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冲他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推着我的清洁车，轮子在安静的地下车库里发出轻微的“咕噜”声。

“老王，又这么早啊。”

保安小李打着哈欠，给我开了员工通道的门。

我冲他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推着我的清洁车，轮子在安静的地下车库里发出轻微的“咕噜”声。

天还没亮透，外面是那种灰蒙蒙的蓝色，像一块没洗干净的旧布。

我叫王建军，今年五十二，在这栋叫“华茂中心”的写字楼里做保洁，快三年了。

我的工作就是在大楼里的人来上班之前，把所有公共区域打扫得一尘不染。

这份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费力气，费腰。

但我干得挺仔细。我总觉得，活儿不分高低，你把它干好了，它就有它的价值。

就像我以前在厂里当车工，一个零件，差一毫米都不行。现在擦地，一块污渍没擦掉，我心里就过不去。

清洁车的轮子有点不顺畅，我停下来，往轴承上滴了两滴自己带的机油。

这是老习惯了，以前厂里的师傅教的，机器得勤保养，用着才顺手。人也一样。

换上蓝色的工作服，戴上胶皮手套，一天的工作就算正式开始了。

大厅的地面是光可鉴人的大理石，能照出人影。我推着拖把，从东头到西头，再从西头到东头，来来回回，像在丈量一块巨大的田地。

我的动作很有节奏，拖把落地的声音，身体转动的幅度，都像是设定好的程序。

只有我自己知道，脑子里想的，是别的事。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我直起腰，靠在柱子边上，掏出来看。

“爸，起了？”

我慢慢地打字回复：“起了，正干活呢。你那边怎么样？项目忙不忙？”

那边几乎是秒回：“还行，就是天天加班。爸，你跟妈别太省了，该吃吃该喝喝，我这个月工资发了给你们打点过去。”

我看着屏幕，心里有点发热，又有点发酸。

“不用，你留着自己用。你那边开销大，还要攒钱买房，我跟你妈身体好着呢，花不了几个钱。”

打完这行字，我点了发送，没等他回，就把手机揣回了兜里。

我怕他再坚持，也怕自己再说下去，会忍不住叹气。

儿子在上海，名牌大学毕业，进了一家大公司，听上去风光。

可只有我们当父母的知道，他在那边的难。

房价高得像天上的云，摸不着边。他谈了个女朋友，姑娘挺好的，就是人家里提了，结婚可以，得先有套房。

哪怕是郊区的，付个首付也行。

首付，说起来就两个字，对我们这样的家庭，像一座山。

我跟老伴李秀英，一辈子的积蓄，加上这几年我做保洁攒的，满打满算，也就二十来万。

离上海的首付，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儿子懂事，从来不跟我们开口，只说他自己想办法。

可我当爹的，怎么能不知道他压力多大。

我听秀英说，他有时候半夜还给她发微信，说睡不着，就聊两句家常。

我知道，他是想家了，也是心里有事，憋得难受。

我能做的，就是多干点活，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别给他添麻烦。

拖完大厅，我去清理卫生间。

十八楼是家金融公司，租了整整一层。这里的人，个个西装革履，走路带风，说话都是我们听不懂的英文单词。

这里的卫生间也比别处的讲究，用的是感应水龙头，洗手液都是带香味的。

我清理完男厕的地面，开始收拾洗手台。

就在最里面的那个隔间，我发现门虚掩着。

按规定，我们打扫前都要敲门确认。

我敲了敲门板，“你好，有人吗？保洁。”

里面没动静。

我又敲了敲，声音大了一点。

还是没人应。

我心里嘀咕，可能是哪个马大哈，用完忘了关门。

我推开门，准备进去拖地。

一推开，我就愣住了。

马桶盖上，放着一个黑色的手提包。

看皮质，油光锃亮的，肯定不便宜。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种地方，人来人往，丢东西是常事，但丢这么个包，还是头一回见。

