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扇门，对我来说，曾经是通往京城唯一的温情和依靠。可就是那一晚，它让我和母亲看到了亲情在现实面前，是怎样一点点凉下去，最后结成了一层剔透的、硌得人心疼的冰。

如果时间能倒流，我宁肯在北京西站的候车大厅里坐上一宿，也绝不会再踏进舅舅家的门。

那扇门，对我来说，曾经是通往京城唯一的温情和依靠。可就是那一晚，它让我和母亲看到了亲情在现实面前，是怎样一点点凉下去，最后结成了一层剔透的、硌得人心疼的冰。

这事儿过去好几年了，可每当夜深人静，我闭上眼，还能清晰地看见我妈坐在舅舅家那个小马扎上，局促不安地搓着手，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着一丝希望，又藏着三分卑微。

那份卑微，像一根针，时至今日，还扎在我的心口上。

第1章 一通电话，一份希望

我叫李建华，是个木匠。说好听点，是做仿古家具修复的。在我们那个小县城，这手艺还算吃得开，饿不着，也发不了大财，守着个小铺子，守着老婆孩子，日子过得就像我手里打磨的那些老榆木，平淡，但实在。

我妈的病，是开春的时候查出来的。县医院的大夫拿着片子，眉头拧成个疙瘩，话说得含含糊糊，只说情况不太好，建议我们去大地方看看，最好是北京。

“北京”，这两个字像一块大石头，一下子砸进了我们这个普通工薪家庭的池塘里，激起的不是涟漪，是巨浪。

老婆晓丽是个实在人，当晚就把家里所有的存折、银行卡都翻了出来，一张张铺在床上，像摆弄一堆不值钱的纸牌。她一边算，一边叹气：“建华，去北京，挂号、检查、住院……哪样不得花钱？咱们这点家底，怕是……”

我懂她的意思。钱，是横在我们面前的第一座大山。

我蹲在床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缭绕里，我仿佛看到了我妈那张日渐消瘦的脸。她一辈子没享过福，年轻时跟着我爸吃苦，中年丧夫，又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如今，我刚能让她过几天安生日子，病魔却找上了门。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我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声音有点哑，“砸锅卖铁，也得给我妈看病。”

晓丽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地把那些存折又收了起来。

第二天，我给几个老主顾打了电话，把手头几个还没开工的活儿都给推了，又预支了些订金。东拼西凑，总算凑了三万块钱，揣在怀里，沉甸甸的，是希望，也是压力。

出发前一晚，我妈把我叫到她房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用手帕包得方方正正的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两千块钱，有新有旧，叠得整整齐齐。

“华子，这是妈攒的体己钱，你拿着。”她把钱往我手里塞，“我知道你难，别硬撑着。”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把钱推回去：“妈，我有。您这钱，留着自己买点好吃的。”

“你这孩子……”她叹了口气，眼圈也红了，“去北京，人生地不熟的，住哪儿啊？那地方，住一晚上得不少钱吧？”

我妈的话，提醒了我。是啊，住宿是个大问题。医院附近的旅馆，贵得吓人。我和我妈，两个小县城出来的人，在北京那个大染缸里，像两片无根的浮萍。

就在这时，我脑子里猛地蹦出一个人——我舅舅，王建国。

我舅是我妈唯一的亲弟弟，二十多年前就去了北京闯荡，据说混得不错，在三环边上买了房，开了家不大不小的装修公司。早些年，我们两家还时常走动，后来各自成家，生活越来越忙，联系就渐渐少了，只在过年时打个电话，说几句拜年的客套话。

我犹豫了。说实话，这些年舅舅一家对我们，总有点城里人看乡下亲戚的疏离感。但眼下，除了他，我在北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可以投靠的人。为了我妈，这张脸，我得豁出去。

我拿着手机，在院子里来来回回踱了好几圈，最后还是把电话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头传来舅舅略带沙哑的声音：“喂，谁啊？”

“舅，是我，建华。”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些。

“建华？”舅舅那边顿了一下，似乎在回忆这个名字，“哦哦，想起来了，你小子，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我把母亲生病、要去北京看医生的事简单说了一遍，话到嘴边，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提借宿的事。

