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月26日，由上海市文联、上海市作协和上影集团联合主办的黄宗英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此举行。电影、文学、评论等上海各界文艺工作者相聚一堂，回顾黄宗英跨越银幕与文学的璀璨人生，继承和发扬她留下的艺术瑰宝与精神财富。

9月26日，由上海市文联、上海市作协和上影集团联合主办的黄宗英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此举行。电影、文学、评论等上海各界文艺工作者相聚一堂，回顾黄宗英跨越银幕与文学的璀璨人生，继承和发扬她留下的艺术瑰宝与精神财富。

在座谈会嘉宾发言环节，10位嘉宾先后发言，从不同角度回忆与黄宗英同志交往、交流、合作的往事，评价了黄宗英同志的人品、艺品、文品，以及她在中国影坛、文坛的价值、影响和地位，从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还原了这位著名表演艺术家、女作家的艺术成就、文化追求和精神风范。

这里为大家分享嘉宾们的发言摘要——

纪念辉煌 融入当下

任仲伦

上海市文联原副主席、上海影协原主席

上海文艺界有一个好传统——为曾经铸就辉煌的艺术家举办纪念活动，这是表达致敬、践行传承，这是为了延续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筋脉。

黄宗英是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报告文学作家。她的表演艺术始于话剧舞台，1942年凭借《甜姐儿》红遍上海，后来转向电影领域，在《乌鸦与麻雀》中塑造余小瑛，通过轻浮与凶蛮的交替演绎，让这个市井角色充满人性的复杂；在《家》中饰演婚姻不幸的梅表姐，将巴金笔下的悲剧女性刻画得入木三分……她成功地塑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许多代表性形象。

作为演员出身的作家，黄宗英的文字随性自然，富有原生活力。《大雁情》讲述植物园科学家的遭遇，悲凉且悲壮；《小木屋》追踪生态学者在西藏的科研历程，温馨且温情；《美丽的眼睛》以诗意笔触赞美医务工作者，倾情且倾心……她以报告文学为载体，记录时代脉搏，描述人物命运，成为记载中国当代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的重要文本。

我最后一次与黄宗英的交流，是2015年8月上海举行的“纪念赵丹百年诞辰座谈会”。黄宗英讲到，赵丹是戏痴，一进入角色，谁跟他说话都听不到。筹拍《武训传》时，赵丹穿着破棉袄，在家蹲在地上吃饭，黄宗英让他上桌吃饭。赵丹回答：“现在上桌吃饭，我在戏里就找不到在地上吃饭的感觉了，就不知道袖子搁在哪里了。”黄宗英藉此道出了所有优秀艺术家的本性——那就是对待艺术的“纯粹性”。我认为，在当下科技理性和商业欲望日益抢占人们精神领地时，保持这种艺术创作的“纯粹性”是必要的。

黄宗英与众多优秀艺术家一样，以精湛的演艺和精妙的文字，诠释了艺术与生命的共生共存。电影《寻梦环游记》有句经典台词：“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我想说，上海这座城市没有遗忘他们，没有遗忘这些铸就艺术辉煌的艺术家们！他们的艺术成就载入史册，他们的艺术精神融入当下。

黄宗英老师的“硬气”

简平

上海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

今年是黄宗英老师一百周年诞辰。我想，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对她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的追怀了。

我觉得在黄宗英老师的身上，是有一种“硬气”的。如果没有这种“硬气”，她就不会写出报告文学名作《小木屋》。当时，她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几次进入藏区，跟随植物生态学家徐凤翔和她的团队进行科学考察，在氧气稀薄、物资匮乏、生活艰难的高原，黄宗英住了很长一个时期帐篷，后来又带着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摄制组前去拍摄，最终为徐凤翔实现了“小木屋”的梦想，在藏东南建立了一座高原森林生态定位观测站。为了进藏写作和拍摄，黄宗英甚至写下了遗嘱。这就是她的“硬气”，也就是她对文艺创作必须深入生活的态度，她说：“不全身心投入生活，又哪里来真实与较深的体验？”

