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民族抗战提供战略保障 | 地质人的抗战史诗

摘要：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地质资料专题展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开幕。《中国自然资源报》围绕专题展推出系列报道，充分展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质工作者心系民族存亡，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凭借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编者按：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地质资料专题展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开幕。《中国自然资源报》围绕专题展推出系列报道，充分展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质工作者心系民族存亡，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凭借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探寻重要矿产资源，助力军工民需，支撑持久抗战的伟大抗战精神。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作为全民族抗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等为代表的地质矿产领域的抗战，也是镌刻在民族抗战史上英勇、光荣、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国矿产资源遭侵略者疯狂劫掠

自甲午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以地质调查为武装侵略和掠夺我国矿产资源的重要手段，大肆搜集情报。这一系列行径暴露出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我国矿产资源的侵略野心。

1938年，南桐煤矿总厂全景。

资料记载，甲午战争至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南部开展矿产调查，相继勘测了山东长山列岛、辽宁海城大石桥镁矿、山东淄川煤矿、辽宁本溪铁矿、辽宁辽阳铁矿、辽宁本溪煤田、台湾油田等。1920年, 日本编写了《支那矿业情报》，向北满扩张调查并强占我国青岛及周边矿产资源。

日本在东北开展资源调查的同时，还将罪恶的触手进一步伸向我国热河、华北地区。日本侵略者编制的《布鲁台—包头—五原及包头—百林庙—归绥间路线地质图》，图中详细记录了沿途地质地形特点，圈定了阵地预设地点及其他军事行动注意事项。1933年，关东军特务部《热河资源调查第二班报告书》内容涉及热河地区的矿产、农业、畜产、经济和行动日志。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组织大规模的国防资源调查队，扩大对东三省地质勘查工作的同时，还加强了对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地质调查。内容详细记录了在地质勘查过程中所发现的情况，包括地形、交通、水系、人口、经济、政治、治安和给水等方面，对未来日军阵地布设和取水提出建议。这些都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实施和延续提供了地质基础信息。

1932年9月，日本侵略者强行与伪满洲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须的矿业权的协定》，使其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行为合法化。从1935年开始，日本“驻屯军”组织专门人员在我国华北地区开展大规模矿山摸底调查，为战时掠夺资源做足前置工作。1935年编制的绥远地区地质调查报告“兵要地质”部分，就为1936年中日绥远作战提供了军事准备。

抗战期间地质机构西迁

抗战爆发前期，根据国民政府的安排，中国地质调查部门沿长江、平汉线、湘鄂线等交通干线，开展煤炭资源调查，为建立内陆地区工矿业和战时东部沿海地区工矿业内迁做好准备。

抗战爆发后，大批地质学家随地质机构迁往后方。

地质调查所重庆北碚旧址

中央地质调查所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组织最健全的从事地质调查与研究的全国性机构，为中国地球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战火的侵袭，1935年冬，中央地质调查所从北平迁往南京珠江路942号新址，后又被迫辗转于长沙，最终落脚在重庆北碚。

盛莘夫曾在向翁文灏提交的《南京沦陷后地质调查所等处情形报告》中，记述了日寇在南京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

李四光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1月的上海闸北宝通路。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所属13个研究所中成立最早的单位，办公地点从最初的上海几经辗转，1933年底迁入南京鸡鸣寺新建大楼。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李四光率地质研究所从南京辗转江西庐山、湖南长沙、广西桂林，1945年迁至重庆小龙坎黄葛湾。

地质战线的“资源抗战”

翁文灏分别于1937年10月和12月发表《告地质调查所同人书》和《再致地质调查所同人书》，动员地质学家们寻找矿产资源、支持抗战。他要求集中力量寻找国家急需矿产，并尽可能以简明扼要快速的方式提供给国家开采。他说：“我们决不做敌国的顺民、亦不加入任何附敌的组织。科学的真理无国界，但科学人才、科学材料、科学工作的地方，都是有国界的。”“我所同人务必全体衷心爱国，切勿做汉奸，切勿附敌国，为中国做好国民，亦是为本所取到好名誉。”

在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中，面对后方急需矿产资源的迫切要求，地质战线的先驱心系民族安危，根据战时需要，编写了大量简洁明了的战时应急调查报告，如“急就报告”“地质简报”“临时简报”，直接指导矿产资源开发。他们坚持开展调查工作，发现了一大批具有工业开发价值的矿产资源，为战时矿业开发利用、保障后方经济运行、坚持持久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我国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军火物资，急需相当数量的外汇。加大黄金勘探与开采，成为解决外汇来源的重要手段之一。

从1933年开始，地质战线的工作者在华中、华南和西部地区沿交通线和大江大河开展工作，特别是在战时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大量有针对性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找到了金矿、铁矿、钨矿、磷矿等重要战略资源。他们在我国江西、云南、青海、甘肃等地区加大金矿、钨矿，锑、锡、汞等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发，使之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并输往国外，以换取外汇购买军火物资，为抗战提供经济支持。全国地质资料馆收藏的《江西会昌县铁山垅、十六公山、黄砂、隘上钨矿》《江西泰和小龙、兴国县覆笥山钨矿》《江西赣县白石钨矿、笔架蛤湖岽钨矿》就是此时期形成的地质报告；其收藏的《开采中国西南金矿计划》和《资源委员会湖南金矿探采队沅陵县柳林汉金矿采矿工程处二十八年度事业工作计划书》，也反映了当时开采黄金的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地质调查工作不仅为抗战提供了煤炭、铁、铜等矿产资源保障，也为抗战时期的公路建设、水利设施建设提供支撑服务，为战时生活、生产提供物资保障。

为确保社会安定和工业生产，地质工作者在大后方紧急寻找煤炭资源。对以前多为空白的西部各省开展精密测勘，调查了煤矿、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矿藏，发现了大批具有工业开发价值的矿产资源，扩大了对矿藏储量的认识。在《四川的煤炭问题》中，李春昱分析了四川煤田分布和煤业现状，提出了增产建议和用煤分配意见，认为“四川煤矿之储量，供给四川之消费，即使工厂更倍今日，使其全体开工，在近数十年内，亦绰有余也”。

1942年，玉门油矿提前实现年产汽油180万加仑的计划目标后，全矿欢腾庆祝。

而彼时在四川开展的油气调查和玉门油田的发现与勘探开发保障了大后方能源供应，缓解油荒支持了抗战。其中，玉门油田开发中更凸显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延长油田拆卸设备运抵酒泉满足勘探急需。翁文灏日记中也曾记录其拜访周恩来请求帮助开发玉门油田。

同时，南桐、东林等煤矿的投产，为重庆钢铁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煤炭，支撑起大后方的兵工厂生产。地质工作者在云南、四川等地发现大批铁矿，为内迁工厂提供了大量原材料。四川綦江、涪陵、彭水、威远等铁矿，“经过数度调查，供给了抗战期间四川所需用的铁砂”，为制造军火、机器、农具及各种器材提供了原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