没想到，舅舅听完，语气立刻热络起来：“哎呀，大姐病了？怎么不早说！来北京好啊，北京的医疗条件是全国最好的。你定好哪天来了吗？来了就住舅舅家，别出去住旅馆，那多花钱！你舅妈前两天还念叨你们呢。”

舅舅的话，像一股暖流，瞬间驱散了我心头的阴霾。我连声道谢，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挂了电话，我赶紧跑回屋告诉我妈。我妈听了，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念叨着：“还是亲的，你舅心里还是有我们。”

那一刻，我和我妈都觉得，北京虽然遥远，但因为有亲人在，那座冰冷的城市，似乎也变得温暖起来。

我们满怀希望地收拾了行李，带上了家乡的土特产，踏上了北上的火车。火车开动时，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了北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这趟满载希望的旅程，会以那样一种方式，在我心里留下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第2章 一路向北的尘与土

去北京的火车是绿皮车，慢，但是便宜。

我和我妈买的是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混杂着方便面、汗味和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我妈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刚上车时还有点新奇，扒着窗户一个劲儿地往外看。

“华子，你看，那山长得跟咱家后山不一样。”

“华子，这火车咋跑这么快？”

我耐心地一一回答她，给她递水，削苹果。看着她像个孩子一样兴奋，我心里既酸楚又欣慰。酸的是她一辈子操劳，连坐火车的机会都少有；欣慰的是，至少现在，她暂时忘记了病痛的折磨。

火车咣当咣当地走了一天一夜。到了后半夜，我妈熬不住，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她的呼吸很轻，花白的头发蹭着我的脸颊，有些扎人。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任凭半边身子被压得发麻。

我看着窗外飞逝的夜色，心里盘算着到了北京之后的事。先去医院挂号，找专家，做检查。舅舅家在三环，离我们要去的医院有多远？坐公交还是地铁？我妈的腿脚不好，走不了远路。

这些琐碎的念头，像一团乱麻，在我脑子里缠绕着。

天蒙蒙亮的时候，火车上的广播响了：“旅客们请注意，前方到站，北京西站……”

车厢里立刻骚动起来，人们开始收拾行李，准备下车。我轻轻拍醒我妈：“妈，到了。”

我妈揉着惺忪的睡眼，茫然地看着窗外。高楼大厦像一根根巨大的石笋，从平地上拔地而起，密密麻麻，直插云霄。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城市。

“这就是北京啊……”她喃喃自语，眼神里有惊叹，也有一丝胆怯。

下了火车，一股巨大的人潮裹挟着我们往前走。我一只手拎着两个大包，里面是我妈的换洗衣物和我们从老家带来的小米、红枣，另一只手紧紧攥着我妈的手，生怕一不留神就把她给弄丢了。

北京西站大得像个迷宫。我按照舅舅在电话里说的，找到了出站口。远远地，就看见一个穿着夹克衫的中年男人在人群里张望。是舅舅，他比我记忆里老了些，也胖了些，头发稀疏，露出了光亮的头顶。

“舅！”我大声喊了一句。

舅舅看见了我们，脸上堆起笑容，快步走了过来。他接过我手里的一个包，拍了拍我的肩膀：“建华，可算来了。大姐，路上累了吧？”

“不累，不累。”我妈拘谨地笑着，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走，车在那边。”舅舅领着我们穿过广场，来到停车场。

一辆黑色的本田轿车停在那里，擦得锃亮。舅舅打开后备箱，我把行李放进去。那个装着土特产的布袋子，沾了些火车上的灰尘，放进干净的后备箱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下意识地拍了拍袋子上的土。

舅舅看见了，笑了笑，说：“没事儿，都是自家人，别那么见外。”

上了车，舅妈坐在副驾驶上。她化着淡妆，穿着一身得体的套装，看见我们，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舅妈好。”我赶紧说。

我妈也跟着小声叫了句：“弟妹。”

舅妈“嗯”了一声，从后视镜里打量了我们一眼，然后转过头去，对舅舅说：“建国，你跟他们说了吗？家里小，就一间次卧，委屈他们挤一挤了。”

她的声音不大，但车里很安静，一字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妈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说：“不委屈，不委屈，能有个地方落脚就太感谢了。我们就是来给妈看病的，住不了几天。”

