳怪气地说:“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太娇气了。我们那时候,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另一个人也附和道:“芬姐,你这侄女,不太懂事啊。”
我站在那儿,看着一屋子的人,看着他们理所当然的表情,听着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
我感觉自己像个外人,一个闯入了别人家的、不懂规矩的外人。
而这里,明明是我的家。
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周明一起,一点一点布置起来的家。
我的胃在一阵阵地抽痛,不知道是饿的,还是气的。
我什么都没说,转身回了房间,关上门,反锁。
我靠在门上,听着外面又响起的说笑声,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
我不是委屈。
我就是觉得,特别没意思。
我一直以为,只要我足够忍耐,足够大度,这件事总会过去。
小芬姨看完了病,就会离开。
我的生活,会回到原来的轨道。
但现在我发现,我错了。
有些东西,一旦被破坏,就很难再复原。
比如,我对“家”的感觉。
比如,我对某些所谓“亲情”的信任。
我不再被动地去想“为什么会这样”,“我该怎么忍”。
我开始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家?
我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我想要和我的亲人,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坐在地板上,想了很久。
从窗外天光大亮,一直想到夕阳西下。
我给周明发了条信息:今晚我们出去吃吧,我有话跟你说。
那天晚上,我和周明坐在一家常去的餐厅里。
我们很久没有这样,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吃顿饭了。
我把这段时间以来,我所有的感受,都告诉了他。
没有抱怨,没有指责,只是平静地陈述。
我说,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正在被一点点侵蚀。
我说,我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
我说,这不是孝顺不孝顺的问题,这是界限的问题。
周明一直沉默地听着,他的眉头拧得很紧。
等我说完,他才开口,声音有点哑。
“岚岚,对不起。”他说,“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我总想着,她是个病人,又是长辈,我们让着点是应该的。我没想到,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压力。”
“是我考虑不周。”
我摇了摇头,“不怪你,我也有问题。我一直不敢说,怕别人说我小气,说我不孝。”
“我们总想做个好人,却忘了问自己,开不开心。”
周明伸过手,握住我的手。
他的手心很暖。
“那我们……该怎么办?”他问我。
“我想,我们得找到一个,既能照顾到小姨,又能保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说。
“善良,不应该是没有底线的。”
那一刻,我心里那块一直堵着的石头,好像松动了。
我不再纠结于对错,不再被那些道德的枷锁捆绑。
我开始思考,如何解决问题。
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
从被动承受,到主动破局。
那天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重新建立我家的“规则”。
第二天早上,小芬姨又在厨房叮当作响的时候,我走了过去。
我递给她一副隔热手套,“小姨,这个锅不能用铁铲,要用这个木铲。还有,油烟机要打开,不然对身体不好。”
她愣了一下,看着我,没说话。
我没有等她反驳,接着说:“以后早饭我来做吧,您是病人,要多休息。您要是起得早,可以帮我把阳台的花浇浇水。”
我把她从“主人”的位置上,请了下来,重新定义了她是“客人”的身份。
她想说什么,但看着我平静的眼神,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她开始用我给她的木铲,动作笨拙。
中午,我做了饭,依然是清淡的口味。
她又想说“没味儿”,我先开了口。
“小姨,医生特地嘱咐了,您现在不能吃太咸太油的东西,对病情恢复不好。等您病好了,回家了,想吃多咸的都行。”
我把“回家”两个字,说得很清晰。
她沉默了。
下午我工作的时候,把书房的门打开了。
小芬姨在客厅看电视,声音依然很大。
我走出去,把一个蓝牙耳机递给她。
“小姨,这个给您用。连上电视,声音只有您一个人听得见,多大声都行,还不会吵到邻居。”
我教她怎么用,她学得很慢,脸上写满了不情愿。
“搞这么麻烦干啥。”她嘟囔。
“不麻烦,对您耳朵好。”我笑着说。
她最终还是戴上了。
客厅里,瞬间安静了。