无论在事业还是在生活上，黄宗英老师都是一个不断尝试自我超越、不停“折腾”的人。我认为与这种“硬气”有直接关系。她为文学、为自己、为别人尝试着多种的可能性。她本来好好地做着演员，居然去当了剧影工作者协会托儿所的所长；本来好好地做着所长，后来有感而发去当了编剧，写了第一部电影剧本《平凡的事业》；本来好好地做着编剧，结果又不想受虚构的束缚，而去写非虚构的报告文学，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本来好好地做着专业作家，结果又站上了潮头，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下海创业，构想让“天下”“都乐”……她有着一个打不败的人的勇气和底气，她说：“我有过消沉，但现在我会坚强。”

我想，如果没有这种“硬气”，她的生命或许不会有这么长。华东医院曾多次下过“病危通知”，但她好几次都挺了过来。动了肠道大手术后，她的身体非常难受，可她不叫不哼，用阅读来抵御。两三年后，她又因肺炎和心衰被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浑身插满管子，但她凭着强大的毅力接受了治疗方案，居然奇迹般地恢复了。

2019年3月26日，我和黄宗英老师多年的编辑朋友彭新琪一起去探望她。她让保姆对我们说，先等她一会，原来，她要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让朋友们看到她最好的一面。当时她穿着红色羽绒服，脖子上戴了一条淡色的丝织围巾——这不只是为了装束上的搭配，更为了掩盖左颈处的输液埋管。那天，我们没有聊过一点生病的事，她说她胃口很好，于是很开心地吃了我们带去的一块起司蛋糕。

那天，黄宗英老师还跟我提了两个愿望。她就像个孩子，很委屈地拿出一个本子，让我看她写的一页日记。上面写着，单位春节慰问时只送了她“三个苹果三个梨七个香蕉十几个小橘子，这就是我一年的福利”。她让我替她跟她所在的单位去说说，我便去说了。单位领导解释道，我们还送了其他新年礼物呢，这些水果只是一位工作人员个人送的。我去跟她解释了，原来是保姆忙得忘了跟她说了这件事，她听后就释然了。

还有一个愿望，我没能帮她实现。导演彭小莲拍了一部电影《请你记住我》，她宝刀不老，再上银幕，小莲在影片上恭恭敬敬地打上了“主演：黄宗英”的字幕。黄宗英老师没看过全片，就让我跟小莲导演说一下，请她刻录一张光盘。然而，那时的彭小莲已进入生命的倒计时，两个多月后便离世了，于是这件事成了一件永远的憾事。

我想，黄宗英老师身上的这种“硬气”，是一种精神、一种品质，是对事业的忠诚、对生活的热爱、对创作的激情，这是我们每一个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人都应学习和继承的。

黄宗英的报告文学

朱大建

《上海纪实》电子刊主编、

《新民晚报》原副总编

上海文坛有着深厚的报告文学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夏衍创作了影响很大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塑造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女童工“芦柴棒”的人物形象，发挥了报告文学轻骑兵的巨大作用，激励起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到了60年代，全国掀起了报告文学的写作热潮，大批作家响应党的号召，深入现实生活，撰写了大量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风貌、人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黄宗英就是上海乃至全国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她秉承老一辈作家的务实精神，通过长期深入一线采访、体验生活、认真写作，创作并发表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例如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特别的姑娘》，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丫扛大旗》，为读者介绍并塑造了下乡知青优秀代表邢燕子、侯隽的人物形象。改革开放以后，黄宗英更是激情满怀，用真诚的心和炽热的笔写出了《大雁情》《橘》《小木屋》等一大批歌颂科学家奉献精神的报告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大雁情》写了植物学家秦官属的坎坷经历和坚持，《橘》写了柑橘专家曾勉执着地实现他的理想，《小木屋》写生态学家徐凤翔在西藏高原的科研生活。她的作品以真挚的情感、理性的思索、细腻的笔触、浓郁的诗意、优美的文字打动了大批的读者，犹如刮起一阵旋风，引发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关注，被人们争相阅读、讨论，而且多次获奖。黄宗英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就如她塑造的银幕形象一样，是当代文学的经典，因其继承、弘扬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中国作家的爱国主义情怀，真实而又艺术地反映了新时代科学家、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和思想情感，值得我们阅读欣赏和学习借鉴。