舅舅打着方向盘，一边开车一边打圆场：“你舅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别往心里去。到了家，就跟在自己家一样，别客气。”

车子汇入北京的车流，窗外是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色匆匆的路人。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晃得我有些睁不开眼。我看着身旁的我妈，她低着头，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角，不再像在火车上那样对什么都好奇了。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个我们满怀希望奔赴的城市，这个我们以为可以依靠的家，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温暖。

第3章 那扇门，半开半掩

舅舅家在一個看起来还不错的小区，楼是板楼，刷着干净的米黄色墙漆。

电梯升到五楼，停下。舅舅掏出钥匙开门，嘴里还念叨着：“家里乱，别嫌弃啊。”

门开了，一股混合着饭菜香和空气清新剂的味道扑面而来。玄关不大，地上铺着一尘不染的木地板。舅妈递过来两双拖鞋，一双男士的，一双女士的，都是客用的，那种薄薄的无纺布材质。

“换上鞋吧，外面脏。”舅妈的语气很平淡，听不出喜怒。

我和我妈小心翼翼地换上拖鞋。我妈的脚有些浮肿，穿进去有点费劲。我蹲下身子帮她，她小声说：“这鞋，跟住旅馆的一样。”

我没说话，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房子是两室一厅，装修得很精致，看得出是花了不少心思。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十字绣，沙发是真皮的，茶几上摆着一套漂亮的玻璃茶具。

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从卧室里走出来，戴着耳机，一边走路一边低头看手机。他就是我表弟，王涛。

“小涛，叫人啊。”舅舅提醒他。

王涛抬起头，懒洋洋地看了我们一眼，含糊不清地喊了声：“大姨，哥。”然后就又低下头，径直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了瓶可乐，拧开就喝，全程没再看我们第二眼。

气氛有点尴尬。

舅舅指着沙发说：“大姐，建华，快坐，别站着。”

我和我妈局促地在沙发边上坐下，只坐了半个屁股，身体绷得紧紧的。真皮沙发凉凉的，滑滑的，坐着远没有家里的布沙发踏实。

舅妈给我们倒了两杯水，放在茶几上，然后就转身进了厨房，叮叮当当地忙活起来。

舅舅坐在我们对面，开始问我妈的病情。他问得很仔细，从县医院的诊断，到我们这次来北京打算找哪个医院、哪个专家。他说得头头是道，什么协和的、301的，哪个科室的哪个大夫是权威，比我这个病人家属还清楚。

我心里对他又生出几分感激。我觉得，或许是我想多了，舅舅还是关心我们的。

聊了一会儿，舅舅话锋一转，说：“建华啊，在北京看病，可不是件容易事。挂号就得排大队，有时候还得找号贩子，一个专家号炒到几千块是常事。住院床位也紧张，没关系根本排不上。”

我点点头：“我知道，舅。我们有心理准备。”

“光有心理准备不行啊。”舅舅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烟，想了想，又放了回去，“你们带来的钱，够吗？这地方，花钱如流水。”

我老实回答：“带了三万，先做检查，后面的再想办法。”

舅舅“啧”了一声，摇了摇头：“三万？三万在北京的医院里，连个响儿都听不见。我跟你说，建华，不是舅舅说话难听，你们这趟来得有点……有点草率了。”

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那……那怎么办？”我妈在一旁听着，急得声音都变了。

舅舅看着我们，沉吟了半晌，说：“这样吧，我呢，也认识几个朋友，在医院里有点路子。回头我帮你问问。不过，这人情往来的，你们也知道，现在办事都得花钱打点。另外，住院费、手术费，那都是大头。我手头也不宽裕，公司最近接了个项目，钱都压进去了。我先给你拿两万块钱，你先用着，就当舅舅支持你了。”

他说着，站起身，似乎要去拿钱。

我连忙拦住他：“舅，不用！我们不能要您的钱。您能让我们在这儿住一晚，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我不是客气。舅舅的话，听起来是在为我们着想，可那字里行间透出的意思，却让我浑身不自在。他像一个局外人，冷静地分析着我们的困境，然后给出一个他认为最“划算”的解决方案——钱。仿佛我们之间的亲情，也可以用这两万块钱来衡量。

