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州士人汪琬在翰林院与同僚闲聊，当被问及苏州特产时，他轻描淡写地回答：“状元。”这一幕并非虚构，而是清代科举史上的真实轶事。

苏州士人汪琬在翰林院与同僚闲聊，当被问及苏州特产时，他轻描淡写地回答：“状元。”这一幕并非虚构，而是清代科举史上的真实轶事。

康熙年间的某日，翰林院编修、苏州人汪琬与同僚们闲聊各地特产。轮到汪琬时，他淡然道，苏州特产很少，唯“状元”而已。

此语一出，四座皆惊。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并非狂言。

清末举人陈燮龙统计，清代一共产生了130名状元，仅长三角地区就占据一半还多，江苏一省更有状元50人。其中苏州府出状元23人，又占江苏之近一半。

01 南北失衡，数据说话

清代全国共有状元114名（此数字不同史料略有出入，但多在112-114名之间），而江苏、浙江、安徽三地就占据了绝大多数份额。

光是江苏一省，就有状元49人，浙江20人，安徽9人。这三省组成的江南核心区，状元人数几乎占了全国的七成以上。

这一格局自明代就已形成。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研究显示，明清两代共录取进士5万多名，江南一地考取进士近8000名，占全国15%左右。

这意味着，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中，就有一个出自江南。

02 千年转折，从北到南

这一局面并非自古如此。在唐朝，状元郎的家乡大多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各省。现有籍贯可考的68位唐朝状元，前三甲省份是河北（15人）、河南（13人）和陕西（11人）。

安史之乱成为中国南北文脉兴衰的转折点。

从唐武宗会昌年间开始，南方状元人数逐渐增多。到晚唐64年间，南方已出现了11位状元，约占同期状元人数的31.4%。

到北宋时期，南北状元分布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在宋仁宗朝以前，南方籍状元仅占21.4%；而到宋仁宗时期，南方状元占比已高达70%。

03 经济基础，决定金榜

江南状元辈出的背后，是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科举考试花费不菲，从生员到举人再到进士，对于大多数士子来说并非一帆风顺。

明代常州武进县人唐鹤征考中举人后，获得地方政府资助约二百两白银，相当于二十户中等家庭的收入。

同时期的四川梁山人来知德，地方官员本想出百金褒奖，但苦于财政无力负担，最后仅以三十两作为盘资。

江南自明清以来便是天下财富的渊薮，稳定的经济支撑为士子长期读书应考提供了保障。

04 文化积淀，薪火相传

江南的文化积淀同样是科举成功的重要原因。陈燮龙总结其为“山水之钟毓，与夫历代师儒之传述，家传户诵，风气开先”。

明代以来，江南书市繁荣，书坊林立，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当时全国几个书籍出版中心，如南京、苏州、杭州、徽州等，大半都在江南。

此外，江南地区学校、书院遍布，推动着社会读书向学风气的形成。明代的松江人何良俊注意到，苏州士风，前辈喜引汲后进，而后辈又十分推崇先达。

这种守先待后的传统，成了浸刻在江南人文化生命中的成功密码。

05 争议不绝，南北之争

南方士子在科举上的强势表现，引发了历史上的多次南北之争。北宋时期，作为陕西渭南人的寇准非常看不起南方人，甚至公开放话：“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

在一次科举中，当主考官们将状元定为南方文士肖贯中时，寇准发飙了，强行要求将状元改为山东平度人蔡齐，并得意地夸口：“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

北宋著名学者司马光曾与欧阳修就科举录取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司马光建议按各省户口数量平均分配录取名额，实行“逐路录取”。

而作为江西人的欧阳修则坚决反对，认为科举考试应当“凭才取人、唯才是择”。

乾隆四年，当拆开殿试密封，看到状元庄有恭的名字和广东籍贯时，乾隆惊讶道：“广东僻远之省，竟出状元耶！”吏部尚书甘汝来答道：“前朝曾有数人，本朝从未曾有。”

乾隆高兴地回应：“九卿京堂内并无广东人，今得状元，颇为可喜。”

就连皇帝也意识到——帝国的文化版图，已经彻底改变。

来源：楼风探子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