我回到书房,看着窗外的阳光,第一次觉得,原来安静是可以争取来的。
周明也开始配合我。
他下班回来,会主动把小芬姨换下来的、堆在卫生间的衣服,放进洗衣机。
他会跟小芬姨聊天,聊她老家的事,聊她的病情,把她的注意力从我们家的“内政”上引开。
我们俩,像是在打一场配合默契的双打。
我们的目标不是击败对手,而是守住我们自己的阵地。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小芬姨依然会时不时地,试探我们的底线。
她会故意把瓜子皮吐在我刚拖干净的地板上。
我什么也不说,拿来扫帚,默默地扫掉。
她会把我的护肤品,从卫生间的架子上,拿到她自己的房间。
我会敲开她的门,微笑着说:“小姨,这个东西您可能用不惯,对您皮肤不好,我还是拿回来吧。”
我不跟她争吵,不跟她讲道理。
我只是用行动,一次又一次地,温和而坚定地告诉她:
这是我的家,这里有我的规则。
你可以不喜欢,但你必须遵守。
就在我以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准备就这样维持到小芬姨离开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那天,小芬姨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不太好。
医生建议,需要做一个小手术,然后再进行一段时间的放疗。
这意味着,她要在这里,再住上至少两三个月。
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砸在我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湖上。
那天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亲戚。
我妈,我舅,还有几个从老家赶来的叔伯。
客厅里坐得满满当当,气氛很沉重。
大家都在讨论小芬姨的病情和手术费用的问题。
小芬姨坐在沙发中间,一直在掉眼泪。
“我不治了,治这个病得花多少钱啊,我死了算了。”她哭着说。
我妈在一旁劝她:“说啥胡话呢,钱的事你别操心,我们大家给你凑。”
舅舅拿出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会尽力帮忙。
然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我和周明。
舅舅清了清嗓子,说:“岚岚,周明,你们俩现在是家里条件最好的。小芬这个事,你们得多担待点。”
一个堂叔说:“是啊,小芬现在就住在你们家,你们照顾起来也方便。这手术、放疗,前前后后,可离不开人。”
我妈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和命令。
她说:“岚岚,你工作自由,就在家多陪陪你小姨。周明,你单位那边,看看能不能多请几天假。”
我坐在角落里,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排着我的生活。
他们把一切都想得那么理所当然。
因为我是晚辈。
因为我条件好。
因为我“工作自由”。
所以,我就应该牺牲我的时间,我的事业,我的生活,去承担这个无限期的责任。
没有人问我,愿不愿意。
没有人问我,累不累。
周明想开口说话,被我按住了。
我站了起来。
客厅里瞬间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小姨的病,我们肯定会管。”
“手术费,我们家出大头,剩下的大家量力而行。”
“但是,”我停顿了一下,“照顾小姨,我一个人不行。”
我妈的脸色变了,“岚岚,你说什么呢?”
“我说,我一个人,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我看着我妈,一字一句地说。
“我的工作,不是你们想的那么轻松。我也有我的客户,我的合同,我的deadline。我不可能放下所有的一切,二十四小时陪护。”
“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让你小姨一个人在医院吧?”舅舅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责备。
“我们可以请一个护工。”我说,“专业的护工,比我照顾得更周到。费用,我们家来出。”
我的话,像是在一锅滚油里,倒进了一瓢冷水。
整个客厅,都炸了。
“请护工?那得花多少钱?有那个钱,还不如省下来给你小姨买点营养品。”
“就是,有自家人在,请什么外人?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家没人了呢!”
“岚岚,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自私?你小姨白疼你了!”
指责声,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
我妈的脸,已经气得通红。她指着我,手都在发抖。
“林岚!我怎么教出你这么个女儿!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还有没有一点人情味?”