更让我难受的是，他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别怕，有舅舅在”，没有一句“大姐你安心看病，钱的事我们一起想办法”。

他只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有多难，需要花多少钱。

这时，舅妈从厨房里端着菜出来，正好听到我们的对话。她把菜往桌上一放，盘子和桌子碰撞，发出“当”的一声脆响。

“建国，你就是心太软。”她擦着手，看着我们，皮笑肉不笑地说，“不是我说，大姐，你们来之前也该打听打听。北京是什么地方？在这儿看病，没个几十万，连门都进不去。我们家也不是印钞票的，小涛马上要出国留学，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

她的话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直直地插进我的心里。

我妈的脸瞬间变得煞白，她哆嗦着嘴唇，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猛地站了起来，胸口一股火往上撞。但我看着我妈那副样子，又硬生生把火气压了下去。我不能在这里发作，我妈受不起这个刺激。

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对舅妈说：“舅妈，我们知道，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就是借住一晚，明天一早我们就走，去医院附近找个小旅馆。”

那扇为我们打开的门，在这一刻，仿佛只剩下了一条窄窄的缝。门里是他们精致、安稳、计算得清清楚楚的生活；门外，是我和母亲无处安放的窘迫和慌张。

第4章 一桌饭，两家人

晚饭很快就做好了。

四菜一汤，有鱼有肉，看起来很丰盛。舅妈把碗筷摆好，招呼我们吃饭。

饭桌上，气氛很沉闷。

舅舅大概也觉得刚才的话说得有点重，想缓和一下气氛，便主动给我夹了一块红烧肉，说：“建华，尝尝你舅妈的手艺，比饭店的还地道。”

我说了声“谢谢”，把肉夹到嘴里，却尝不出任何味道，像是嚼一块蜡。

我妈几乎没怎么动筷子，只是低头小口地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

舅妈则不停地给表弟王涛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看你瘦的。下个月就要考雅思了，得补补脑子。”

王涛一边玩着手机，一边心不在焉地吃着，偶尔“嗯”一声，算是回应。

舅舅清了清嗓子，开始聊起他的生意经。他说起最近和哪个老板吃饭，谈成了多大的单子；说起北京的房价又涨了多少，他庆幸自己当年有远见，早早买了房。

他的话语里充满了成功人士的自得。我默默地听着，感觉我们和他们，仿佛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我的世界里，一单生意能挣几千块钱就够我高兴好几天；而在他的世界里，几十万、上百万的流水，只是一个轻松的谈资。

“建华啊，你那个木匠活儿，现在还干着呢？”舅舅突然把话题转向我。

“嗯，干着呢。”

“一年能挣多少啊？”他随口问道，像是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

我犹豫了一下，说：“看年景，好的时候，能有十来万吧。”

“十来万？”舅妈在一旁插嘴，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十来万在北京，也就够交个首付的零头。建华，不是我说你，你还年轻，手艺也不错，总在小县城待着，能有什么出息？要不，来北京给你舅舅帮忙吧，在工地上当个工头，一个月怎么也比你现在挣得多。”

我捏着筷子的手紧了紧。

我热爱我的手艺。每一块木头，在我手里都能重获新生。那种成就感，不是用钱能衡量的。可在他们眼里，这门我引以为傲的手艺，不过是“没什么出息”的木匠活。

我抬起头，看着舅妈，一字一句地说：“舅妈，我觉得现在挺好的。钱够花就行，日子过得踏实。”

舅妈撇了撇嘴，没再说话。

舅舅出来打圆场：“人各有志，挺好，挺好。”

这顿饭，就在这样尴尬而压抑的气氛中进行着。桌上的菜很丰盛，但我吃在嘴里，却感觉比黄连还苦。

我偷偷看了一眼我妈，她的头埋得更低了，几乎要贴到碗里去。我看到有几根银丝，从她的耳边垂落下来，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来。

我后悔了。我后悔带她来这里，让她承受这份本不该她承受的冷漠和轻视。在她心里，弟弟的家，应该是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而不是一个需要小心翼翼、看人脸色的地方。

吃完饭，舅妈很快就把桌子收拾了。她把我们用过的碗筷，单独放在水槽的一边，然后用洗洁精和热水，仔仔细细地冲洗了两遍。那个动作，就像是在处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我和我妈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喧闹的综艺节目，感觉自己像是两个闯入别人家的外人，坐立难安。

