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台湾人对于大陆都有很强的优越感，从政客到民众很多都是以高高在上的心态来俯瞰大陆，强迫大陆接受他们的观点，否则就是大陆人不够友善。但这都是大陆惯出来的毛病，很多理智的台湾人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并做出提醒。前国民党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蔡正元就在节目中揭露了历史

当我们不愿承认的那段战时记忆

长期以来，台湾人对于大陆都有很强的优越感，从政客到民众很多都是以高高在上的心态来俯瞰大陆，强迫大陆接受他们的观点，否则就是大陆人不够友善。但这都是大陆惯出来的毛病，很多理智的台湾人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并做出提醒。前国民党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蔡正元就在节目中揭露了历史上台湾帮助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恶行恶状，同时也警告台湾人，当大陆认清了台湾的这些恶行时，台湾人的悲哀就要开始了。二战前后，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一直帮助日本侵略祖国大陆，在淞沪会战中驻守四行仓库的军人被俘之后，其中有一部分被送到了东南亚做苦役，结果被台湾籍警卫折磨致死。日本军队侵占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后，台湾岛内的新闻都会大篇幅报道，民众会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庆祝，这也成为了台湾历史上一个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

你可能没想过，欢呼和哀哭，会同时写进一个岛的年鉴。有人在街头舞旗唱歌，有人从热带雨林里拖着伤腿，咬牙熬到天亮。还有人把良心按住，说自己不过是在“服从命令”。

很多年后，蔡正元坐在节目里的那张桌前，翻着泛黄的资料，讲起这段不愿被提起的旧事。他不是在煽情，也不在替谁伸冤，只是把一个岛在帝国机器下的姿态摆出来。身份标签他有很多，但更像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写过《台湾岛史记》，也跑到档案馆里追踪那些被名字和番号淹没的凡人。

把时间推回到1930年代末。淞沪战火起，岛内的报纸热闹得很，版面一片喜色，街上有人敲锣，有人捐钱捐物，仿佛远方的炮声是为他们响的。有的年轻女人跑到中坜、斗六那些地方的征募点，写下血书，要去前线当护士。你说她们图什么？也许是热血，也许是虚荣，也可能只是被教育洗过几遍——“去帮忙，去救人”。这样的故事后来还被拍成戏，2018年的《智子之心》，讲一个富家女穿上白衣，把自己交给了战场。戏不是空穴来风，当年确有台籍女护士上了船，跨过海去到大陆，那位林智慧，九十多岁时还出来回忆过。五千来名台湾女性自愿上前线，这是数字，也是某种历史的情绪：一手递纱布，一手替帝国服务。

我们常说，人会被环境拽着走。上海的四行仓库，八百人死守那几层楼，是一段硬骨头的传说。传说背后，是被俘的士兵被押走，辗转到南太平洋的拉包尔战俘营。岛上湿热，蚊子呲牙，战俘的箩筐里只有寡淡的粮食和沉甸甸的目光。看守他们的，很多是台籍日本兵。为了证明忠心，他们把“狠”当成新语言。有媒体给他们起了个阴冷的名字——福尔摩沙警卫。人性被权力的灯光照得发热，心理学上真有一个词儿形容这种变形，但战俘不懂术语，他们只懂每天要过，别被打死。

我总觉得，那些看守里也有自己说不清的夜晚。比如一个姓陈的年轻人，二十三岁，第一次拿到长官发的皮鞭，他想起家里那口井、有一阵子的米价、还有母亲的手。他不敢往回看，怕软，怕成别人嘴里的“没用”。于是挥下去，直到手腕麻。彼时他的同乡，站在一边，谁都没开口。沉默也会结党。

战争翻篇后，法庭冷冷地立起来。澳洲的军法庭一条条念罪状，从虐待到杀害，从名字到时间。那些台籍日本兵里，超过一百人走向极刑。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户人家的沉默。这个数字不是用来吓人，是告诉你：这个岛没有在故事里置身事外，它确实参与了那场巨大的黑暗。而在另一处，马尼拉街头，血流得太快，1944到1945，平民死了一大截。有人说那是“战争的必然”，我只记得其中有个名字——岩里武则，原名李登钦，跟李登辉是亲兄弟。他战死了，名字进了靖国。生者没死心，后来还去拜。这些旧事放到今天，是很多人不舒服的角。