我的几次拜访

佟瑞欣

上海影协副主席、上影演员剧团团长

宗英老师是我们所敬仰的前辈表演艺术家，她在《乌鸦与麻雀》《家》《丽人行》等影片中塑造了不同性格、不同身份的女性形象，为上海电影和电影观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宗英老师虽然很早就调入了上海作协，但她与上影演员剧团的联系，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她始终关注、关心、关爱着上影演员剧团和中国电影事业。

我在担任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之后，曾多次拜访了宗英老师。

2017年，上海电影表演艺术协会要为一批电影表演艺术家制作手印，我去华东医院拜访了宗英老师。直至今天，她的手印还安静地平放在剧团的小院。

2018年，剧团策划在巴金故居举办“声·影——巴金萧珊作品诵读会”，我立即想到宗英老师，于是请她为朗读会题词。宗英老师用颤巍巍的手，非常谦虚地写下了“我从梅身上学到很多好的东西”；同时还为我写下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赠瑞欣贤弟”以表示对我们举办的公益微电影节的支持。

2019年，剧团要为赵丹老师塑立一尊铜像。我又拜访了宗英老师，希望她在铜像下方写一句话——就是赵丹老师说的“艺术家要给人以真、以美、以幸福”。宗英老师当即表示赞成，亲笔写下了这句话。这句话让赵丹老师的塑像有了可咀嚼的文字、有了可朗读的“声音”。

宗英老师不但本人演艺精湛、精益求精，更以精深、敏锐的艺术直觉当了剧团很多演员的“伯乐”。据剧团前辈宏霞老师说，她的出道就是宗英老师推荐的。海燕老师也说，她的写作是宗英老师教的。宗英老师平时说话不多，但一开口，言语、音调都流露出对剧团、对电影、对文学、对同道的关心。因为宗英老师，中国的影坛和文坛都多了一份美丽、幸福与洒脱，每当想起宗英老师，我们都会为她而感动、感怀而感奋。

热爱生命的爱美之心

王雪瑛

《文汇报》高级编辑

她的人生是一部丰富的戏剧。热爱生命是戏剧展开的动力，勇敢追梦是演绎让人心动的剧情。她说，“从小我没想当演员却当了演员，没想当作家却当了作家”。她从明星到作家，她的人生在时代的激流中穿越，她的人生是勇敢而美好的实践。

1941年，16岁的她主演个人首部话剧《甜姐儿》，随后她在电影《丽人行》《乌鸦与麻雀》《家》等电影中都有出色的表演。20世纪80年代，黄宗英以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大雁情》《小木屋》等惊艳文坛，以清新、质朴的韵致，细节丰富的写实笔触吸引着读者。

《小木屋》是黄宗英报告文学的代表作。1982年，她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入藏，走访了藏南藏北后，留在西藏跟随女生态学者徐凤翔做野外考察。她用心用情创作了三万字的报告文学《小木屋》，1984年，她又随中央电视台《小木屋》摄制组再度进入西藏拍摄纪录片。1990年，黄宗英出任大型纪录片《望长城》外景主持人。年逾花甲的她与摄制组一起追随着古长城，辗转跋涉于草原和戈壁，在不同的地形地貌中勇敢地展现生命之美、文化之美。

20世纪90年代，我在上海作协的办公室与宗英老师相遇，年少青涩的我鼓励自己，向她约稿。年过六旬的她依然是我心中丰姿绰约的梅表姐。她在电影《家》里塑造的梅表姐触发了不同代际的观众，对于女性命运，女性之美的理解。她告诉我，不同的机遇与场合，她都会提笔写作，“我参加剧团的对外演出，演出就得有幕间串联词，那时候没人写，没人写我就写”。多才多艺的她就这样一路写来，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电影剧本，她写成了文学多面手。