舅舅陪我们看了一会儿，手机响了，他接了个电话，说是公司有急事，要出去一趟。

舅妈则在厨房和卫生间之间来回忙碌，拖地，擦桌子，最后还往空气里喷了些柠檬味的清新剂。

表弟王涛吃完饭就回了自己房间，门一关，再也没出来过。

偌大的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我妈，还有电视里传来的、与我们毫不相干的笑声。

我们就像两个透明人，被这个家，被这个城市，彻底地无视了。

第5章 长夜里的那根刺

晚上九点多，舅妈从卫生间里出来，对我们说：“卫生间在那边，你们要洗漱就早点吧。热水器是燃气的，用完记得关。”

她的语气依然是那种公事公办的平淡。

我扶着我妈，先让她去洗。卫生间里收拾得窗明几净，毛巾、牙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我妈拿出我们自己带来的毛巾和牙刷，小心翼翼地用着，生怕把人家的东西弄脏了。

等我妈洗完，我进去。刚关上门，就听到外面传来舅妈和表弟的对话声。

“妈，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是王涛的声音，带着一丝不耐烦。

“明天就走。”舅妈的声音压得很低，但隔着一层门板，还是清晰地传了进来，“你忍一忍。要不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我才不让他们住进来。乡下来的，一身的土腥味，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传染病。”

“就是，烦死了。我那屋都能闻到一股怪味。”

“行了，别说了，小声点。”舅妈打断了他，“我一会儿把他们用过的东西都拿去消毒。对了，你那床被子，明天也拿出去晒晒。”

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

我站在原地，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

土腥味？传染病？消毒？

这些词，像一把把锋利的锥子，狠狠地扎进我的耳朵，扎进我的心里。

我一直以为，我和他们之间的隔阂，是金钱，是地位，是城乡之间的差异。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在他们心里，我们不仅是穷亲戚，更是“不干净”的、需要“消毒”的异类。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一股前所未有的屈辱感和愤怒，像火山一样在我胸中喷发。

我想冲出去，和他们大吵一架。我想告诉他们，我们是穷，但我们不脏！我妈得的是病，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瘟疫！

可是，我不能。

我妈还在外面，她已经够难受了，我不能再让她受到惊吓。

我拧开水龙头，用冷水一遍遍地冲着自己的脸，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冰冷的水刺激着我的皮肤，却浇不灭我心中的怒火。

洗漱完，我走出卫生间。舅妈已经不见了，客厅的灯也关了，只留了一盏昏暗的壁灯。

我妈已经在我舅妈给我们安排的房间里等着我了。那是一间很小的储藏室改造的房间，大概只有五六平米，放了一张单人床，床边还有一个小马扎。房间里堆着一些杂物，散发着一股樟脑丸的味道。

“华子，快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去医院呢。”我妈见我进来，小声说。

我看着她，她的脸上带着疲惫，眼神里却还有一丝对明天的期盼。她还不知道，在她满心依靠的亲弟弟家里，我们被当成了需要“消毒”的瘟神。

我怎么忍心告诉她真相？

“妈，您睡床，我坐着眯一会儿就行。”我说。

“那怎么行？你明天还要跑一天呢。”我妈坚持要我睡床。

我们推让了半天，最后我拗不过她，只好在床上躺下，让她坐在那个小马扎上靠着我。

房间很小，我甚至能听到我妈因为劳累而变得有些粗重的呼吸声。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毫无睡意。

舅妈的话，像一根毒刺，深深地扎在了我的心里。这根刺，扎得我辗转反侧，扎得我尊严扫地。

那一刻，我做了一个决定。

明天天一亮，我们就走。一分钟都不能再多待。

这个地方，不是家。

哪怕是去睡车站，也比待在这里，被人当成垃圾一样嫌弃要好。

这一夜，格外漫长。我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车声，感觉自己像一条搁浅的鱼，在这个冰冷坚硬的城市里，拼命地呼吸，却只吸进了一肺的屈辱和悲凉。

