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不久，北京的李增魁同学因病去世，我们军外院65届430班当年40个同学已有十一位同学已经“光荣”了，真是“光阴催人老”，虽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

前不久，北京的李增魁同学因病去世，我们军外院65届430班当年40个同学已有十一位同学已经“光荣”了，真是“光阴催人老”，虽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

十一个“光荣”的同学，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一个个灿烂的笑容。他们是那样清晰无比地展现在我的面前。青春灿烂的青年，热血沸腾的年华，为国担当的壮志......

图为曹允山1968年底离开板桥时的照片

曹允山是江苏南通海门人，中等个儿，清秀的面庞，挺拔的鼻梁，乍看上去是少数民族。曹允山性格温和，说话慢条斯理，幽默风趣。自己的背有点微驼，开玩笑叫我“驼子”。

我非常佩服他的胆子大，记得那年我们的指导员在运动中受冲击，一向进步顺利因一时挫折而想不开，竟然自缢在自己宿舍里。事后我们大部分同学对这间房间比较膈应，曹允山对此却毫不在乎，竟然把被褥搬进了这间房间睡觉，可见其胆量之大。

曹允山出身苏中农村，几十年前的海门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大桩兄曾到过曹允山的老家，亲眼见过破败的房子、补丁叠补丁的破蚊帐。曹允山母亲为招待大桩，把家中一只母鸡斩了款待来客。大桩至今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感慨万千。曹允山被唤作“大郎”，他的弟弟被唤作“二郎”，看来日本人的叫法也是从我们这里学去的。

1968年底，曹允山离开学校到基层部队当兵锻炼，经受了诸多考验，在基层部队茁壮成长，后被提干，曾担任过部队药厂的厂长，带领一帮家属艰苦创业。后来他被调到安徽一所军队炮校，担任专职翻译，翻译整理了大量的军事文献。我知道他有较高的英文水平，虽说在学院读书期间因文革没有怎么读书，但是他在中学期间就读英文，因而有较好的基础，以后通过自学而不断提高。记得他曾给我来信，信中说他出版了一本介绍炮兵武器技术发展的书，我为他的成绩而感到非常高兴。算来这已是1980年代的事了。

记得1970年代前期，他曾来过杭州，我陪他游玩了几个地方，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俩坐在六和塔下的石凳上，一边观赏钱塘江美景，一边兴致颇高地谈论着前程，此景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

过了一些年，曹允山复员回家，被分在南通市科技局工作，也算是专业对口的好地方。因那个时候的通讯落后，我们渐渐失去联系。后来从同学口中得知允山同学有一次到妹妹家做客，登高拿东西，不幸摔倒在地，后脑受伤....

2014年，我们到南京参加进校学习五十周年活动时，才得知曹允山已然“光荣”的消息，心中十分悲痛,。大桩兄一直念叨，后悔没有早一点到南通探望一下老同学。

图为秦道友遗照

秦道友同学是2023年9月2日在无锡因病逝世，秦道友也是我们430班的老同学。秦道友是南京江宁县人，老家是在江宁长江中的一个小岛上，父母都是农民。记得在板桥学习时，他母亲曾来学院看望秦道友，至今还有印象。 秦道友下连当兵和去安徽搞四清运动，和我们都不是在一个地方，所以不熟悉。但是，记得四清运动的后期，我和钰林被抽去贵池县城搞“文革”运动时，秦道友也被抽到贵池县城搞运动。记得在贵池街上见到过他，他那时好像是被派到贵池电影院搞运动。 1966年下半年我们回南京后不久，就开始了十年“文革”，当时秦道友和我、钰林、有根等同学分在一个组。同组的有几个66年毕业的老学员带我们，其中印象深的有赵紱、王玉英等，其他人名字叫不出来了。

秦道友性格较好，思想观点比较温和，在那年的10月16日，我们几个观点相近的同学张钰林、秦道友、胡有根，由一位稍年长的毕业留校参加运动的老学员赵紱带队，一起坐长江轮船去武汉“串联”，实际上就是出去见见世面，了解运动开展的情况。 在长江轮船上我们一起睡在五等仓大通铺地上，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不仅主动搞卫生，还和青年学生一起为旅客表演节目。然后又在长沙、南昌、福州、杭州、上海等地转了一个小圈，时间有一个月左右，在武汉、长沙和南昌都是住在军校里。