八十多岁的她住院期间，依然坚持背诗词，前些年她在北京听电台，学英语。她说，“青春的节奏还在我心中跳跃，未来的蓝图依然盘旋在我的头脑，儿童般的好奇也并没有把我抛掉，追求新知识那股劲头我也不输学生年少……”她还坚持写日记和随笔，把这些短文命名为“百衲衣”，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发表。2017年新年伊始，92岁高龄的她收获了珍贵的新年礼物：李辉选编的《黄宗英文集》四卷本，她以不同的文学体裁叙写着丰富的人生长旅中的相遇与感悟，给我们留下了个人与时代的剪影。对于她，阅读与写作是永远的挚爱，长久的伴侣。不管耄耋之年病痛缠身，她始终坚守心中梦想，不虚度人生四季，她期望着与观众、读者真情对话、心灵交流。

在AI时代，从个人真切感受里生长出的文字，变得越来越珍贵。而黄宗英让我们读到的就是从她的人生体验中生长出的文字，带着她的个性魅力，没有套路化的语言模式，透出水灵灵的生命气息，来自一颗热爱生命，爱美之心的创造。

为宗英老师的声音“立传”

秦来来

上海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

1943年，黄宗英主演的喜剧《甜姐儿》风靡上海滩，娇美、妩媚的大小姐形象深入人心，从此“甜姐儿”就成了她的雅号。上海人说话是不带“儿”化音的，所以上海人通常不叫她“甜姐儿”，而是叫她“嗲妹妹”。

直到宗英老师晚年，她身上那种特殊的娇弱、妩媚依然存在，还是那么的“嗲”，还是那么的“作”。

宗英老师的艺术人生是辉煌的，也是坎坷的。她拍的影片不多，却为大家留下了《追》《幸福狂想曲》《乌鸦与麻雀》《家》《聂耳》等印象深刻的艺术形象。她是才女，虽然自谦“业余作家”，却以优秀的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小丫扛大旗》《大雁情》《八面来风》《星》和《小木屋》等享誉文坛、名扬社会。

虽然宗英老师嗓音极佳，但她纯以声音所塑造的形象，尤其是她自己的形象，还是一个空白。2007年，在延安西路上的一个养老院里，我们拜访了宗英老师，希望能为她制作一个自述性的谈话类节目。82岁高龄的宗英老师，依然清秀美丽，依然笑容亲切。自从住进养老院后，她一直平静地生活，看书、写作，享受生命的快乐和爱好的乐趣。天真的心灵，执着的追求，不仅是她表演和写作的动力，而且是她生命和生活的底蕴。所以宗英老师从不说自己老了，从不说“晚年”或“余年”，即使生命哪天会突然地消失，她也从不提起。

听了我们的来意，知道了有许多关心她、想念她的听众，宗英老师略作思考，便爽快地接受了。

就这样，在后来的十多天里，我们与宗英老师有了多次访谈的机会，开始了用“声音”给宗英老师“立传”的进程。谈着谈着，我们把节目的名称定为了《追》。我们迈着“追”的步伐、作着“追”的访问，制作了“追”的节目。节目里，宗英老师用她的从容和淡定，娓娓谈着“追”的话题，谈着她对美丽人生的理解、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对文学艺术的信仰和追求……

经典角色 穿越时光

——黄宗英在20世纪40年代

电影作品中的表演艺术

谈洁

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20世纪40年代是黄宗英电影表演生涯的起步期，也是她在电影艺术上的丰收期。她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可感，又具有现实意义，能得到大家的共鸣；她秉持的创作精神至今更有启示作用，能给予大家以营养。下面，关于黄宗英在40年代电影作品中的表演艺术，我简要归纳几个方面：

一是气质清新独特、知性淡雅。当年影坛的女明星，可谓众星璀璨，黄宗英可能算不上是最明艳靓丽的那一个，但高挑的身材、清秀的面容、知性淡雅的气质，使她独树一帜。黄宗英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知书达理，加上从小演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因而能将知性与感性、淡雅与家常结合得很完美。关于这点，黄宗英自己也有总结。她1946年拍摄了自己的首部电影《追》，次年就把自己求学演戏的所思所感，自己的表演优势和不足之处写了下来，用《寒窗走笔》的标题于《文汇报》连载。值得一提的是，从影伊始，直到息影从文，黄宗英都以清新的文字、知性的文学伴随自己的一生，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影坛是很少的。