我探头往里看了看，隔间里空无一人。

我站在门口，有点不知所措。

按理说，我应该立刻报告给我的主管，或者直接交给大楼的物业。

可那一瞬间，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拎了一下那个包。

很沉。

不是文件该有的重量。

我的心跳得有点快。

我左右看了看，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排风扇在嗡嗡作响。

我把包拎了出来，放在洗手台上。

拉链没拉严，露出一个角。

我犹豫了几秒钟，还是伸出手，把拉链彻底拉开了。

里面没有文件，没有电脑。

只有一捆一捆用银行封条扎好的，红色的钞票。

整整齐齐，码放在一起。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现金。

我的呼吸一下子就停住了。

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过了好几秒，我才反应过来，赶紧把拉链拉上，像手里捧着个烫手的山芋。

我的第一反应，是儿子王涛的脸。

我想起了他在电话里，那种想说又不敢说的为难。

我想起了他女朋友家里的要求。

我想起了上海那高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房价。

这个包里的钱，别说首付，可能全款都够了。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后背的衣服也一下子湿了。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张普普通通的脸，因为紧张，显得有点扭曲。

王建军啊王建军，你想什么呢？

我爹以前常说，人穷，但心不能穷。不属于咱的东西，一分一厘都不能要。

这话我记了一辈子。

在工厂的时候，车间里那么多边角料，有人偷偷拿回家卖钱，我从来没动过心思。

我觉得，人得活得踏实。

可是现在……

我看着那个包，它就像一个黑色的漩涡，要把我所有的原则和坚持都吸进去。

只要我把它放进我的清洁车最下面的垃圾袋里，盖上些杂物，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出去……

我的人生，我儿子的人生，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会再有电话里欲言又止的为难。

不会再有深夜里辗转反侧的焦虑。

他可以挺直腰板，在他女朋友家人面前，说“房子，我买了”。

这个诱惑太大了。

大到我的腿都有点发软。

我扶着洗手台，大口地喘着气。

冰凉的台面，让我的脑子稍微清醒了一点。

不行。

绝对不行。

我爹要是知道我有这种想法，能从坟里跳出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我王建军，穷了一辈子，但没做过一件亏心事。

不能到老了，把自己的根给刨了。

我拿起包，不再犹豫，转身就往外走。

我得把它交上去。

立刻，马上。

我找到了我们保洁部的主管，一个姓张的女人，四十多岁，平时挺厉害的。

她正在办公室里看报表。

我把包往她桌子上一放，“张主管，我在十八楼卫生间捡到的。”

她愣了一下，看看包，又看看我，“什么东西？”

“不知道，看着挺贵重的，我没敢细看。”我说谎了，我不仅看了，还看得清清楚楚。

但那一刻，我不想节外生枝。

张主管拉开拉链，往里看了一眼，倒吸一口冷气。

她猛地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我，“老王，你……”

“我发现的时候，就我一个人。”我赶紧说，声音有点干。

她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十秒钟，然后抓起桌上的电话，拨了内线。

“喂，物业部陈经理吗？我是保洁部老张。我们这儿有个员工，捡到了一个包，里面……里面好像有很多钱。对，在十八楼。好，我们马上过去。”

挂了电话，她站起来，“老王，你跟我一起去。”

物业经理办公室在三楼。

陈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戴着金边眼镜，看起来很斯文。

他听张主管说完情况，又把包打开看了一眼，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老王师傅，辛苦你了。这事儿可不小。”他看着我，语气很客气，“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我把刚才的经过，又重复了一遍，隐去了我内心挣扎的那一段。

我说得尽量平静，但握着的手，还是忍不住地抖。

陈经理点点头，“行，我知道了。这事儿得报警。张主管，你先回去忙，老王师傅留一下，待会儿警察来了，可能还要做个笔录。”

