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至今已发行超过1000万册，是新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革命历史小说。这部小说讲述了1948年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里，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然而

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至今已发行超过1000万册，是新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革命历史小说。这部小说讲述了1948年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里，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然而，这部文学经典的诞生历程，却远比小说本身更加曲折和震撼。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有着传奇般的生平。他于192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显赫的地主家庭，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陆军中将，权倾一方。然而，罗广斌却选择了与家庭决然不同的道路。1944年，他在地下党员马识途的帮助下离家读书，最终走上革命道路。1948年3月1日，由江竹筠（江姐）和刘国鋕介绍，罗广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就在入党后不久，1948年9月，罗广斌在成都被捕。被关押进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后，罗广斌最初因家庭背景而受到难友们的不信任。关键时刻，江竹筠传话说：“我了解他”，他才逐渐被大家接纳。在狱中，罗广斌经历了严酷的考验，于1948年12月1日转正为正式党员。

1949年11月27日，在国民党溃败前夕，他们对关押在集中营的革命志士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罗广斌在当晚策反了看守，带领十多位革命者成功越狱脱险。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罗广斌出狱后始终铭记死难战友的嘱托，于1949年12月25日向中共重庆市委提交了《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的“狱中意见”部分后来被提炼为著名的“狱中八条”，成为革命先烈留给党的血泪嘱托。

《红岩》的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人回忆写作阶段，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等幸存者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和宣讲提纲。早在1950年1月，他们就编印了《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等资料。

第二阶段是国家记忆纪实文学阶段。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到四川长寿县读者赵山林的来信，建议将罗广斌宣讲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故事通过小说形式出版。出版社随即向罗广斌约稿。1958年2月，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的纪实文学作品《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丛书发表。1959年2月，该作品修改后以《在烈火中永生》为名出版单行本，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并被改编成电影，为《红岩》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是长篇小说创作阶段。在中共重庆市委的支持下，罗广斌和杨益言被准许查看敌特档案，提审在押敌特人员，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宝贵素材。然而，1959年8月完成的初稿却反响不佳，被批评为“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

为解决创作困境，中国青年出版社和重庆市委采取了符合创作规律的方式帮助作者。1960年夏，罗广斌和杨益言被安排到北京参观十大建筑，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了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电报手稿。这一经历让他们豁然开朗——了解了战争全局，才能写好局部斗争。

著名作家沙汀在阅读“征求意见本”后指出：“你们现在还是关在牢房里，戴着手铐脚镣写这场斗争。要从牢房里走出来，把手铐脚镣全丢掉，以胜利者的姿态，眉飞色舞地写这场斗争。” 这一建议让作者意识到应当调整创作基调，从低沉转向昂扬。

小说原名《禁锢的世界》，在定稿时才改为《红岩》。这一改动不仅格调高昂，还暗示了渣滓洞、白公馆的斗争与红岩村（中共南方局所在地）的联系。“红岩”二字取自魏碑，封面设计上红色岩石上挺立的苍松，象征着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与崇高气节。这一经典封面几十年来一直沿用，成为几代读者的共同记忆。

《红岩》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革命精神的生动诠释。小说通过三条斗争线索——集中营的狱中斗争、重庆城内的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展现了当时国统区阶级斗争的全貌。这些线索通过川东地下党机关报《挺进报》的斗争情节相互联结，汇聚到狱中斗争上，形成纷繁的斗争场面。

小说成功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华子良等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这些人物并非虚构，而是有真实原型的光辉代表。例如江姐的形象主要来源于江竹筠烈士，但作者在创作中并没有拘泥于史实，而是大胆运用艺术想象力，采用集中概括、综合借鉴的艺术手法，移植并构思了许多非原型所有的情节和细节，使江姐的形象更加丰满和鲜明。

与正面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对反面人物的塑造也避免了脸谱化。作者通过查看敌特档案，提审在押敌特人员，对特务内部的矛盾变化以及不同人物的面貌、心理特点有了透彻了解，从而能够真实可信地刻画徐鹏飞、毛人凤、严醉等高层军统特务形象。

小说最动人的部分在于它展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思想境界和坚定理想信念。面对严刑拷打和死亡威胁，革命志士们临难不苟、视死如归。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狱中时，被关押在白公馆平二室的罗广斌和刘国鋕等难友激动不已，他们秘密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期待着在重庆解放时打着红旗走出牢门。这面用红色被面和黄色草纸制成的特殊红旗，凝聚了革命先烈对新中国最深沉的爱。

1961年12月，《红岩》正式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责任编辑张羽描述道：“小说一出，洛阳纸贵。北京所有的宣传机构几乎不约而动，纷纷著文介绍，形成开国以来少有的对一部小说进行宣传的热潮。”

《红岩》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图书销量上，更体现在其多形式的改编与传播上。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多种艺术形式，使红岩故事和红岩精神更加深入人心。特别是江姐的形象，经由这些艺术形式的再创作，成为独具华彩的女英雄形象，流芳后世。

更为难得的是，《红岩》的影响超越了时代界限。60年来，它一直被视为“革命的教科书”，被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命名为百部爱国主义教科书。

然而，在《红岩》宏大叙事的背后，作者罗广斌的个人命运却充满坎坷。有学者指出，罗广斌写《红岩》绝不仅仅是为了纪念革命先烈，同时也是以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的凤凰涅槃，隐性表达了他内心世界一直存留的巨大遗憾。

作为从地主家庭走出来的革命者，罗广斌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他毅然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出身，选择了一条充满艰险的革命道路。即使在狱中，他也因家庭背景而一度受到难友们的怀疑。是江姐的信任让他得以融入集体，这经历无疑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罗广斌内心一直怀有对死难战友的深深怀念与责任感。他曾在小说定稿时对杨益言说：“老杨，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其实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12年前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江竹筠、许晓轩、陈然、刘国鋕等烈士……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写成了这本书。” 这种幸存者的负罪感可能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狱中八条”是罗广斌根据狱中志士们的讨论总结整理的血泪嘱托，包括“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等内容。这些意见反映了革命先烈对党的建设的深刻思考，也承载着罗广斌传承这些宝贵遗训的责任。

遗憾的是，罗广斌在《红岩》取得巨大成功后不久，于1967年不幸去世，年仅43岁。他未能亲眼看到自己作品持续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未能继续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施展才华。这无疑是历史的又一重遗憾。

60多年过去了，《红岩》依然闪耀着思想与艺术的光芒。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