小芬姨的哭声,也变得更大了。
她一边哭,一边捶着自己的胸口,“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讨人嫌啊,连自己的亲侄女都嫌弃我……”
周明站起来,把我护在身后,对大家说:“大家冷静一下,岚岚不是那个意思。她工作压力确实很大,我们请护工,也是想让小姨得到更好的照顾。”
但没有人听他的解释。
他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
那就是,我,林岚,是个冷漠自私、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我看着眼前这一张张,因为激动而扭曲的、熟悉的脸。
他们是我的亲人。
是血脉相连的,本应最理解我的人。
可此刻,他们却变成了审判我的法官。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沉到了谷底。
我一直努力维持的体面,我小心翼翼建立的界限,在这一刻,被他们联手,砸得粉碎。
我感觉自己被孤立了。
被整个家族,整个所谓的“亲情伦理”,彻底抛弃了。
那天晚上,亲戚们不欢而散。
家里一片狼藉,像被洗劫过一样。
小芬姨被我妈扶着,回房间去了。
周明默默地收拾着客厅里的垃圾。
我一个人坐在阳台的藤椅上,什么也没做,也什么都不想做。
脑子里一片空白。
原来,这就是“灵魂的黑夜”吗?
你所珍视的一切,你的家,你的爱人,你的亲情,你的事业,你的名誉……好像在一瞬间,都崩塌了。
你拼尽全力,想做一个周全的好人。
结果,你却成了所有人眼里的坏人。
这种无力感,几乎要把人吞噬。
不知道过了多久,周明走过来,从身后轻轻地抱住我。
他把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说:“别怕,有我呢。”
我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
眼泪,却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无声地滑落。
第二天,家里安静得可怕。
小芬姨一整天都没有出房门。
我妈也没有再给我打电话。
我和周明,也几乎没有交流。
一种沉闷的、令人窒息的氛围,笼罩着整个家。
我一整天都待在书房里,对着电脑发呆。
那个蓝色的logo,我好像永远也调不出满意的颜色了。
傍晚的时候,我走出书房,想去倒杯水。
经过次卧门口时,我看到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压抑的、小声的啜泣声。
我鬼使神差地,停下了脚步。
我从门缝里,看到小芬姨正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个东西在看。
是一个很旧的、红色的塑料封皮的本子。
是那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常见的工作手册。
她一边看,一边用手背抹着眼泪。
我没有进去,也没有出声。
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我突然想起了很多事。
我想起我妈说过,小芬姨年轻的时候,是我们那儿有名的“巧手”。
她做的鞋垫,绣的花,是全村最好看的。
她也想出来打工,想学一门手艺,但家里不同意,早早地就把她嫁了人。
她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但脾气不好,喝了酒就爱动手。
她生了两个儿子,拉扯大,给他们盖了房,娶了媳生了孙子。
她这一辈子,好像都在为别人活。
为父母,为丈夫,为儿子,为孙子。
她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
她所有的价值,都建立在“被需要”上。
所以,她来到我们家,才会下意识地,想通过“干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她才会对我的“清闲”,有一种本能的、混杂着嫉妒和不解的排斥。
她那些挑剔和抱怨,那些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一个女人,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对自己“无用”的深深的恐惧。
而我提议请护工,更是直接否定了她最后一点“价值感”。
在她看来,我不是在解决问题。
我是在用钱,把她推开。
是在告诉她:你是个累赘,我不需要你。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在昏暗光线里,佝偻着背,无声哭泣的老人。
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
我一直觉得,是她在侵犯我的界限。
但或许,我从来没有真正地,试着去理解过她的世界。
我的善良,是带着条件的,是居高临下的。
我给了她住的地方,给了她吃的,我就觉得我仁至义尽了。
我要求她,要遵守我的规则,要体谅我的难处。
