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据显示，自2020年起，六年内Prada共有九位代言人或合作明星接连翻车，涉及逃税、霸凌、嫖娼、出轨等各类丑闻。

2025年9月26日，韩国影星金秀贤的负面新闻再次将Prada推上舆论风口。

数据显示，自2020年起，六年内Prada共有九位代言人或合作明星接连翻车，涉及逃税、霸凌、嫖娼、出轨等各类丑闻。

按照常理，品牌形象屡受冲击，销售业绩难免受到影响。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除2020年受疫情冲击外，Prada营收逐年攀升，过去七年利润增长超过两倍，即便子品牌Miu Miu的贡献被计入，整体增长态势依然稳健。

这一现象引发了对奢侈品行业商业逻辑的深入探讨。

通过梳理过去五十年全球奢侈品牌代言人翻车案例，可以发现一个共性：代言人丑闻对奢侈品实际销量几乎不构成影响。

无论品牌是否迅速切割、甚至是否采取行动，都难以动摇其消费基本盘。

奢侈品牌普遍青睐顶流明星代言，预算充足，合作对象多为国际巨星。

例如迪奥旗下有姆巴佩、查理兹·塞隆和娜塔莉·波特曼，香奈儿曾与玛丽莲·梦露、妮可·基德曼合作，如今则由克里斯汀·斯图尔特、佩内洛普·克鲁兹和王一博担任代言。

Blackpink四位成员更是被多家奢侈品牌瓜分，唯独爱马仕从不设立官方代言人，却依然稳居奢侈品牌顶端。

尽管明星代言屡见不鲜，但翻车事件也层出不穷。

过去三十年中，几乎所有顶奢品牌都曾遭遇代言人丑闻。

例如香奈儿与权志龙、保时捷与莎拉波娃、Burberry与凯特·摩斯、巴黎世家与侃爷、LV和宝格丽与吴某凡等。

频繁的危机使品牌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应对机制，Prada便是个中高手。

2021年1月，某女星因逃税和代孕争议曝光，Prada仅用一天便终止合作；

2022年9月，李某峰因嫖娼被通报，Prada在一小时内迅速切割；此次金秀贤事件中，尽管司法程序尚未启动，品牌仍在两日内完成撇清。

这种高效反应一方面为应对舆论，另一方面也为安抚资本市场。

然而资本市场的股价波动并不等同于实际销量下滑。

2022年9月李某峰丑闻曝光后，Prada股价短期内下跌17%，但当年营收增长24.8%，净利润增幅达58%。

集团首席执行官特别指出，中国市场已成为重要增长引擎。

2018年至2024年，Prada营收累计增长72%，利润增长308%，主品牌与子品牌双双表现强劲。

是否因Prada应对得当才避免销量受损？答案是否定的。

更多案例表明，品牌应对方式与销量并无直接关联。

2021年吴某凡事件中，除LV拖延四天才宣布解约外，其余14家品牌均迅速切割。

尽管LV当时饱受批评，但其当年全球营收增长44%，亚太市场贡献突出。

更极端的例子是凯特·摩斯吸毒丑闻。2005年她被曝吸毒，甚至在南非总统曼德拉家中吸毒，多家品牌迅速解约。

但不到一年，Burberry、迪奥、范思哲重新与她签约，其年收入从1100万美元升至2700万美元，甚至被时尚圈包装为“堕落美学”的灵感来源。

另一个案例是约翰尼·德普的家暴争议，尽管华纳和迪士尼迅速切割，迪奥却坚持保留其男士香水代言。事后证明，香水销量未受影响，反而在真相反转后大幅增长。

这说明电影作为大众消费产品需顾忌公众情绪，而奢侈品作为小众商品，更依赖高净值客户的支持。

由此可见，奢侈品销量对代言人丑闻的“免疫”背后，与其商品属性密切相关。

1899年，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炫耀性消费”概念，指出某些商品具有“凡勃伦效应”，即价格越高、越稀缺，越能彰显身份，消费者越愿意购买。

对奢侈品目标客群而言，代言人是否涉毒、出轨或嫖娼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商品能否体现其社会地位与阶层认同。

舆论场上的大众虽对丑闻反应激烈，但并非奢侈品的核心消费者。

普通人见到高价包袋，第一反应是“此人富有”，而非“此牌代言人道德有亏”。

只要社会认知仍以财富为象征，销量便难受影响。明星与奢侈品牌的关系本质是“品牌赏饭”，而非“明星代言”。

LV、香奈儿、Prada等品牌年度预算高达数十亿，代言人更替轻而易举。

粉丝以偶像获得顶奢合作为荣，而一旦明星失势，品牌可迅速更换新人。

正如金秀贤事件后，其广告被撤换，服装品牌Elder将代言人更换为张元英，后者同时也是Miu Miu的代言人。

奢侈品是稀缺的，但明星从不稀缺，总有更年轻、更具流量的明星在品牌门外排队。

与此同时，曾获刑的韩国艺人李胜利近日现身中国夜店与粉丝合影，更凸显娱乐圈与奢侈品界的现实逻辑。

在这个世界里，道德争议难以撼动奢侈品的商业根基，而品牌与代言人之间的关系，恰如一句顺口溜：翻车无所谓，违约我索赔；你倒我不陪，下一位请上位。

来源：财经大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