第6章 凌晨的告别

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其实，我根本就没睡着。

我轻轻地从床上坐起来，生怕惊醒了靠在床边打盹的母亲。她睡得很不安稳，眉头紧锁，似乎在做什么不好的梦。

我看着她苍老的睡颜，心里一阵阵地抽痛。

我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客厅里一片漆黑，静得能听到冰箱运转的嗡嗡声。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的一角，外面是城市的凌晨，灰蒙蒙的，远处的高楼亮着零星的灯火，像一只只窥探的眼睛。

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一分一秒都不想。

我回到房间，开始收拾我们的行李。动作很轻，但我妈还是被惊醒了。

“华子，你干啥呢？天还没亮呢。”她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问。

“妈，我们走。”我的声音很低，但很坚定。

“走？去哪儿啊？”我妈愣住了。

“去医院附近找个住的地方。这里离医院太远了，不方便。”我找了个借口，我不能告诉她昨晚我听到的话，那对她来说太残忍了。

我妈是个敏感的人，她看着我的眼睛，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她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说：“行，妈听你的。”

她默默地开始帮我一起收拾东西，把我们带来的毛巾、牙刷、换洗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放回那个破旧的旅行包里。

我们收拾得很仔细，把那间小储藏室恢复了原样，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连地上掉的一根头发都捡了起来。我们不想留下任何来过的痕迹，仿佛这样，就能抹去昨晚那份不堪的记忆。

五点半，我们收拾好了一切。

我写了一张字条，压在客厅的茶几上。上面写着：

“舅舅，舅妈：

谢谢你们的招待。我们去医院附近找了个住处，方便看病，就不麻烦你们了。你们给的两万块钱我们不能要，放在桌上了。

建华”

我从我们带来的三万块钱里，抽出两万，整整齐齐地放在字条旁边。这两万块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手心发疼。这是舅舅用来打发我们的“人情”，我必须还给他。我们李家的人，再穷，也不能没有骨气。

做完这一切，我拎起行李，扶着我妈，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我妈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我们只待了不到十个小时的“家”。她的眼神很复杂，有失望，有难过，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落寞。

我轻轻地拉开门，门轴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呀”声，在寂静的清晨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们像两个小偷一样，溜出了这扇门。

走进电梯，看着数字一层层地往下跳，我心里反而有种解脱的感觉。

走出单元门，一股冷风吹来，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天色依然是灰蒙蒙的，小区的路灯还亮着，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妈裹紧了身上的旧外套，问我：“华子，我们现在去哪儿？”

“妈，我们先去西站，把行李存了，然后去医院挂号。挂完号，就在医院附近找个小旅馆住下。”我的脑子异常清晰，一夜之间，我仿佛被迫长大了许多。

我不能再指望任何人，我只能靠自己。

我妈“嗯”了一声，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地跟着我走。

我们走到小区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区，那栋米黄色的楼，在晨曦中显得冰冷而陌生。

我收回目光，在心里对自己说：李建华，记住今天。记住这份冷，这份屈辱。从今往后，你要变得更强大，强大到可以为你母亲撑起一片天，不再让她受任何委屈。

车子开动了，把那个小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和舅舅一家的那点微薄的亲情，也彻底被甩在了身后，再也回不去了。

第7章 屋檐下的尊严

北京的清晨，冷得像铁。

我和我妈在医院门口下了车，挂号大厅里已经排起了长龙。我们排在队伍的末尾，像两条迷失在钢铁森林里的小鱼。

挂号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我们想挂的那个专家号，窗口的护士说早就没了，连下个星期的都预约满了。

我妈一听就急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安慰她说：“妈，没事，咱们先挂个普通号，让大夫看看情况，开些检查单子，等结果出来了再想办法找专家。”

我们折腾了一上午，总算挂上了一个普通内科的号。医生简单问了问情况，就开了一大堆检查单，抽血、CT、B超……光是检查费，就花掉了三千多。

拿着一沓缴费单和检查单，我和我妈坐在医院冰冷的长椅上，都有些茫然。

“华子，这得花多少钱啊……”我妈看着那些单子，心疼得直哆嗦。

“妈，钱的事您别管，只要能把病看好，花多少都值。”我把单子收好，强打起精神，“走，我们先去找个地方住下，安顿好了再说。”