这次串联，对我们来讲更像是一次红色旅行，参观了所到之处的革命圣地，长了见识。一起在武汉大学看大字报时，在长沙橘子洲头漫步，体会毛主席写的诗词的意境。在长沙几个人一起到韶山参观了老人家的旧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0月的湖南会如此寒冷，我们是坐着敞篷的汽车去的，路途相当颠簸，在韶山为了在毛主席语录上盖上纪念印章，竟会在寒风中苦苦排队等待了几个小时，就像是当下的追星粉丝，给我留下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记。在南昌参观了八一纪念馆和烈士纪念堂，耐心而虔诚地抄录了许多烈士诗抄。在杭州参观蔡永祥纪念馆，在上海则参观了著名的一大会址纪念馆，总之这样一圈下来，让我们都经受了一次传统教育，大长了见识。记得赵紱后期独自去了福州，好像有亲戚在那里。

我们则于11月20日结束了串联，回到南京板桥。

步行串联到马鞍山 ，1967年1月14日，天气非常严寒，我们在无所事事的境地中，感到无聊、无趣、无助！当时正好党中央提倡步行串联，于是，我们430班的八个同学临时组织了一支短途的步行队伍，目的地就在离开我们学校很近的安徽马鞍山，大家雷厉风行，说走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参加这次短征活动的有海棠、杨忠义、胡有根、钰林、秦道友和我，还有二个人因时间长而忘记了。 这次短征，算是我们为今后去长征的预习，目的是去熟悉社会、熟悉生活、熟悉劳动。行程虽短，距离只有60里，但也不是那么轻松。开始还算顺利，到后来就不是那么轻松了，脚上打泡了，走起来很痛，同学们兴致挺高，一路上队伍整齐，还唱着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鼓舞士气，60里路走了差不多一天，到傍晚就到达了马鞍山市。寻找接待单位住下，第二天把马鞍山钢铁厂参观了一遍，好像到附近的一个名胜采石矶也去看了一下后就返回学校。

1968年年底，我们被下放基层连队，秦道友不是和我们在一起，所以情况不清楚。70年代他退伍到无锡，运气不错同刘亚森同学一起分到无锡公检法，那个时候公检法不分，秦道友好像是法院系统。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几次到无锡游玩或出差，都碰到过秦道友同学，他热情地帮助解决住宿等问题。我曾到他工作所在的法院去看望，看到他兢兢业业工作的情景，至今记得他小心翼翼关窗门的样子非常可爱。记得也去过一次他居住的老房子的家，时间长了印象模糊了。 秦道友性格一向比较小心谨慎，但是后来的80年代有一件事倒是蛮大胆，居然离开法院参加了几年脱产培训，学习结束后曾担任一个制作工艺鞋子的小企业的厂长。在那几年中，他可谓是下了大功夫，花了很大的力气与精力，努力学习新知识，在市场经济海洋中学习。他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要做好这件事确实难度相当大，经受了一番考验和锻炼。不过听说后来幸亏他又重回到体制内，好像是在司法局工作。 直到多年以后的2014年10月，我们在南京聚会中会面，那时他已经不幸患上了帕金森病，行动不便，幸得其夫人多年的悉心照料，能享受舒心的晚年生活。当然，他与疾病作顽强斗争的情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秦道友同学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始终留存在我们心中，430的同学们将会永远记得你这个同学的。