二是角色塑造力强、银幕形象反差大。黄宗英演技精湛，能够驾驭多种类型的角色，从富家小姐、泼辣情妇、军官太太、教师职员到党的地下工作者，跨度极大，各自鲜明，形神毕肖，深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这是因为她的表演扎根生活、关注现实、追求进步，因而避免了当年荧幕表演的“同质化”“脸谱化”现象。比如在《乌鸦与麻雀》中，她饰演余小瑛，时而妖媚轻浮、时而凶神恶煞，对角色的理解、对细节的把握、对分寸的控制，准确地演出了一个国民党军官的情妇寄人篱下的生存境遇和为虎作伥的心理特征，充满了真实感和层次感。她的表演，正如学者饶曙光所说的——让人在回味中感受到表演尤其是人物塑造的“言有尽而意无穷”；而在不凡演技的背后，是黄宗英对生活的积淀、对人性的感悟。

三是真实自然、内敛含蓄的艺术风格。黄宗英16岁开始演戏，得益于话剧舞台的锤炼，因而功夫老练，气息顺畅，演来一气呵成。在电影镜头前，她做了很多的减法，收敛舞台表演痕迹，着力展现生活化的一面。她的肢体生动连贯、台词自然流畅、情感层次清晰、情绪控制精准，擅长用细微的表情、细小的动作精准地传递角色的心理活动和情感起伏，很好地配合了电影的镜头特性（尤其是特写），形成了真实自然、内敛含蓄却有力量的表演风格。仍以《乌鸦与麻雀》为例，在得知自己的靠山失势时，她并没有激烈地哭闹，而是“端杯子的手微微发抖”“眼神从得意转为慌乱”，通过眼神、嘴角的微颤、手部的小动作，让人物的恐惧跃然于观众眼前。

我认为，黄宗英表演风格的形成，是时代背景、个人经历与艺术实践三者深度融合的结果。她的表演既扎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印刻着个人的成长轨迹，更得益于名师指点提携、自身勤奋努力以及跨领域的文化艺术积累。上述三点，我们可通过她塑造的李新群形象来归纳——她手持书卷、笑意盈盈、沉着机敏，虽然动作不大、出场不多，但这一进步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女性形象，却成了无数女性观众理想化的投射，彰显了时代女性的风采。《丽人行》片尾，黄宗英以一段振奋人心的演讲号召大家做时代的新女性：“死缠着男人不放，迟早要让男人给摔死！”她说梁若英“到底是个有思想、有灵魂的女子……”，李新群是，黄宗英更是。因此，黄宗英在40年代影片中的表演，从当下的创作到现今的社会，都仍具有强大的启示价值和现实意义。

经典的角色会穿越时光，照在我们当代人的身上。

好文章是用脚写出来的

杨晓林

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

黄宗英的中篇报告文学《大雁情》，1979年在《十月》第1期首发，11月3日被《光明日报》转载。1981年获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77—1980）。时过46年重读此文，如饮陈酒佳酿，深感“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所言不虚。我想通过对这篇作品的分析，就可见黄宗英文学创作的思想、情感、功力与风格之一斑。

首先是强烈的责任感与问题意识。黄宗英的创作深刻而全面地贯彻了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她关注时代、关心现实、关怀人民群众生活，所写无不缘事而发、“裨补时阙”。《大雁情》通过西安植物园的助理研究员秦官属，在洛南县开展“丹参野生变家种”的研究工作中的经过，真实而细腻地写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情，至今读来依然真切可感，其责任感和问题意识闪耀于字里行间，令人敬佩而又感动。其次是严谨的调研性与务实作风。正所谓“好文章是用脚写出来的”，为写好《大雁情》，黄宗英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深入生活，耳闻目睹秦官属的工作，扔下小家庭、奔波山沟里，经过十年努力，最终实现了丹参种子繁殖、人工种植和品种纯化三大目标。可以说，黄宗英文章里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有现实依据和生活感受的，都是她的摹写和提炼的结晶，因而读来不会过时，依然生动鲜活。

其三是温暖的亲和力与叙事手法。《大雁情》结构严谨、裁云剪水，内涵丰厚、用笔经济，尤其是把人和事写得一波三折，不是小说，却如小说那样引人入胜，前波未平，后浪又起，使读者兴致盎然，欲罢不能，一万八千字的文章一口气读完。回头看来，其中悬念自然而结、自然而解，主题自然而生、自然而发，蓄势、起势，堪称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在极强的可读性的背后，是她一颗温暖的人道主义者的心，是她一支亲和的贴近民众的笔。