医院附近有很多小旅D馆、招待所，我们一家家地问。那些装修好一点的，一天都要三四百，我们舍不得。最后，在一条偏僻的小巷子里，我们找到了一家家庭旅馆。

旅馆的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北京大妈，很热情。房子是老式的筒子楼，我们住的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连个独立的卫生间都没有，洗漱得上公共厕所。但房间收拾得很干净，床单被套都散发着肥皂的清香。

最重要的是，便宜，一天只要八十块钱。

“大妈，就这儿了。”我当即拍板，交了一个星期的房钱。

老板娘看我们是从外地来看病的，很同情，还特意给我们多拿了一床被子，说：“晚上冷，别冻着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跟大妈说，别客气。”

我和我妈安顿下来，虽然房间简陋，但我们的心，却是踏实的。

在这里，我们不用看人脸色，不用小心翼翼。关上门，这个小小的空间，就是我们在北京的家。

下午，我扶着我妈，一项一项地去做检查。医院里人山人海，我们楼上楼下地跑，排队、缴费、再排队。我妈的身体弱，跑了半天就累得不行，脸色发白，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我让她在长椅上坐着休息，我一个人去排队。

等所有的检查都做完，天已经黑了。

我搀着我妈，慢慢地往旅馆走。路过一家小饭馆，我要了一碗面，一碗馄饨。热气腾腾的面条和馄饨下肚，我们冻了一天的身子，总算暖和了过来。

我妈吃得很慢，她一边吃，一边看着我，说：“华子，苦了你了。”

我笑了笑：“妈，您说啥呢。只要您好好的，我吃什么苦都乐意。”

回到旅馆，我打了盆热水，给我妈烫脚。她的脚肿得像个馒头，我轻轻地给她按摩着。

“妈，您别担心，咱们一步一步来。明天检查结果就出来了，到时候咱们再想办法找专家。”

我妈点点头，眼圈红了：“华子，妈对不起你，拖累你了。”

“您再说这话我可生气了。”我板起脸，“您是我妈，我不对您好对谁好？”

那天晚上，我们睡得很沉。

虽然床很硬，房间很小，但我们的心是安宁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像上了发条的钟，每天奔波在旅馆和医院之间。检查结果陆续出来了，情况确实不太好，医生建议我们尽快住院治疗。

住院又成了一个大难题。床位非常紧张，我们没有关系，只能等着。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母亲的病情却没什么进展。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在旅馆狭窄的过道里来回踱步，抽掉一包又一包的烟。

我不敢在我妈面前表现出任何焦虑，每天都装作很有信心的样子，跟她讲笑话，跟她聊家常。

有一天，我在医院排队缴费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个陌生的北京号码。

我接起来，里面传来舅舅的声音。

“建华啊，你们怎么走了也不说一声？你舅妈早上起来看到字条，吓了一跳。”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责备。

我握着手机，心里五味杂陈。

我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舅，我们挺好的。医院这边事多，就找了个近点的地方住，方便。”

“住哪儿了？条件怎么样？钱够不够花？”他一连串地问道。

“都挺好的，钱也够。您别担心了。”我淡淡地回答。

我不想再和他多说一句话。有些裂痕，一旦产生，就再也无法弥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舅舅叹了口气，说：“建华，你是不是……对舅舅有什么意见？”

意见？

我苦笑了一下。何止是意见。

但我什么都没说。我不想去争辩，不想去指责。没有意义。

“没有，舅。您想多了。”我说，“我这边还要排队，先不说了。”

没等他再说话，我就把电话挂了。

挂掉电话，我看着医院里来来往往的人群，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焦虑和疲惫。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谁也靠不住。所谓的亲情，在现实的洪流面前，有时脆弱得不堪一击。

能让你在风雨中站稳脚跟的，只有你自己的脊梁。

第8章 那条没有发出的信息

日子一天天过去，带来的钱很快就见底了。

我妈的住院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每天都去住院部问，得到的答复永远是“等着”。

我开始着急了。我给老家的朋友打电话，又借了些钱。我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旅馆的楼梯上，感觉前所未有的绝望。北京的夜空，看不到一颗星星，只有一片浑浊的暗红色。