图为张吉贤高中时期的照片

张吉贤不仅是我们430班的同学，也是我高中时期杭二中六五届高三丁班的同学，所以知道的事情多一点。

虽说与吉贤同学共同居住在一个城市，倒也没有很多的机会见面。正如一首歌中所唱 “相逢不容易，彼此要珍惜，留点欢乐在心底”。但不管如何，我们心底里总是有“但愿人长久，同城共婵娟”的祈盼。记得在2015年4月我们高三丁班举行高中毕业五十周年纪念的同学会之前，旅居西班牙的班主任朱老师万里迢迢前来参会，班里派我和汉林专程到吉贤家请他出席盛会，可是固执的他始终不肯松口。几经说服最后他总算答应了，可是会议举行的那天他又一次爽约了，令全班同学失望和遗憾。吉贤啊，你为什么要紧闭自己的心扉，老同学们可是都记挂着你啊！因为“同学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同学是情同手足的亲弟兄。” 特别是我，曾经有着与吉贤同窗六、七年的渊源，高中我们都是从拱墅区考入重点中学杭二中，大学又一起进入南京解放军外语学院，可谓同学加战友。

记得那天参加完吉贤同学的告别会，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吉贤当年的模样。小小的个子，浓浓的眉毛，小小的、聪明又略显不安分的双眼。他有很好的组织能力，据说小学还是初中就担任班长职务，历来自信、胆子较大。 记得到二中不久，一堂物理课上讲α粒子，恰巧吉贤的“肚中之气”不争气“出来游戏”，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吉贤也名至实归地荣获一个科技含量颇高的雅号—α（阿尔发），从此同学们都亲切地叫他α（阿尔发），习惯成自然，也显得一份和谐友爱，后来这个雅号还一直带到了南京。 吉贤人很聪明、精力旺盛，虽然读书用的功力至多只有七成，但学习成绩在高三丁这个重点班里还算不错。他人小巧，脑子灵活，最大的特点是一脑二用，特别喜欢看小说，各种各样题材的小说都有涉猎。不仅业余时间经常看小说，现在说说也没有什么，甚至在上课的时候，他都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偷偷地把小说放在桌子底下阅读，这有几个人能做到？连号称鹰眼的俄语老师胡淑珍都没有发现，可能是坐在第一排是“灯下黑”的缘故吧？而且他成绩也不差，书照背，题照做，考试照样通过。当时，我就坐在他的后面，算是看得一清二楚。与他相比我是甘拜下风，虽说也看一些闲书。因为学业较重，看得也不多，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些小说，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主旋律的文艺作品，比如《红岩》、《苦菜花》、《迎春花》、《三家巷》等现代革命题材的小说，要说四大名著都是以后才看的。 吉贤的口才很好，有时还能说出一些新奇又标新立异的观点，特别是政治课教授哲学的阶段，班里特别热闹，总是能分成甲方乙方，正方和反方，往往辩论得难分高下，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煞是热闹。辩论的课题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有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的，内因重要还是外因重要的问题。当时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辩论文章，对这两个观点在我们班中也有不同的拥趸。在我看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是个毫无意义的话题，管他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没鸡哪有蛋，没蛋哪有鸡？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结论。不过，大多数问题通过辩论，使我们能够较准确地掌握哲学的精髓，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印象中女生中吴倍莉同学是个辩论高手，男生中则是张吉贤、谢蒙照是枪手，每堂课都是唇枪舌剑，兵来将挡，好不热闹。我的口才不太行，当看客的时候多。至今，我还能记得吉贤当年在五爱堂教室中辩论的模样，略显冷峻、严肃的神情，嘴角略带着一丝狡黠的神清，很酷。

1963年12月1日晚上，在二中科学楼一楼的一个教室里，高三丁班团支部召开团员大会，通过了我和张吉贤入团。那天的会议至今难忘，我倒是很快就通过了，在讨论吉贤的时候，过程显得有点冗长，发言的人很多，好像有人认为吉贤有点骄傲自满等等，好在最后还是一致通过。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才结束，比现在有些地方入党还严肃认真。 吉贤是工人家庭出身，表现又不错，于是在高三那年被选为副班长，当然提名可能是实权老师定的。吉贤有较好组织能力，这从我的一篇日记中可以看出，在1964年10月去转塘狮子大队劳动的那天。我记载道：“昨天晚上睡得很好，直到早上一阵铃声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看看天还很黑，揉揉眼睛还想睡觉，但是时间的确是不早了。在“阿尔发”张吉贤的连声催促下，只得爬起来。吃完饭又等了一个多钟头，队伍才出发。我们班四十五人和己班排在一起，一路上我们每个人都干劲冲天，一个劲地跑着、走着。刚出来时很冷，到后来越走越热。..... ”看来张吉贤很有责任性，认真地履行副班长的职责。

