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月24日，作为第36届关公文化旅游节的重要活动之一，以“关公文化与民间信仰”为主题的关公文化主题讲论会在我市举行。本次讲论会采用“讲论+评议”的形式，聚焦关公文化与关公信俗在历史中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以及在新时代的传播与发展。

关公信俗：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化符号

——“关公文化与民间信仰”主题讲论会发言辑要

9月24日，作为第36届关公文化旅游节的重要活动之一，以“关公文化与民间信仰”为主题的关公文化主题讲论会在我市举行。本次讲论会采用“讲论+评议”的形式，聚焦关公文化与关公信俗在历史中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以及在新时代的传播与发展。

活动由中华文化促进会、民革山西省委会牵头主办，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山西省关公文化研究会协办，运城中华文化促进会、运城学院、民革运城市委会、关公文化研究院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关公文化组织代表、关公文化交流基地代表，以及论文作者代表、宣传文化系统代表等200余人参会。

讲论会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原专职副主席修福金出席并致辞，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邢莉作题为《关公信俗：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符号》主旨报告；三峡学院教授王志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帅分别作专题评议发言；山西大学教授张世满、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合作导师张卓洲分别作交流发言。中华文化促进会名誉主席王石作总结讲话。

运城日报特整理发言摘要，阐释关公信俗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重要符号的独特价值及其民间信仰的深刻内涵，以飨读者。

修福金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原专职副主席

关公信仰以“忠义”为核心要义，构建起贯通庙堂之高与市井之远的独特文化范式，已然成为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深入人心的价值符号，深深烙印于华夏儿女的精神世界。在台湾地区，关公同样是民间最受崇敬的神祇之一。海内外各地关帝庙不仅是民众祈福向善的精神场所，更成为各民族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为构建民族认同、唤醒民族自觉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内生动力。

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历经三十余载耕耘，已从最初的民间信仰交流活动，发展为集学术研讨、文化交流、经贸合作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品牌。截至目前，该活动累计吸引全球百万人次参与，已然成为两岸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事之一，持续为两岸文化交融注入活力。

关公文化在台湾地区的传承与发展，始终与大陆血脉相连、渊源深厚。从解州关帝祖庙千年不熄的香火，关公信仰始终是两岸民众共同的精神寄托。据统计，台湾现存主祀关公的庙宇逾千座，其中400余座关帝庙，与解州关帝祖庙保持着常态化文化交流，形成了跨越海峡的文化联结网络。早在1993年，台湾地区最大的关帝庙联合组织中华道教关圣帝君弘道协会，便与解州关帝祖庙缔结善缘，开启了两岸关公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此后数十年间，解州关帝祖庙应东南沿海及台湾地区相关单位邀请，持续组织关帝巡游活动，所到之处皆受民众热烈欢迎，进一步加深了两岸民众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

2013年举办的两岸关公文化巡礼活动，更成为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此次活动中，关帝祖庙圣像赴台巡游，历时21天，途经160余座庙宇，吸引400余万民众“喜迎圣驾”，其规模之宏大、参与人数之众多、影响层次之深远，均前所未有。这一盛况充分彰显了关公文化作为民间信仰，已然成为连接海峡两岸的精神纽带与文化纽带。

两岸关公文化交流活动的蓬勃开展，亦得到民革中央的持续关注与大力支持。围绕关公文化的思想理论、道德内涵与时代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为关公文化的传承创新凝聚了智慧力量。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共享共同的血脉、文化与历史，更肩负着共同的民族责任、怀揣着共同的未来期盼。关公文化旅游节与关公文化讲论会的举办，不仅让两岸民众在文化传承中感受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更架起了跨越海峡的“心灵之桥”，为增进两岸同胞情感认同、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谨向主办方、中华文化促进会及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致以诚挚感谢，感谢各方为两岸同胞搭建起这一文化交流的盛大平台。作为全国性联合性社会组织的重要代表，中华文化促进会自1992年创会以来，始终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为宗旨，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其中，该会主办的多届关公文化讲论会，深度挖掘关公忠义文化的精神内涵，为弘扬关公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动能、贡献新智慧，使讲论会逐步发展成为高规格、影响深、多渠道的关公文化研讨平台与两岸交流高端平台。

海峡两岸同胞同心同德，共叙关公忠义精神；血脉相连，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值此关公文化旅游节盛会，愿我们以忠义为盟、以文化为桥，祝福台湾同胞安康顺意，携手传承关公精神，共启关公文化发展新篇章！