我掏出手机，翻到了舅舅的号码。

我的手指在上面悬了很久，心里天人交战。

理智告诉我，求他，或许是唯一的出路。他毕竟在北京这么多年，人脉比我广。为了我妈的病，低一次头，算得了什么？

可是，情感上，我无论如何也过不了那个坎。我想起舅妈那张冷漠的脸，想起她说的那些话，想起我妈那晚落寞的眼神。

尊严，有时候比命还重要。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一条微信消息。

是我老婆晓丽发来的。

“建华，钱收到了吗？我把家里那套老房子挂在中介那儿了，先收了五万块定金，都给你打过去了。你别急，也别省着，妈的病要紧。家里有我，你放心。”

后面还附了一张她和儿子的自拍。照片里，晓丽笑得很灿烂，儿子在我怀里做着鬼脸。

看着照片，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异乡的夜里，哭得像个孩子。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身后，还有我的家，我的妻子，我的儿子。他们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我擦干眼泪，把舅舅的号码从联系人里删除了。

我不能再有任何指望，我必须靠自己。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去医院的主治医生办公室，找到了那位给我妈看病的王医生。

我把我们家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我说我们是从小地方来的，没钱也没关系，但我妈的病不能再拖了。我甚至拿出了我随身带着的几件小叶紫檀的木雕手把件，那是我自己雕的，是我最珍视的东西。

“王大夫，我知道您为难。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是我自己做的，不值什么钱，但代表了我的诚意。求求您，帮帮我妈。”我把东西往他桌上一放，深深地鞠了一躬。

王医生愣住了。他看着我，又看了看桌上的木雕，眉头紧锁。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发火了。

最后，他站起身，把那几件木雕又推回到我面前。

“小伙子，你这是干什么？把东西收回去。”他的语气很严肃，“我们当医生的，治病救人是天职，不是做买卖。”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感觉自己又做了一件丢人的事。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结结巴巴地解释。

王医生摆了摆手，示意我坐下。他叹了口气，说：“你的心情，我理解。每天来我这里的病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床位确实紧张，但我可以帮你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加个床。”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吗？王大夫，太……太谢谢您了！”我激动得语无伦次。

“别谢我，我只是尽我所能。”王医生说，“你是个孝顺的儿子。你母亲有你这样的儿子，是她的福气。”

三天后，我妈终于住进了医院。虽然只是走廊里的一个加床，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消息。

住院之后，治疗很快就展开了。王医生亲自为我妈制定了治疗方案。医院的护士们也都很好，看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对我妈格外照顾。

我妈的病情，一天天稳定下来。

那段时间，我每天守在医院，晚上就睡在走廊的折叠椅上。虽然辛苦，但心里是踏实的。

期间，舅舅又打来过一次电话，问我妈的情况。我只是简单地告诉他，已经住上院了，在治疗了。

他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我已经不想再听了。

“舅，谢谢您的关心。我这边忙，先挂了。”我平静地结束了通话。

一个月后，我妈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

离开北京的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

我们依然坐的是绿皮火车。在火车站，我看着这座我待了一个多月的城市，心里百感交集。

我在这里，感受过最刺骨的冷漠，也得到过最真诚的温暖。

我在这里，失去了所谓的亲情，却找回了做人的尊严。

火车启动前，我拿出手机，想给舅舅发条信息。

我打了很多字，我想告诉他，我们走了；我想告诉他，我妈的病看好了；我还想告诉他，那一晚，我和我妈在他们家，是多么的难堪和煎熬。

但是，打完之后，我又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了。

算了，都过去了。

有些话，说出来，除了增加彼此的尴尬，再也没有任何意义。有些关系，断了，就断了吧。

我把手机收起来，看向窗外。我妈靠在我的肩膀上，睡得很安详。阳光照在她的脸上，皱纹似乎都舒展开了。

火车缓缓开动，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在我们身后，渐行渐远。

我知道，我可能再也不会来这里了。

但那个夜晚，那扇半开半掩的门，那桌冰冷的饭菜，那句“需要消毒”的话，会像一根永远拔不出来的刺，留在我记忆的最深处。

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人，可以穷，但不能没有骨气。情，可以淡，但不能没有温度。

这世上，真正能为你遮风挡雨的，不是血缘织就的屋檐，而是人心垒起的高墙。

来源：时间的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