1965年8月，我和吉贤一起通过高考进入位于南京的解放军外语学院。几年时间我们一起学习、一起下连队，可谓朝夕相处。特别是在江苏常熟一个连队当兵锻炼，令人印象尤其深刻。1966年的连队春节晚会完全是我们一起下连的同学策划组织演出的，晚会办得有模有样，生动活泼。其中有一个小组表演唱尤其受欢迎。小组唱《就要你的五好光荣花》，因为连队里没有女的参与，因地制宜全部改成了男的，我扮演了老爹爹的角色，张钰林男扮女装演老奶奶，徐大桩扮参军的小伙子，张济同扮大哥，张吉贤和张富岳因个子小演了小弟弟的角色。至今还能记得吉贤蹦蹦跳跳从队列里出来，嘴里唱着：“到了部队要给俺一朵花呀”，哥：“你要什么花呀？”；众：“你要什么花呀，小娃娃别打岔”，弟：“玫瑰牡丹俺们都不要，就要你的五好光荣花呀”“德儿那个要呼嘿，德儿那个要呼嘿，就要你的五好光荣花呀”。这支歌曲调欢快，朗朗上口，动作诙谐，演出效果非常好。

在部队的几年里，我们一起经历了四清、冗长无趣的文革，其中文革期间所谓“停课闹革命”，大家无所事事。令我印象深的是吉贤帮我学骑自行车，说来可怜，当年因没有自行车，快20岁了还不会骑自行车。他帮我扶着自行车，伴我在操场上飞奔了几天，虽然摔了几跤，总算学会了。那个时候吉贤也有过一段浪漫的宁沪线上的爱情长跑，迎来客往，虽说无果而终，但也伴他度过了一段好时光。1968年年底被下放连队，一年多后又被退伍，吉贤经历了与我相似的境遇。回杭州后，先是在杭州模具厂当工人，后经同学帮忙到书画社工作，后又幸运地调动到杭州科技局“条件科”工作，经营科研器材生意。科委的工作其实很稳定，我曾为单位在吉贤处采购过PC1500计算机、复印机以及配件与消耗材料。那时，我经常到科委开会或报送材料，顺便总是到他的办公室坐坐聊天，关系亲密而自然。

可是吉贤骨子里总有一股不安现状的想头，后来调动到浙江农大承担科研器材采购等工作。没多久他索性下海经商，从事科研器材的销售。他胆子大，敢于闯荡，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刚刚潮动的年代里，经受市场经济大风大浪的考验。我佩服他的勇气和魄力，但对他的这段经历，我不是特别清楚，我想做生意总归是有潮起又有潮落，这都是正常的。可就我的感觉而言，下海以后的吉贤就和我们有点渐行渐远，关系疏远了，因为几次同学聚会他都推脱不肯参加。 一次，定居海外的蒋岳英同学来杭请同学们一起吃饭，我打电话好心请他赴会，却无故被他一顿数落。从此，我们多年未曾联系，因为他以后搬家连电话都没有了，直到我们高三丁班的同学锲而不舍通过市有关部门寻找..... 如今，吉贤因病又独住，不幸过早离开了我们，我们感到非常悲痛。吉贤啊，我们430班和杭二中高三丁班的同学们将会永远记得你，因为你始终是我们中间的一员。

在十一位已然“光荣”的同学中，还有胡金良 、郑光华、 谢海宝 、施振中、 李增魁 、王晋南 、杨忠义 和安英山。

俗话说，人以群分，一个人不可能对众多的人都了解或交好。在一个集体中，只能有几个走得比较近，而大多数只能是泛泛交往。所以，我对其他这些同学也只能是大致了解。现我把自己所了解的回忆梳理如下：