邢 莉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民俗学博士生导师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千年文明建构中，既孕育了辉煌的考古与典籍文化，亦滋养了以关公信俗为代表的民间信仰长河。2008年，关公信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能获此殊荣，皆因其兼具代表性、影响力与传承力。运城作为关公信俗原生地，承载着这份文化遗产的厚重与鲜活，在此探讨信俗，更能深切感知其独特价值。

运城作为关公信俗发源地，其文化呈现四大不可替代的核心特征，构成中华民族精神图谱的重要标识。首先是，历史悠久性与原发性，解州关帝祖庙，是关公信俗悠久性的具象载体。据记载，关帝庙固定于四月初八、六月二十四、九月十三祭祀，其中春秋二祭与农时契合，深度融入民众生产生活。更珍贵的是其原发性，关公由运城土地、生态与民俗孕育，从凡人升华为精神象征，这种不可复制的特质，是运城先祖留下的独特文化财富。

关公信俗文化还具有深厚性与崇高性，藏于千年祭祀传统与多元文化内核中，凝聚英雄崇拜、仁义诚信、和谐智慧等中华优秀文化因子，沉淀为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色。其崇高性源于民族苦难与坚韧，中华民族在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中锻造出自立自强意识，形成坚毅坦荡的民族心理。透过关公信俗，可窥见民族心灵史，即将苦难化为豪迈，将忧患化为壮美，这种精神赋予信俗崇高地位。

传承连续性与活态性。传承未中断是运城关公信俗入选非遗的关键，如今21世纪的祭祀依旧延续盛况，既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文化记忆的累积。这种传承并非复古，而是活态创新，关公崇拜已超越个体信仰，成为对社会进步力量的尊崇。

传播广泛性与深入性。关公信俗随人口迁徙广泛传播，从大陆官庙到乡村小祠，从港澳台到海外华人社区，凡有华人处多有关帝信仰。今年祭祀现场，各地会首齐聚、海内外信众共贺，便是明证。全国范围内，西藏、内蒙古等地均有关帝庙遗存，海外如纽约华人社区，关帝庙更是身份认同与凝聚力的象征。信俗能跨越时空，正因承载中国人精神内核，成为民族文化“通用语言”。

关公信俗在山西与内蒙古得到传播实践，关公信俗从运城向内蒙古传播，形成多元融合景观，以下两案例可具体说明。内蒙古三座店村清代便建关帝庙，主祀关公，配祀火神、药神，后增建娘娘庙，形成“一主多配”体系。每年正月十五，庙会吸引三四千民众参与，以红布覆盖肥猪祭祀，并将关公祭祀与元宵节融合，成为春节文化重要部分；同时结合农耕需求，将“五月十三磨刀日”与求雨习俗关联，借关公磨刀需水的传说祈求风调雨顺，体现信仰与民生的深度结合。据县志记载，该村有山西移民，关帝庙或为移民所建，印证信俗随移民传播的路径，也展现民众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在陕西榆林井克梁村，关公与蒙古族英雄木华黎信仰的蒙汉融合。原属内蒙古、现归陕西的井克梁村，既有蒙古族祭祀英雄木华黎的敖包，又有山西移民带来的关公信仰，形成“蒙汉合璧”文化空间。当地重修的牌坊，兼具敖包游牧特色与汉式庙宇规制，祭祀时蒙古族信众骑白马、携哈达，汉族信众远道而来，酥油灯与香火共燃。传说民众梦见关公着蒙古袍立于敖包前称“护敖包而非毁敖包”，遂同祀二者。这并非简单的民族团结表象，而是民众智慧的创造。关公“忠义”与木华黎“勇武”达成精神共鸣，实现文化意义重构，成为蒙汉交融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以来，晋商书写商贸辉煌，推动包头兴起、开辟“万里茶道”，而关公信仰是其开拓进取的精神支柱。晋商商贸具三大特质：一是融通性，打破游牧民族“自产自销”模式，将牧业产品纳入全国商业网络；二是整体性，整合商贸、加工、运输，构建覆盖多省的商业网；三是规模化，仅销往内地的驼马牛便达十万余头。在此基础上，晋商开拓俄罗斯市场，开辟三条茶道，成为近代中国重要对外经济交流成果。万里茶道开拓充满艰辛，晋商能克服困难，既靠毅力，更依赖关公信仰。关公不仅是“财神”，更是晋商困境中“前行的烛火”。“信义”是商业伦理，“勇毅”是应对风险的底气，“光明正大”是经营准则。19世纪俄国学者记载，茶道沿线简陋的关帝庙仍遵循中国营造法式，足见信俗已深入茶道沿线，赋予晋商跨越万水千山的勇气。