一朵有大爱的云

曹可凡

上海视协副主席

黄宗英老师给我的印象，第一是“痴”，无论做演员，演舞台剧还是拍电影，包括后来写作，她始终有一种痴情。她的演绎经历大家已经说了很多，其实她对待写作也是这样，她因为写《小木屋》常年在高原地区体验生活，对身体造成极大损伤，血管严重畸形，甚至护士要去小儿科找那种最细的静脉针来才能给她输液。这是她执着于文学创作的痴情。

第二是“爱”。在《乌鸦与麻雀》里，她饰演的余小瑛这个角色原定是上官云珠演的，她演的是华太太。但是上官云珠觉得过去演过不少交际花角色，提出跟宗英老师互换，宗英老师欣然答应。由此，宗英老师的这种善良和大度，使我们今天看到了两位女演员塑造的更多人物风格，而宗英老师在人物塑造上也有新的突破。黄宗英对待前夫程述尧与上官云珠婚后生下的儿子韦然，如同己出，两人始终情同母子，宗英老师生命最后阶段，韦然像亲生儿子那样侍奉左右。这种爱不仅是表现在她对上官云珠的儿子，也包括对周璇的孩子以及赵丹跟叶露茜的女儿赵青。赵青小时候并不热衷甚至有点抗拒舞蹈，是黄宗英陪着赵青去参加舞蹈训练，自己还买了一套练功服跟赵青一起学。所以赵青说，没有宗英妈妈的这种爱，她不可能成为舞蹈家。她还当过托儿所所长，对很多影二代给予了深切的关照，对孩子们付出了她的大爱。她还曾经跟我说过，她特别想录一套音频，给孩子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让孩子们得到一种美的体验。

我问过宗英老师，你和赵丹平时会吵架吗？她说，我们两个个性都很强，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但是，只要赵丹遇到了困难，我坚定地站在他一边。她在很多地方也说过，“我在每一本文集里都会写到阿丹，只要我有一口气，我要永远说阿丹”。每次想起宗英老师，都会想起她的一头白发。白发就像是天上的云朵，她也说自己是属云的人，她的一生就像一朵云，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职业跑到另一个职业……似乎漂泊不定，但始终有这样一种能力和魅力，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跨媒介的创作者

郑大圣

上海影协主席

今天我们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专家围坐在一起各抒己见，才能够几近完整地描述黄宗英女士的形象。大家津津乐道于她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做报告文学、拍纪录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惊奇地发现她是一位现代性的创作者、艺术家，今天我们也管这个叫跨界艺术家、跨媒介创作。而黄宗英女士超前那么多年，以她的好奇心和勇气，不断地探求探险。所以，她的艺术创作的轨迹是如此的斑斓，就跨媒介创作这一点而言，她远远超出她同时代的人，也早早超前于我们。所以从这一点上，我愿意补充的是黄宗英女士作为创作者、作为艺术家，她有现代性，甚至前卫性。

有一个这样的画面，大约是在1975年，大木桥路41号，上影演员剧团曾经的驻地。进大门后，左手第二间平房。每天有这么几位阿姨——秦怡、王丹凤，当然还有黄宗英，她们不说话，每人膝盖上是一个大卷的胶片盒。据说，蓖麻籽可以给工厂做润滑油。她们的任务就是剥蓖麻籽，她们每天的任务是要剥满一胶片盒的蓖麻籽。当时我很好奇，我偷摸着拿了两个。蓖麻壳极其坚硬，可是她们手中没有任何工具，只能用手指甲。这些个来自于旧时代旧社会的大美人们，就在那里徒手剥蓖麻籽。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其实是狂风暴雨的年代里难得的一个小小的安静的时刻。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其实这些个大美人们正承受着巨大的冲击和屈辱。我们再反观黄宗英女士作为艺术家的创作生涯，如此之立体，如此之丰满，如此之精彩。我想说，在今天看来，她向我们最勇敢地示范了什么叫“在自己的身上克服时代”。

来源：上海文联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