图为施振中同学的遗照

回忆起上海施振中同学，不得不说说我们住在南京板桥学院里宿舍楼，我们住宿的宿舍楼被施君命名为牡丹江“五福楼”，这个名称当然源自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杨子荣与土匪的一段对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凃的蜡...最后一句“在什么地方，牡丹江五福楼”，从而引出了“五福楼”这个楼名。施君被大家尊称为“楼副”。 五福楼里的轶事施君中等个儿，胖墩墩的脸，白净的皮肤，戴着一副金丝边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模样。施君曾生过特殊的病，经过及时治疗恢复，但也留下一点后遗症。施君不知怎么的喜欢和我开点玩笑。有一次他把我的眼镜藏起来了，东寻西寻就是找不到。后来去问他，他说藏在“五福楼”里了，问他什么是“五福楼”，回答说是大痰盂罐或厕所，最后同学们帮助一起寻找，终于在楼下盥洗室走道上的一只大痰盂罐里找到。施君有严重失眠症，午觉睡不着，于是中午休息的时候收集了几只瓶子，每隔十几分就往水泥地上扔一只瓶子，往往把我们从瞌睡里拉回来。有一次把我的几双鞋子用鞋带统统绑在蚊帐杆子上，鞋子紧紧缠在一起。当然，这些都是记忆中的琐事与小事，是五福楼生活的小浪花。施君为人倒是蛮正直，看不惯爱吹牛说大话的人，他最喜欢与郑君抬杠。郑君是南京人，脸上的青春痘吓人，被人称为“蒙古包”，青春痘里流着血与脓。施君十分看不惯Z君的虚伪做作，常常与之打口水战，也赢得同学们的笑声一片......

时光荏苒，施振中离开学院后，在部队中倒是发展得不错，曾参加电影的拍摄，后官至省军区宣传处副处长，比430班的大多数同学都好。后来，他从部队转业回上海后，分配在上海国际展览公司任职，起初发展蛮顺利，后来一次出国展览，因为他社会经验不足，也可能是受人暗害，在人生道路上狠狠摔了一跤，以致年老退休后生活困顿，听说直至去世前不久才被落实政策。晚年，经受了疾病的折磨，同学们都很同情他的遭遇。

郑光华同学虽说有较多缺点，但他的英文水平较高，中学时期打下深厚基础，胆子比较大，敢于开口，不怕人笑话。

郑光华离校后在安徽合肥的部队锻炼，我曾在合肥见过他一面。后来听说复员回到南京，也听说过一些奇葩的传闻，不知真假。再后来就是听说他去世的消息，可叹“人生苦短”。

图为李增魁同学前几年在长城八达岭的一张照片

李增魁同学在430班中一向是个冲锋陷阵的角色，一口京腔，颇有一点领导气概。我最佩服他社交能力，能与在我们看来是高不可攀的首长有很好的关系，比如与板桥学院的傅政委关系非常好，在北京与军队里的高官也有深交，他曾展示过迟浩田将军的书法。李增魁回地方比较早，分配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作，经多年深耕有较深的根基。后期在工厂销售部门工作，作出了一定成绩。新世纪之处，因受工厂改制和市场环境因素影响而提前退休。退休后，他醉心于书法艺术，苦练篆体书法创作，经过多年苦练，练就了篆体书法技巧。他曾在微信中多次晒出自己的书法，询问同学们要不要他的书法作品。但是，篆体书法在我们大部分同学看来是妥妥的“阳春白雪”，同学们看不懂也不太喜欢，没有人成为他的粉丝，竟然也没有一个人索要他精心创作的书法作品。记得他早年来杭州时，曾送我一幅篆体书法作品，只是年份长了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

李增魁住在北京前门的一条叫做“打磨厂”的小巷里，记得好像是221号。房子已有许多年头，面积很小，但许多年来他舍不得搬迁，据他自己说是要给同学们留下一处熟悉的联络点。确实，多年来他为同学们提供了许多方便，大桩兄至今记得他曾为之代买了北京至呼和浩特的火车票。