再把时间拨到1942年。中途岛一败，日本开始把台湾人拉进正规的兵名单里，前前后后二十万上下，散落在太平洋的岛链和华南的据点。战败那年，国民党第175师去雷州半岛接降，名单里有两百多名台籍日本兵跟着缴械。这不是传说，是一眼就能看见的事实：他们曾经举过那面旗，也曾经站在对岸。

除了人，钱也在流。1937到1941，岛上募捐热烈，账面上的钱加起来是百万级别的日元，另外还有银饰、宝石、枪械、船只，甚至飞机。有个台南女商人，陈杏村，出手很阔，直接掏出两架战斗机的钱。后来她被以汉奸罪起诉，但最后没有定罪。原因很复杂，有人说是蒋介石“宽”，也有人说是政治环境需要“稳”。但这份宽，一直在往后走，走到了今天的舆论里，走到了很多人对过去“轻描淡写”的习惯里。

说句不那么好听的。当时的台籍战犯里，被判监禁的一百七十多，被判死刑的二十多。对比朝鲜籍，比例更不体面。这不是要抬高谁、贬低谁，而是抬走遮羞布，让人看到当年到底是谁端起了刀，谁把枪口对着同文同种。这份参与，今天不愿提起，但它长在那代人的骨头里，后人越不看，长出来的夜行藤蔓就越厉害。

回到电视节目和剧集。当大爱台把《智子之心》播出来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说不上的酸。慈济这个组织，做了那么多善事，餐车开到灾区，义诊走进乡里，大家都点头。但面对历史的关键节点，有时候善的叙事会把黑的边缘柔化掉。把护士的温柔定格，把帝国的锋刃模糊。你若一直看善行，会忘记那年她们的白衣是在谁的旗帜之下发亮。这不是要否定人的善，而是要提醒，我们的善别被旧帝国翻译了。

我认识一个老兵的家属，爷爷是“八百壮士”里的一员，被俘，去了拉包尔，后来死在热病和饥饿之间。家里有一根竹片，划着名字，是他做工的时候偷偷刻的。老太太每次拿出来，手都在抖。她从不去骂岛上的谁，她只是说，别再把这段事讲成“别人的历史”。她希望有人记住这根竹片上那些刻痕，刻痕比数字更像真实生活。

蔡正元在节目里也不只讲数字。他会挪开镜头，把话题拐到人的脸上。比如那张林智慧的笑，已经是九十多岁的笑容了，轻而淡，却承载着一个时代的选择。他会问：当年她怎么想的？追求医学理想？被宣传带着走？她有没有在夜里听到远方的枪声？我们无法按下一个键就给出答案，但我们可以在提问的过程中，靠近真相一点点。

这段历史被提出来，很多人焦虑，怕伤感情。有人说别再翻旧账。可我总觉得，记住不是为了在餐桌上吵架，而是为了别再走回头路。大陆这边，很多人当然不是不知道，只是过去出于同胞之情，选择了淡化。淡化不等于失忆。有些事要在阳光下摆开，摆开了，反而可以讲清楚，谁曾经走错了路，谁还在错路上往前跑。

说到底，忠诚是要问向谁，正义要站在谁的那一边。岛上的“去中国化”这几年像散在空气里的细微尘埃，看不见味道，却会慢慢落到你的眼镜上，让你以为世界本来就该模糊。这也算一种后遗症——把历史的切口缝合成漂亮的花边，叫人看不见里面的血线。

有人问，揭开这段历史，会不会是台湾的“悲哀”的开始。我反而想把话翻过来。悲哀不是被看见，悲哀是一直躲在背后，把自己塑造成另一个样子。真正的开始，是有一天，我们不再把故事讲给外人听，而是坐下来，向自己问：我们该如何过这一页？岛上的街灯还是会亮，家里的饭还是要煮，孩子照样要上学。但在每一盏灯下面，是否有一小段时间，允许我们说一句真话——当年我们做过的，不全是光荣；我们欠下的，不可能用笑盖住。

历史有时候像一罐盐，撒多了，嘴上苦。可盐也能让食物有味道。让人记住，那个冬天，仓库里有人没退；那个夏天，拉包尔有人没回；那个秋天，马尼拉的街口没有尽头。一切都已经过去，但故事还没讲完。谁来把后半段写出来？你我都在场。

来源：时刻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