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在南京沦陷时是如何拯救25万南京人的和其关键人生节点

摘要：1937年12月的南京，寒风裹挟着炮火与哭喊，这座千年古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浩劫。当无数生命在日军铁蹄下颤抖时，一位德国商人却毅然举起纳粹党旗，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旁的小院里，为25万中国难民撑起了一片“安全区”。他就是约翰·拉贝，一个被南京人称作“活菩萨”的外国

约翰·拉贝：南京沦陷时的“生命方舟”守护者

1937年12月的南京，寒风裹挟着炮火与哭喊，这座千年古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浩劫。当无数生命在日军铁蹄下颤抖时，一位德国商人却毅然举起纳粹党旗，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旁的小院里，为25万中国难民撑起了一片“安全区”。他就是约翰·拉贝，一个被南京人称作“活菩萨”的外国人，用日记记录暴行，用行动抵御野蛮，在黑暗年代书写了一段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传奇。

意外滞留的“南京好人”

1882年，约翰·拉贝出生于德国汉堡一个普通水手家庭，14岁时父亲病逝，他早早辍学打工，从学徒到职员，凭借勤恳与聪慧逐步积累人生经验。1908年，26岁的拉贝受雇于德国西门子公司，远赴中国拓展业务，此后的30年里，他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工作，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更爱上了这片土地的文化与人民。他在南京修建了带花园的住宅，与中国邻居和睦相处，甚至学会了用筷子吃鸭血粉丝汤，日子过得安稳而惬意。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西门子公司为保障员工安全，要求在华外籍员工撤离中国。此时的拉贝已55岁，本可带着家人返回德国安享晚年，但南京城内日益紧张的局势让他无法安心离开。“我亲眼看着街上的孩子背着小书包奔跑，看着老人在城墙根下晒太阳，他们是那么无辜，我不能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转身走掉。”拉贝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主动向公司申请留守南京，负责看管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的财产，而这个决定，也让他成为了南京大屠杀中无数难民的“救命稻草”。

随着日军逼近南京，城内的外国侨民越来越少，拉贝意识到，仅凭个人力量无法保护更多人。1937年11月，他联合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英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等22位外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主动担任主席。他们将南京城内一块约3.86平方公里的区域划定为安全区，涵盖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最高法院等机构，承诺为所有进入安全区的中国难民提供庇护。为了让安全区获得国际认可，拉贝多次往返于南京市政府与日本领事馆之间，凭借自己的德国国籍和纳粹党员身份（当时德国与日本为同盟国），反复与日军交涉，最终迫使日军口头承诺“不攻击安全区”。

安全区里的“生死搏斗”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随即在城内展开疯狂的烧杀抢掠，安全区成为了这座人间地狱中唯一的“生命孤岛”。从这天起，拉贝的生活彻底被难民的求助声、日军的敲门声和自己的日记填满。每天清晨，他都会被安全区门口的难民队伍吵醒，人们带着简陋的行李，眼神里充满恐惧与期盼，拉贝总是亲自上前登记，尽可能地让更多人进入安全区。最多的时候，这个原本只能容纳数万人的区域，挤下了25万难民，街道上、操场里、教学楼内，到处都是铺着稻草的临时床铺，空气中弥漫着汗水与消毒水的味道。

日军从未真正遵守“不攻击安全区”的承诺，他们时常以“搜查中国士兵”为由闯入安全区，肆意抢掠财物、侮辱妇女。每当这时，拉贝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前去，用自己的身体挡在难民面前，挥舞着纳粹党旗和安全区委员会的旗帜，大声斥责日军的暴行。有一次，几名日军士兵在安全区内试图拖拽一名年轻女子，拉贝见状立刻跑过去，将女子护在身后，用德语和日语反复强调“这里是安全区，你们不能这样做”。日军士兵看到他身上的纳粹标志，虽不情愿，却也不敢公然与德国盟友对抗，最终只能悻悻离开。这样的“对峙”，在南京沦陷后的两个多月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拉贝的住宅门口，也因此被难民们贴上了“拉贝先生府”的字条，成为了大家心中最安全的“避难所”。

除了阻止日军的暴行，拉贝还要解决25万难民的吃饭问题。安全区的粮食储备很快告急，他四处奔走，一方面向上海的国际红十字会求援，另一方面硬着头皮与日军司令部交涉，要求他们按照国际公约为安全区提供粮食。为了节省粮食，拉贝自己每天只吃两顿简单的饭菜，有时甚至和难民一起喝稀粥。他还组织难民成立了“互助小组”，让有劳动能力的人帮忙做饭、打扫卫生、照顾老人和孩子，在绝望的环境中营造出一丝温暖与秩序。

