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金田起义的浮雕刀痕如昨那面从广西乡村升起的义旗，能跻身国家记忆的核心，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对其反封建、反侵略内核的庄重背书。

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金田起义的浮雕刀痕如昨那面从广西乡村升起的义旗，能跻身国家记忆的核心，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对其反封建、反侵略内核的庄重背书。

但如今网络空间里，“太平天国造成人口浩劫”“实为乱世祸根”的论调此起彼伏，更有人将数千万人的死亡全算在太平军头上。

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二块浮雕，金田起义

若翻开清代奏折、文人日记等一手史料细究便会发现，这种说法不仅是对历史的片面解读，更刻意回避了曾国藩等清军将领“以屠城为功”的血腥史实；而太平天国的功绩，也在史料的字缝中藏着不容抹灭的印记。

本文客观描述这个不争的事实，到底谁才是凶手！

晚清江南地区人口大幅衰减是铁一般的事实。

据何炳棣《中国人口史》考证，1851至1864年间，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人口从约4500万骤降至2000万，锐减超半数。

但这笔账，绝不能简单归咎于太平军。曾国藩写给咸丰帝的奏折，清晰记录着清军以屠杀为“战功”的狰狞面目，不是被逼无奈又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加入太平天国？

咸丰八年（1858年）湘军攻破九江后，曾国藩在奏折中邀功道：“生擒老贼二百二十一名。每生擒一贼，辄剖肠，剥皮挂树，磔石，见者无不凛凛”。

其上司官文的奏折更是直白描述：“城外勇冲杀而入，该逆（城内军民）无路可奔，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 。

所谓“歼除净尽”，实则是对军民不分的屠戮，连官文都不得不编造“其中决无善类”的借口，为屠杀平民开脱 。

太平军没到一处，打先锋，拉人拿物，但高层从没有过屠人的屠城的策略，就是核心圈没有这个意识，而湘军是有的。

咸丰十一年（1861年）安庆之战，曾国藩早在破城前70日便在家书中给曾国荃定下调子：“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以误大事” 。城破后，他在给咸丰的奏折中得意宣称：“安庆初克，诛戮城贼殆尽，民心归属，大快人心”“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意” 。

但据其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这场“大快人心”的胜利，实则是“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连七岁以上男性都未能幸免，城中“暴骨如莽，臭气尚郁勃，飞蝇集处，攒黑成片” 。

曾国藩的亲信李榕更坦言，此役“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 。

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陷落，湘军的暴行达到顶峰。曾国藩在奏折中称“各营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仅予枭首不足恨，概令剜目凌迟”，甚至炫耀“令兵勇割贼肉生吞” 。

而赵烈文的日记则揭露了真相：“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湘军“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 。

三十年后，谭嗣同游南京时仍听闻父老愤恨回忆：“金陵遂永穷矣” 。

苏州文人李圭在《漏网喁鱼集》中记载，清军为阻断太平军补给，常“焚粮毁田”，导致“田亩荒芜，粮价腾贵，饿殍遍野”；清廷为筹措军饷，在地方“苛捐杂税倍于往日”，百姓非死于兵祸即死于饥饿。

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在《中国革命纪实》中更直言，杭州城破后“饿死之人比战死之人多十倍” 。

可见，人口锐减是清军屠城、粮荒、瘟疫共同作用的结果，将其全归罪于太平军，是对史料的选择性失明。

太平天国的历史价值，同样在史料中有着坚实支撑，绝非“混乱”二字可以概括。

其反封建的核心主张，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明确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虽因战乱未能全面推行，但在部分地区确有实践。清代官员张德坚编撰的《贼情汇纂》（专为“剿贼”而作的史料）记载：“皖省某县，贼令农户计口授田，每亩纳粮二斗，较清廷赋税轻半”。

这种打破封建土地兼并的尝试，比晚清任何改良都更贴近底层诉求。

洪仁玕撰写的《资政新篇》，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的近代化方案。其中“兴车马之利”“兴银行”“兴器皿技艺”等主张，绝非空想。

英国驻天京外交官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提到，洪仁玕曾与他深入讨论西方铁路、电报技术，计划引进外国工匠兴办工厂这比洋务运动早了近十年，在封闭的晚清堪称惊世突破。

反侵略方面，太平军的立场远比清廷坚定。《李秀成自述》记载，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洋鬼助清，与我对敌，我军奋勇，杀洋鬼数百”；英国人呤唎曾参与太平军，他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写道，太平军“只反对那些帮助清军的洋人”，苏州保卫战时曾击退装备洋枪的“常胜军”。

反观清廷，却在《北京条约》中出卖内河航运权、允许外国公使驻京，两相对比，高下立判。

当然，太平天国的局限也躲不过史料审视。《江南春梦庵笔记》虽有夸张，但提及洪秀全在天京“筑天王府，周围十余里”“选妃逾百人”的奢靡确是事实；《金陵省难纪略》记载的天京事变中“东王府内，尸积如山”，也暴露了高层的权力内耗。

但评价历史当抓主流、看全局，正如我们不会因唐玄宗后期昏庸否定盛唐气象，岂能因太平天国的局限，就抹杀其动摇清廷根基、探索近代化的历史功绩？

如今网上对太平天国的攻击声，多源于三类认知偏差。

其一，历史认知碎片化，很多人接触历史依赖短视频、碎片化文章，这些内容专挑“洪秀全奢靡”“天京事变血腥”等爆点，却对曾国藩奏折中的屠城记录、太平天国的近代化探索避而不谈，久而久之，片面印象便成了“全部历史”。

其二，刻意的历史解构。部分声音放大农民起义的局限性，用“高层腐朽”否定其进步性，本质是想消解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历史主线，将反抗运动污名化为“无意义的折腾”。

其三，对农民起义的刻板偏见，或为清人遗老遗少，在一些人眼中，农民天然“愚昧短视”，即便太平天国提出近代化主张，也难逃“必然腐朽”的标签，这种偏见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人民英雄纪念碑将金田起义刻入浮雕，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它在晚清最黑暗的时刻，点燃了底层百姓反抗压迫的火种，为后来的民主革命铺下第一块砖。

翻开曾国藩的奏折，有邀功的血腥；读《资政新篇》，有探索的光芒；看赵烈文的日记，有战乱的伤痛这些复杂的史料，才构成历史的全貌。

我们不必为太平天国的局限辩护，但更不应被片面言论蒙蔽。唯有正视史料里的血痕，读懂烽火中的探索，才能对这段历史保有真正的敬畏，不辜负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前人。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