胡金良是无锡江阴人，记忆中胡金良中等个儿，脸庞红红的，非常善谈，与同学辩论起来总是侃侃而谈，不慌不忙。上世纪80年代从部队复员分到无锡市人事局工作，是体制内的好岗位。我曾在无锡见过他一面，他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条件很好的宾馆，每日的房钱是七元，我的一个同事吓得不敢去住，再三劝说才去住了两个晚上。

可能是机关工作比较空闲，胡同学不是很习惯早九晚五的平淡生活，后来在经济大潮影响下下海，起初还行，听说凭自身能力盖起了三层楼房云云。后来却得到其生病去世的消息，我猜想是可能生活中遇到不顺，肝郁气滞而病，以至于英年早逝。

安英山被430的同学们唤作“小胖子”，矮个子，胖乎乎的脸，白皙的皮肤，脸上总是笑嘻嘻，说话轻轻的。助理员等很喜欢与他开个玩笑，捏一捏脸庞，说个笑话.....

1968年底，他和我一样，被分配至27军在苏州的吴江农场劳动锻炼，他和我在一个营，他是七连，我是九连。当时，三个连队的营房几乎是排成一条线，几乎是一座挨着一座。那个时候农场的生活十分艰苦，没有什么娱乐。空闲时间我常常去七连看望他，他的性格安稳，可谓是少年老成，耐得住气，从来也不走动。

1970 年，我早早退伍回家，他仍留在北方宣化坚守。期间我曾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但不知何故没有收到过他的片言只语，心中怀疑是不是看不起我，从此也就断了任何联系。后来，听说他提干担任了连队司务长，从事后勤保障工作。若干年以后，听说他转业进了首都北京，安应山鸿运当头竟然进了中南海，担任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再后来就是听到他因肥胖而中风的消息，最后自然是“光荣”了.........，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杨忠义来自河北农村，个子高高的，脸庞棱角分明，看上去很忠厚老实，牙齿有点扒牙。说起杨忠义，许多事都淡忘了，只记得他和我们一起去马鞍山步行拉练的往事。文革时期的1967年1月14日，天气非常严寒，我们在无所事事的境地中，感到无聊、无趣、无助！当时正好党中央提倡步行串联，于是，我们八个同学组织了一支短途的步行队伍，目的地就在离开我们学校很近的安徽马鞍山，大家雷厉风行，说走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这次短征，算是我们为今后去长征的预习。在我们这8个同学当中，其中就有来自河北的杨忠义同学。想当年他的步伐是那样有力，他的意志是那样刚强。

离开学院以后，我们就与杨忠义同学断了联系，前些年430班建立微信群才找到了他的线索。听说杨忠义复员以后在河北当地担任中学教师，后来不知生了一种什么病而去世，实属是英年早逝，颇为可惜。

上海谢海宝

对谢海宝的印象已比较模糊，也记不起当年的什么事。只记得他一次想回上海探亲，请假条写的“我想妈妈，妈妈想我”一句很有名，竟然在同学们中间传为笑谈，以致几十年之后仍记得。

2014年秋天，别离多年后我们在南京纪念进校五十周年的聚会上相遇，那个时候他已成了一位“养生专家”，谈起保健侃侃而谈，眉飞色舞，还热情地为感兴趣的同学开小灶讲课，传授养生知识。聚会后还拉起几个人，组织了一支到安徽旅游的队伍，我很佩服他的组织能力。世事难料，海宝同学在疫情施虐的时候不幸去世，令同学们感叹不已。

说实在的，王晋南同学比较神秘，和我们普通同学没有什么交集。“文革”期间一直在外面闯荡，学校里见不到他的身影。晋南是山西的一个地名，是他早年为革命牺牲的父亲以“晋南”这个地名为他取的名字。但是，具体的事情我们并不清楚，传说他是他父亲战友、原总参首长王新亭的养子，是同学们口中的“高干子弟”。

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自然也写不出什么东西，可能北京、南京的几个同学比较了解。

以上是我对430班已然“光荣”的十一位同学的一点回忆，以此来纪念我们进南京板桥军外院六十周年，共同怀念老同学，共同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

来源：峻峰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