在保护难民的同时，拉贝从未停止记录日军的暴行。他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笔记本，每天晚上不管多累，都会在烛光下写下当天的见闻，详细记录日军杀害平民、强奸妇女、焚烧房屋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经过。他还收集了大量难民的证词、日军暴行的照片和实物证据，甚至冒险拍摄了日军在安全区外屠杀平民的影像。“我必须把这些事情记下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些罪恶不能被掩盖。”这本日记，后来成为了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重要证据，被称为“拉贝日记”。

被遗忘与被铭记的一生

1938年2月，随着南京局势略微稳定，拉贝因身体原因和公司调令，不得不离开南京。离开那天，数千名难民自发来到安全区门口为他送行，人们举着写有“感谢拉贝先生”的牌子，有的甚至跪在地上，泪水湿透了衣衫。拉贝看着这些曾经被自己保护过的人，也忍不住流下眼泪，他承诺一定会把南京的真相告诉全世界，让日军的暴行受到惩罚。

回到德国后，拉贝立刻整理了自己的日记和收集的证据，多次向德国政府和纳粹高层反映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但当时德国正与日本处于同盟关系，为了维护两国的外交利益，纳粹政府不仅拒绝接受拉贝的证词，还禁止他公开发表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言论，甚至没收了他的部分日记和资料。此后，拉贝的生活逐渐陷入困境，他因“涉嫌反日”被西门子公司解雇，只能靠变卖家中物品维持生计。二战结束后，由于他曾是纳粹党员，又被盟军逮捕入狱，虽然最终因没有参与纳粹暴行而被释放，但生活依旧窘迫，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

1948年，拉贝的困境被曾经在南京安全区工作过的外籍人士得知，他们立刻向国际社会发起募捐，曾经受到拉贝保护的南京难民也纷纷捐款，帮助他渡过难关。1950年1月5日，约翰·拉贝在德国汉堡病逝，享年68岁。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他的事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人们遗忘，甚至在德国本土，知道他的人也寥寥无几。

直到1996年，拉贝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女士在整理家族遗物时，发现了那本被尘封了近60年的“拉贝日记”。这本日记详细记录了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期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共计277页，包含了大量一手资料和数据，一经公布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轰动，成为了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铁证。此后，拉贝的事迹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历史教科书、纪录片和文学作品中，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位在南京沦陷时挺身而出的“德国好人”。

2009年，南京市政府在拉贝当年的住宅旧址上修建了“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馆内陈列着拉贝的日记原件、照片、生活用品以及难民的证词，每年都有大量中外游客前来参观，缅怀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2013年，拉贝被追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特别贡献奖”，他的名字被永远刻在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国际友人纪念碑”上，与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伸出援手的外籍人士一起，被南京人民永远铭记。

约翰·拉贝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最黑暗的时刻，用自己的勇气与善良，为25万中国难民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他不是军人，却比许多军人更勇敢；他不是中国人，却比许多外国人更热爱这片土地。他用行动证明，人道主义不分国界，善良与正义是人类共同的信仰。如今，南京的街头早已恢复了和平与繁华，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1937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有一位名叫约翰·拉贝的德国商人，曾在这里为无数生命点亮过一盏明灯。

约翰·拉贝关键人生节点：

1. 1882年：约翰·拉贝出生于德国汉堡一个普通水手家庭，家庭环境为其早年坚韧性格的形成奠定基础。

2. 1896年（14岁）：父亲病逝，拉贝被迫辍学，开始打工谋生，先后做过学徒、职员，在社会历练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与工作经验。

3. 1908年（26岁）：受雇于德国西门子公司，远赴中国拓展业务，自此开启与中国长达30年的羁绊，先后在京、津、宁等地工作。

4.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西门子公司要求在华外籍员工撤离，55岁的拉贝主动申请留守南京，负责看管公司财产，为后续守护难民埋下伏笔。

5. 1937年11月：联合明妮·魏特琳、罗伯特·威尔逊等22位外籍人士，发起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划定约3.86平方公里区域作为难民庇护所。

6.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拉贝带领委员会成员坚守安全区，开始阻止日军暴行、保障25万难民基本生存的艰难历程，期间多次与日军交涉、对峙。

7. 1937年12月-1938年2月：每日坚持撰写日记，详细记录日军屠杀、强奸、抢掠等暴行，同时收集难民证词、照片等证据，形成后来的“拉贝日记”核心内容。

8. 1938年2月：因身体原因及公司调令，被迫离开南京，数千难民自发送行；返回德国后，整理证据并向德国政府反映日军暴行，却遭拒绝与言论封锁。

9. 1938年后：因“涉嫌反日”被西门子公司解雇，生活陷入困境，只能靠变卖物品维持生计。

10. 二战结束后：因曾是纳粹党员被盟军逮捕入狱，后因未参与纳粹暴行获释，但经济状况依旧窘迫，温饱成忧。

11. 1948年：困境被南京安全区旧同事及曾受助难民知晓，国际社会与南京难民发起募捐，帮助其缓解生活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