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以载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这本书出自复旦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研究会副会长、《新宋学》主编朱刚。整本书的内容其实是书作者1996年获得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的学位论文，进行了部分的注释修正重新再版。

所评图书：

书名：《文以载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

作者：朱刚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9月

《文以载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这本书出自复旦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研究会副会长、《新宋学》主编朱刚。整本书的内容其实是书作者1996年获得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的学位论文，进行了部分的注释修正重新再版。

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道”与唐宋四大家，也就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人的关联，尤其是四人对于文以载道呈现的道的理解，对于“文”与“道”的关系的不同应用和发挥。

“道学”不是道家之学，而是中唐以后以“道”为最高范畴的儒家学说。这种学说的酝酿和提出，发展出中唐的儒学复古运动，其代表人物就是韩愈和柳宗元。

为什么中唐会出现儒学复古运动呢？安史之乱后，山东士族指责唐王朝的科举政策造成庶士新贵“浮薄”，败坏风俗，丢弃了传统文化尤其是礼教的价值核心“道”。

当然，受益于隋唐科举政策而获得出仕机会，甚至有望涌现为新贵的寒门子弟并不接受士族的这种指责。山东士族自认为是鲁地周礼的传承者、继承者，是礼教的捍卫者。而礼教按照儒家的观念，高于刑法，而科举出仕的寒门子弟往往精通刑法，却不把礼教当回事。对此，寒门子弟的解释，也就是儒学复古运动的一种价值主张，就是强调礼教需要服从于尧舜之道。

也就是说，寒门子弟在自知在鲁地周礼的传承人山东士族面前辩论礼教很难获得胜果的情况下，超越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所代表的礼教甚至孔孟，直接祭出尧舜。

中唐的儒学复古运动，通过检视并重新阐发《春秋》，指出尧舜之道本质上是民本主义，而周礼则局限为家天下。

事实上，唐朝前期，也就是安史之乱以前的著名文人、诗人，也非常喜欢在作品中提及尧舜，对于周公和孔子也没有多大兴趣。书作者指出，唐朝诗文中经常出现的尧舜、伏羲等上古时期的圣人，其实并不在于当时的人们信仰道家，而是借此超越周礼。当然，这种做法，“在严肃的礼学家看来”，就是“浮薄”的表现。“所以，尧舜之道与文、武、周公之制的矛盾是情与礼的矛盾，庶族与士族的矛盾”，如柳宗元坚持礼要本乎人情，不须墨守；礼学家则要求以礼来规范一切，不须任情放纵，败坏秩序。

这种情况下，柳宗元甚至非常激烈地攻击周礼，以贤贤为据，对亲亲、贵贵都进行了激烈攻击，反对家天下。甚至还发展出关于天不能赏善罚恶的唯物论思想。

当然，韩愈对于道的理解，相较于柳宗元，又进行了部分地调和。他认为，要让“道”行于世，就必须用“化”的方式，也就是以礼乐进行教化。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韩愈将自己的“道统”，概括为“相生养之道”。

欧阳修的复古主张，被《文以载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这本书概括为“曰考明礼义，以确立制度”，也就是要维护礼教制度的严肃性，用于实践，以为国家制度建设。作为对应，士人需要淬砺名节，与朝廷制度呼应。

书作者对欧阳修的坚守进行点评指出，儒学作为统治阶级扶持的意识形态，自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面，其间难免有曲学阿世之徒，也会发生“礼教吃人”。但这些弊端之外，欧阳修坚持的礼教制度和名节，本质上展现出对于“善”的追求，是民族文化价值的“道”。

不仅如此，对于自然、人情所包含“至理”，欧阳修还保持了浓厚的好奇心与审美探求，是一种非功利、非求知的探索。这种审美精神和人生态度对于弟子苏轼的影响很深。

如《文以载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苏轼的诗文一方面在立意、选材和表述上尽可能做到追求审美，追求心境、意境，行文不拘一格，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另一方面，他“临大节而不可夺”，恪守欧阳修所说的名节，践行了名教的规范。书作者指出，东坡门下虽然很多性格放浪的文人，但在立身大节方面，却都谨守师训。

来源：渝川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