我却忘了,她也是一个,有自己的尊严和恐惧的,独立的个体。
真正的善良,不是忍耐,也不是施舍。
而是看见。
是看见一个人的处境,理解她的局限,然后,在守住自己底线的同时,给予她真正需要的,带着尊严的帮助。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我转身,回到书房。
我没有去安慰小芬姨。
我知道,任何语言上的安慰,在此刻,都是苍白的。
我拿起手机,给我妈发了一条信息。
“妈,明天你和小姨来我这一趟,我们开个家庭会议,把事情说开。”
然后,我给舅舅,和昨天来的几个亲戚,都打了电话。
我说:“明天上午十点,麻烦你们再来一趟我家。关于小芬姨的事,我想我们都需要坐下来,好好谈谈。”
我的声音,很平静,但很坚定。
第二天上午,客厅里又坐满了人。
气氛比昨天还要紧张。
所有人都板着脸,像是在等待一场审判。
小芬姨坐在沙发上,低着头,不敢看我。
我给每个人都倒了杯水。
然后,我坐在了他们对面的单人沙发上。
我没有看任何人,我先开口了。
“昨天,是我太冲动了,话说得有点重,在这里,我先给大家道个歉。”
我站起来,对着大家,鞠了一躬。
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妈的脸色,缓和了一些。
我坐下,继续说:“但是,我的决定,没有变。”
“我还是认为,我们需要请一个专业的护工,来照顾小芬姨。”
我看到舅舅的眉毛,又拧了起来。
我没等他开口,接着说:“我这么决定,不是因为我嫌弃小芬姨,也不是因为我自私。”
“我有三个理由。”
“第一,从专业的角度。护工比我们所有人都懂,如何照顾一个刚做完手术的病人。从饮食,到康复,到心理疏导。这能让小芬-姨得到最好的恢复,减少痛苦。”
“第二,从我的角度。我确实有我的工作,我需要对我的客户负责。如果我因为照顾小姨,导致工作失误,丢了饭碗,那以后,我拿什么来承担小姨的医疗费和护工费?”
“我不是在推卸责任,我是在保证,我有持续承担责任的能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从我们整个家庭的角度。”
我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小姨生病,不是她一个人的事,也不是我们一家的事,是我们整个大家庭的事。”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难处。让任何一个人,放下所有,来全职照顾,都是不现实,也是不公平的。”
“我们不能用亲情和道德,去绑架任何一个人。”
“请护工,把专业的护理工作,交给专业的人。而我们,作为亲人,做的,是陪伴。”
“我们可以轮流来医院,陪小姨说说话,给她带点她爱吃的东西,让她知道,我们都在关心她。这才是她最需要的,不是吗?”
“钱,我们家出。力,我们大家一起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不是吗?”
客厅里,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沉默了。
他们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有思考,也有动摇。
我看到我妈,低下了头。
我看到舅舅,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了。
最后,是小芬姨,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身,握住她冰凉的、布满老茧的手。
“小姨,”我看着她的眼睛,轻声说,“对不起。之前,是我没做好。”
“我只想着,让你遵守我家的规矩,却忘了问你,习不习惯,开不开心。”
“我把你当成了一个需要被安排的‘病人’,却忘了,你也是需要被尊重的长辈。”
“请护工,不是不要你。是想让你,能更舒服,更有尊严地,度过这段最难的时间。”
“等你病好了,我带你去逛街,去吃好吃的,去看看这个城市最好看的风景。”
“好不好?”
小芬姨看着我,嘴唇哆嗦着。
过了很久,她才点了点头。
一滴浑浊的眼泪,从她满是皱纹的眼角,滑落下来,滴在了我的手背上。
热的。
那天的家庭会议,开得很成功。
大家最终都同意了我的方案。
舅舅主动提出,他负责联系医院和护工。
我妈说,她会每天熬好了汤,送去医院。
几个堂叔堂伯,也排好了班,轮流去医院探望。
一场几乎要引爆家庭战争的危机,就这样,被化解了。
没有争吵,没有指责。
只有理性的沟通,和坦诚的谅解。
小芬姨的手术,很顺利。
我们请的护工,是个很干练的中年阿姨,姓王。
王阿姨把小芬姨照顾得很好,每天的饮食、用药、按摩,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小芬姨的病房,总是干干净净的。
她的气色,也一天比一天好。
我们每天都会有人去看她。
我妈给她送汤,舅妈给她带自己做的包子,堂嫂会陪她聊一下午的家常。
我工作不忙的时候,也会带着笔记本电脑,去病房陪她。
她看着我对着电脑敲敲打打,不再说那是“破电脑”了。
她会有兴趣地问我:“岚岚,你这个,是在画画吗?”