民众的精神投射与文化智慧中，“神”源于民众需求，关公从历史人物升为信仰符号，是民众将希望、理想投射于他的结果，他既是战神、财神，也是祈雨、治病之神。这种“实用理性”背后，是民族文化智慧，关公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精神的具象化，从民间祭祀到官方推崇，始终传递民生民意，成为文化绵延的精神纽带。台湾现存千余座关帝庙，即便历经殖民统治与社会变迁，也未隔断与大陆的文化联结。两岸同胞同血同源，关公信仰成为重要文化坐标，在祭祀与交流中唤醒共同记忆，架起跨越海峡的心灵之桥。

敬仰关公文化，本质是尊崇为国牺牲、为民请命的国士精神。信俗承载的忠义、诚信、勇毅，既是传统伦理核心，也是当代价值追求。全球化背景下，传承关公信俗，便是守护民族文化根脉，凝聚精神力量，推动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续写文明华章。

王志清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博士，三峡学院教授、文学院副院长、研究院院长

田野调查作为人文社科研究的核心方法论，其学术价值取决于研究主体介入现场的深度，而非“走马观花”式的表层观察。邢莉教授的研究实践为此提供了典型范例：其团队通过提前介入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筹备阶段，对祭祀仪轨中的“三牲”（牛、羊、猪）进行重量、体态、毛色等量化数据的精细化记录，并推动后续持续性追踪调查。这种以“第一手资料”为核心的研究路径，不仅印证了“田野调查需以脚踏实地的践行与深度共情的感悟为根基”的学术规律，更以其长期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成本，彰显了唯有扎根现场的实证积累，方能为研究者奠定坚实的学术实证。

邢莉教授发言的核心理论亮点，在于将关公文化研究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下，提出以晋商为文化传承纽带，串联关公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创新性阐释。这一视角不仅揭示了不同文化区域互动的深层机制，如“木华黎与关公并祀”的独特民俗场景，更从日常生活实践层面，为多民族交融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提供了微观实证。

其中，“晋商与关公信仰的知识生产”构成关键理论突破。发言指出，关公信仰的传播并非单一维度的文化扩散，而是融合了晋商多元宣传、官方话语建构与民间自发传播的复合过程。发言既点明了关公作为“忠义仁勇”象征的文化内核，也阐释了其从历史人物“顺成神”的知识生产逻辑。在此过程中，关公信仰不仅是晋商群体的心灵慰藉，更成为地域文化认同的精神符号。这一理论建构为运城关公文化的深度发掘提供了全新分析视角，突破了传统研究中对“信仰—商业”关系的表层解读。

发言对关公文化“人文关怀”的阐释，聚焦于其与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从文化传播的接受机制来看，民众对文化符号的选择具有主动性，而关公文化之所以能跨越时空持续传播，正在于其价值内核与不同时代民众的生存需求、精神诉求形成了深度共鸣，这种“需求与回应”的互动关系，构成了文化传承的底层动力。

本次会议本质上是当代学者社会责任担当的集中体现。邢莉教授的发言通过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的结合，将地域民俗现象提升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宏观视野，既实现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学术提炼，也完成了“以学术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使命，为人文社科研究如何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提供了实践范本。

王 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今日，我以评议身份，就邢教授的论文分享学习了心得与思考。邢教授报告学习心得实现了“五个结合”。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相贯通：报告既系统考证关帝庙庙制的历史脉络，又深入调研关帝信俗的当代实践，实现历史与现实的衔接，为挖掘关公文化的价值内涵提供有力支撑。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呼应：一方面从中华文明新史视角，阐释关公信俗的宏观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内蒙古、山西的个案分析，呈现其区域传播特征，推动中华文化大小传统的对话融合，并剖析关帝信俗的当下特质。历史传承与现实创新相统一，当前传统文化弘扬需顺应时代发展，如爆竹习俗以音效替代等案例所示，不可固守传统形式，应推动文化表达的时代化、地方化，这亦是宗教中国化进程的关键方向。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相结合：报告既对关公文化进行深度理论解读，又结合多地实践案例展开分析，使理论有实践根基，实践有理论指引，形成完整的研究闭环。晋商在山陕会馆供奉关公，关公不仅是其商业伦理中“生财有道”的象征，更承载着三晋儿女追求财富、坚守正义、眷恋故土、心系家国的精神情怀。

