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日两国因历史文化根基迥异，商业底层逻辑也呈现显著分野。深刻洞悉此差异，对日企在华经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日中国营销专家康有正在一场商业论坛上分享观点，认为中日商业逻辑有以下不同：

一位中国营销专家指出中日两国企业在商业底层逻辑上存在四大核心差异。“四大”之一的安永则对日系汽车如何顺应中国市场实现业务转型提出一系列策略建议。

研究院专稿近期分别有中国营销专家和知名咨询机构对中日两国企业商业逻辑的差异、日本企业如何适应中国市场变化提出了颇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中日两国因历史文化根基迥异，商业底层逻辑也呈现显著分野。深刻洞悉此差异，对日企在华经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日中国营销专家康有正在一场商业论坛上分享观点，认为中日商业逻辑有以下不同：

一是面临的商业环境不同。

制度层面：中国推行“原则+弹性”模式，结果导向鲜明，原则执行更灵活，手段方式虽重要，但最终以结果论成败；日本奉行“流程+修正”体系，过程导向突出，流程执行严苛，无论结果如何，需先严格遵循既有程序推进。

文化层面：中国商业重视信用，但信用稳定性较弱，合同订立与解除速度快；日本则是严守信用与契约精神的典范，不轻易订立合同，一旦达成合作便严格履约，倾向长期稳定合作。

效率层面：中国市场属及时响应型，企业“只争朝夕”，凭借速度抢占发展先机；日本市场受人口老龄化与严苛流程影响，呈延时响应特征，整体效率相对偏低。

二是面对的消费市场不同。

中国消费市场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显著，呈现复杂多元特征，消费者求新求异，市场切换速度快，品牌忠诚度较低；日本消费市场相对均衡，消费者偏好趋同性强，属慢热型市场，更注重消费体验，品牌忠诚度高且维系周期长。基于此差异，在华开展营销需以“快”破局——速度要快、投入压强要大、传播声量要足，因消费者不会给予企业过多时间，速度滞后将直接推高运营成本。

三是竞争方式不同。

中国市场竞争堪称“惨烈淘汰赛”，整体呈现无序特征，覆盖全产业、全行业、全品类。只要出现快速成功的标杆案例，便会引发企业“一拥而上”，迅速将蓝海市场变为红海，同质化严重，竞争中常出现不计后果的价格战、牺牲品质等行为。日本市场竞争则聚焦“错位与微创新”，即便同一品类，企业也能打造清晰市场差异，因此日企发展更侧重深耕自身优势，走差异化路线。

四是经营价值观不同。

中国企业秉持“做大做强”的经营目标，不断挑战企业经营、创始人能力与团队运营的极限，属主动规模成长的务实主义价值观；日本企业更看重“传承与风控”，厌恶经营风险，强调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经营风格更为稳健。

9月24日，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安永在上海举办“日资企业在华业务的制胜之道——聚焦汽车产业转型”研讨会，针对日系汽车如何顺应中国市场快速变革、实现业务转型，提出一系列策略建议，核心观点如下：

一是锚定合作根基，借互补优势破局。中国已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核心引擎，而日本在汽车制造与零部件领域优势突出，双方互补性极强，合作前景广阔。面对激烈市场竞争，日资车企唯有加快转型步伐、深化本地化布局，方能实现长期稳健发展。

二是重构协作模式，从单向分工到双向协作。中日汽车企业需打破传统“单向分工”式，转向“双向协作”新格局。依托日本的先进技术与全球网络，结合中国的庞大市场与创新速度，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构建覆盖研发、生产、营销全链条的协作生态。

三是明确战略方向，四大路径锁定增长。日企在华汽车业务需聚焦四大战略方向：深耕“一带一路”市场，拓展海外增量空间；推动合资合作模式升级优化；核心技术本土化，提升市场竞争能力；积极融入中国“十五五”规划前沿领域，抢占政策红利高地。

四是坚守本土化核心。本土化是国际车企在华成功的唯一路径。与本土供应商、初创企业开展深度协作，是提升成本管控能力与研发速度的关键。同时，需实现成本、速度、决策的全面本土化，这三大要素是日企在华立足的核心支撑。

五是适配研发模式，快迭代+保质量双管齐下。中国汽车研发模式强调速度与市场导向，与日本稳健、系统的研发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日企若想加快创新驱动转型，需组建本地研发团队、调整组织机制，并通过与本土伙伴开展试点合作缩短学习周期。在保持自身质量优势的基础上，借鉴中国“快速迭代、持续优化”模式，更快适应市场变化。

六是突破供应链壁垒，早期介入+伴随服务。日企进入中国整车厂核心供应链，需兼顾价格、速度与本土化三大要素。“早期介入”与“伴随式服务”尤为重要——从研发设计阶段便参与联合开发，在售后与技术支持环节快速响应，全方位满足整车厂需求。

七是应对监管挑战，平衡合规与灵活。面对中国日益严格的数据安全与外商投资监管政策，日企不能直接照搬总部体系，需在合规、速度与灵活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合同条款、信息披露、数据处理等方面，充分融入中国制度与市场特性，同时建立合规部门与业务部门的高效沟通机制，保障转型期稳健发展。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