我会把屏幕转向她,告诉她,这是在给一个饼干盒子做设计。
她会凑过来看半天,然后说:“这个花,没有我们村里的牡丹好看。”
我会笑着说:“那下次,我给您设计一个牡丹花的。”
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融洽过。
她不再是那个住在我家里,让我浑身不自在的亲戚。
我也不再是那个,需要被她用“长辈”身份压制的晚辈。
我们之间,有了一种新的、健康的距离。
因为有了这个距离,我们反而更能看清,彼此身上的,那些属于“亲人”的温暖。
两个月后,小芬姨出院了。
医生说,恢复得很好,回家静养,定期复查就行。
她要回老家的前一天,我帮她收拾行李。
还是那个红白蓝的编织袋,和那个磨得看不出颜色的旅行包。
她的东西不多。
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她带来的那床发黄的旧床单,和那个荞麦皮的枕头。
我把她住院期间,我们给她买的新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行李箱。
她站在旁边,看着我,一直没说话。
就在我准备拉上拉链的时候,我看到她,有些不自然地,往自己的一个旧布包里,塞着什么东西。
我眼尖,看到了。
是我家卫生间里,那瓶我快用完的洗发水,还有那块小小的、雕着花纹的香皂。
甚至还有几包,我放在客厅茶几上待客的,一次性的茶叶包。
她塞得很急,好像怕我看见。
那一瞬间,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没有愤怒,也没有鄙夷。
我只是,突然觉得有点心酸。
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对物质的匮乏感和不安全感。
是穷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留下来的习惯。
她觉得,这些东西,是“好东西”。
她觉得,能从这个富足的、不属于她的世界里,带走一点什么,就是赚到了。
我默默地站起身,什么也没说。
我走到卫生间的储物柜前,拿出一瓶全新的、还没开封的洗发水,一瓶沐浴露,还有一整盒同款的雕花香皂。
然后,我又去厨房,拿了一罐我平时自己喝的、很好的茶叶。
我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干净的购物袋里。
我走到她面前,把袋子递给她。
“小姨,”我看着她,尽量让自己的笑容,看起来自然一点。
“这些,您带回去用。我们这儿的水质,跟老家不一样,您可能用不惯酒店那些。这些您用着,可能会舒服点。”
我把“我家”,换成了“我们这儿”。
我把“你拿的”,换成了“我送的”。
我想,我要维护的,不只是我的界限。
还有她的,一个长辈的,小小的尊严。
小芬姨愣住了。
她看着我手里的袋子,又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有惊讶,有不知所措,甚至还有一丝,我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类似羞愧的东西。
她没有接。
我直接把袋子,放进了她那个敞开的旅行包里,放在了最上面。
然后,我拉上了拉链。
“好了,小姨,都收拾好了。”
我拍了拍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第二天,我们全家一起,送小芬姨去火车站。
临上车前,她拉着我的手,拉了很久。
她的手,很粗糙,但很有力。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
但最终,她只是说了一句:“岚岚,有空……带周明回老家玩。”
“好。”我点点头。
火车开动了。
我站在站台上,看着那个小小的窗口里,她不断挥着的手,和那张布满皱纹的脸。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地看懂过她。
也看懂了,我自己。
回家的路上,车里很安静。
周明开着车,阳光透过车窗,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
我扭头,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
这个我生活了快三十年的城市,好像在这一刻,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回到家,我推开门。
一股熟悉的、属于我和周明的味道,扑面而来。
家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干净,整洁,安静。
我走到次卧,小芬姨住过的房间。
床上的被褥,我已经换成了我们自己的。
空气里,还残留着一丝丝,樟脑丸和她身上那种,说不出的味道。
但这一次,我没有觉得不适。
我走到书房,打开电脑。
屏幕上,还是那个蓝色的logo。
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伸出手,挪动鼠标,在色板上,轻轻一点。
一个全新的,带着一点点灰度的,温柔而坚定的蓝色,出现在屏幕上。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知道,那个曾经困扰我很久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而我的生活,也终于找到了它新的,平衡。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