对于关公文化我有三点思考与探讨，推动关公文化从运城走向世界。首先，运城“办好一个会，带火一座城”的理念，为关公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启示。运城不仅是关公文化信仰的祖庙与祖庭所在地，更承载着三晋儿女的奋斗精神与中华民族“忠勇仁义”的核心价值观。突破将祖庙、祖庭局限于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的认知局限，深入挖掘运城地域所蕴含的黄土地精神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方能更精准提炼关公文化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助力中华文化借关公文化载体走向世界。其次，关公文化体现中国文化“一体多元”特质：“一体”指向各地区、各民族、各文化背景下的关公信仰，其核心均为对“忠勇仁义”价值理念的认同；“多元”则表现为不同民族关公信仰的在地化呈现，蒙古族关公信仰融入祈雨、求子、治病等功能，满族称关羽为“关玛法”（“玛法”在满语中含祖父之意），视其为战神与保家神，鄂伦春等民族有“关帝祭”传统，锡伯族尊关羽为箭神，苗族奉其为趋吉避凶之神，彝族、土家族傩戏中关公位列三大神之首。历经历史积淀，关公文化已成为凝聚中华文化的“最大公约数”。最后，挖掘关公文化内涵，讲好中国关公故事。关公所代表的忠诚、勇敢、信义、和平等精神，契合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在“哪吒”“孙悟空”等中国文化形象借影视、游戏风靡全球的背景下，更需探索关公文化的国际传播路径。当前，运城市委、市政府正积极推动关公文化发展，相信其未来必将成为彰显时代精神的“文化符号”。

张世满

山西大学教授、山西关公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本人将近年关于“关公文化形成源由”的研究，向各位作简要汇报。本次汇报的核心观点，是将关公文化的形成源流概括为“一源四脉、五关合一”，以下将围绕这一框架展开具体阐释。

“一源”指关公文化的历史根基，其核心史料依据为《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所记载的关羽生平。这一“历史之关羽”是关公文化的“原点”，他作为蜀汉集团重要将领，其军事功绩、性格特质，为后世关公形象的衍生与文化内涵的拓展，奠定了最基础的历史原型。

若说“一源”是关公文化的“根”，那么“四脉”便是其不断生长、丰富的“枝干”，共同推动“历史之关羽”向“文化之关公”的跨越。第一脉是文学艺术的塑造，“关羽”向“关公”的身份转化，核心依托于文学艺术的创造性加工。与历史记载的客观性不同，文学艺术允许对人物事迹进行取舍、重构与再创作，而评书、戏曲、小说三大载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评话作为古老的口头表演艺术，唐代称“俗讲”，宋代归入“说话”范畴，其中“说三分”即讲述三国故事是汴京瓦舍的热门内容。元代评话发展成熟，形成《三国志平话》，全书关公相关内容占比显著，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等经典情节已具雏形。该书虽以《三国志》为底本，却大量吸纳民间传说与作者的艺术想象，为关公形象注入了更具民间性的文化特质。

戏曲是关公形象的舞台化呈现。元代是戏曲发展的高峰，三国题材戏曲数量颇丰。这些戏曲多从评话中选取适合舞台表演的片段改编为剧本，直观的表演形式服饰、唱腔、动作强化了关公的“英雄气质”，其传播范围与感染力远超文字载体，成为民间认知关公的重要窗口。元末明初，山西籍作家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与元杂剧的基础上创作《三国演义》，完成了关公形象的深度深化与完美定型。若说评话、戏曲中的关公形象尚显“碎片化”，《三国演义》则将其塑造成体系完整的“完美英雄”。

第二脉是官方封赐的进阶，即从“侯”到“帝”的祀典升格。关羽的“封神”历程，是官方话语与国家祀典推动关公文化升格的关键脉络，历时近1800年，跨越汉、唐、宋、元、明、清六代，完成从“侯”到“帝”的层级跨越。

第三脉是三教共奉的融合，即佛、道、儒的神圣化建构。关公文化的广泛传播，离不开佛、道、儒三教的主动吸纳与神圣化诠释，使其从“历史人物”“官方神祇”进一步升华为“全民信仰符号”。佛教是最早将关羽纳入神系的宗教。关公入道始于宋代，核心依托“张天师请关公解池斩蚩尤”的传说。关公与儒家的结合，核心在于“《春秋》大义”的契合。儒家将其与孔子并称为“文武二圣”，关公成为儒家伦理的人格化象征。

第四脉是民间信仰的滋养，即“关老爷”的普世化崇拜。民间对关羽的信仰，早于官方封赐与三教吸纳，是关公文化最深厚的“群众根基”。三国至南北朝时期，荆州当阳关羽罹难地已出现民间立祠奉祀的现象，而民间信仰的核心，是将关公塑造为“关老爷”，一个脱离宗教与官方层级、贴近日常生活的“万能保护者”。

以“一源四脉”为核心的关公文化，历经1800余年的积淀，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源”立根、“四脉”拓展的形成逻辑，既体现了历史真实与文化创造的融合，也包含了官方与民间、宗教与世俗的互动。未来，我们仍需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传承“忠义仁勇”的核心价值，让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与世界文明交流中，持续发挥正向引领作用。

张卓洲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合作导师、山西关公文化研究会理事

今天，我们相聚在山西运城这片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厚土之上，共同见证一场文化与科技的深度对话。请大家闭上双眼，试想这样一幅画面：一位穿越千年历史烽烟的英雄，正缓缓向我们走来。他无需言语，因为“忠义信勇”早已融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血脉，成为刻在民族基因里的共同信仰。而今天，这位英雄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我们正以科技为笔，让中华文明在数字世界发出强音，让关公精神突破时空桎梏，实现永续流传，这便是今天要向大家隆重呈现的核心成果——关公文化大模型。

关公文化作为全球华人最具情感共鸣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东方人格魅力典范”的核心价值，与此同时，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习惯正在迭代，他们追求沉浸式、互动化、个性化的体验，在此语境下，借助大模型与数字化手段推动关公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必然命题。

如此宏大的文化工程绝非一己之力可成，我们深知文化传承需要凝聚多元力量，因此构建了“关公文化传承共同体”。该共同体以山西省关公文化研究会、运城关帝庙、庙堂科技团队为三大核心支柱，同时面向全球吸纳各界力量，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合作、共享的文化生态。

我们的愿景是推动关公文化实现从“地域信仰”到“全球文化符号”的跃迁。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规划了“数字化、年轻化、全球化”三条核心路径，而这一切的核心引擎正是我们打造的全球首个关公文化大模型。

在数字化建设层面，我们从基础数据采集扎实推进，整合全球超3万座关帝庙的核心数据，以千万级语料为模型训练奠基，采集超5000幅关帝庙壁画，从中提炼出10万余组壁画设计要素，并同步建设“虚拟壁画网上展厅”，让珍贵文化遗产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在年轻化传播层面，我们推出了系列创新应用，基于大模型开发的AI导览系统融入“关小忠”数字角色与内置大模型的硬件设备，该硬件存储上百万字史料，可结合地理位置生成专属角色，内容已覆盖全国上千座关帝庙，实现跨地域导览适配；在全球化布局层面，我们构建了多维度传播矩阵，开发支持30种语言的多语言播客系统以打破语言壁垒，为关帝庙定制“AI报机”，可根据游客个人特征即时生成由大模型编写内容的专属报纸，打造线下“忠义会客厅”以构建关公文化社交综合体，推出内嵌智能芯片的配套文创产品，手机触碰即可启动关公文化大模型，让全球用户随时随地解读关公文化。

最后，让我们携手并肩，以科技为翼，让中华文明的火种在数字时代熠熠生辉，照亮更广阔的世界！

王 石

中华文化促进会名誉主席

关公文化论坛始终致力于汇聚学术力量，过去我们有幸迎来嘉宾介绍台湾的关公文化遗存，也难忘研究专家、相关著作主编还原史书中关羽的真实形象，在这里留下诸多深刻见解。

借此机会，我想简要谈谈本届论坛的主题立意。“民间信仰”这一概念，与其时代语境的变化有关。改革开放前，这类文化现象常被简单归类，而之后，它不仅重回公众视野，更在官方表述中被明确标识，这是一次积极的转型。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仍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因此，本次论坛希望以关公崇拜为切入点，共同探讨理论建构的路径。信仰不仅存在于官方或学术的表述中，更扎根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必须关注民众真实的精神世界，正如先民祈愿风调雨顺、水利安澜，这类源于生活的精神实践，恰是文化得以延续的根本。

中国社会历经深刻变迁，传统观念体系虽已转型，但精神秩序的建构仍需依托具体的文化载体。文字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正是文明赓续的关键。关公文化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影响深远，核心在于其忠义精神已融入民族血脉。也正因如此，今天我们围绕关公文化展开的讨论，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富含现实意义。希望参会的专家学者能够深挖关公文化，发挥学术优势、集思广益、深化研究，探索关公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共同推动关公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摄影 记者 闫 鑫

文字 记者 游映霞、实习生续思颖根据录音文件整理

来源：运城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