张主管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陈经理。

他给我倒了杯水，水是温的。

“老王师傅，别紧张。你这是做了好事，值得表扬。”他笑着说。

我捧着纸杯，点了点头，没说话。

我心里乱糟糟的。

警察很快就来了，两个穿着制服的年轻同志。

他们当着我的面，把包里的钱都倒了出来，一捆一捆地清点。

“一共是五十捆，每捆一万，总共是五十万。”一个警察说。

五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把锤子，在我心里重重地敲了一下。

我刚才的决定，是对的。

这么大一笔钱，真要拿了，这辈子都睡不安稳。

警察又问了我一遍发现的经过，我还是那套说辞。

他们做了记录，让我签了字。

“行了，王师傅，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会尽快联系失主。你先回去工作吧，有需要再找你。”

我走出陈经理的办公室，感觉腿还是软的。

外面的天已经大亮了，阳光透过玻璃幕墙照进来，亮得有点晃眼。

我推着我的清洁车，继续我没干完的活。

但心思，已经完全不在拖把上了。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捡到五十万，主动上交。

这事儿，像长了翅膀，不到半天，整个保洁部都知道了。

有人凑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老王，可以啊，真是拾金不昧的榜样。”

也有人小声议论，“五十万啊，要是我，腿都走不动道了。”

“傻不傻啊，拿了谁知道？够在老家盖两栋楼了。”

这些话，一字不落地飘进我耳朵里。

我没理他们，只是埋头干活。

我心里很清楚，他们说的，也是我心里那个魔鬼曾经说过的话。

我只是，没听它的。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没什么胃口，就啃了个馒头。

秀英打来电话，问我吃了没。

我“嗯”了一声。

她听出我情绪不对，“建军，你咋了？声音有气无力的。”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事情跟她说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喂？秀英？你在听吗？”

“在……”她的声音有点抖，“建军，你……你做得对。”

我心里一松。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那可是五十万啊……”她又小声说了一句，像是在自言自语，“咱涛涛的房子……”

她没说下去，但我们都懂。

“钱没了可以再挣，人品要是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对着电话，一字一句地说。

这话，像是在说给她听，也像是在说给我自己听。

挂了电话，我把剩下的半个馒头塞进嘴里，使劲地嚼。

下午的时候，陈经理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失主找到了。

办公室里，除了陈经理和上午那两个警察，还多了一个人。

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亮，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表。

他就是失主，姓金。

他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表情看不出是喜是忧。

陈经理指着我，对他介绍：“金先生，这位就是发现您提包的我们保洁部的王建军师傅。”

金先生抬起眼皮，扫了我一眼。

那眼神，没什么温度，就像在看一件东西。

“哦。”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没说什么。

一个警察同志开口了：“金先生，我们核对过了，包里的现金是五十万，没错吧？”

金先生慢悠悠地站起来，走到桌子边，拿起一捆钱，在手里掂了掂。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的话。

“不对。”

警察同志一怔，“什么不对？”

“我包里，是五十五万。”金先生把那捆钱扔回桌上，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少了五万。”

办公室里，瞬间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所有的目光，一下子都聚焦到了我身上。

我感觉我的血，一下子就冲到了头顶。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耳朵里什么都听不见了。

少了五万？

什么意思？

是说我拿了？

我看着那个金先生，他正用一种审视的、怀疑的眼神看着我，嘴角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人当众剥光了衣服，所有的尊严和清白，都被人踩在了脚下。

“不可能！”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捡到的时候，就是这些！我一分钱都没动！”

我的声音因为激动，都变了调。

金先生轻笑了一声，“你没动？那钱长翅膀飞了？”

他转向警察，“警察同志，这事儿你们得好好查查。我这钱是拿去给工人发工资的，一分都不能少。现在少了五万，不是小数目。”

那个年轻一点的警察皱了皱眉，“王师傅，你再好好想想，发现包的时候，周围有没有其他人？或者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情况？”

他的语气还算客气，但我听得出来，那里面已经带了一丝怀疑。

我怎么想？

我脑子里一团乱麻。

我只记得当时卫生间里空无一人，我只记得我看到钱时的震惊和挣扎。

“没有！就我一个人！”我攥紧了拳头，指甲都陷进了肉里，“我王建军用我的人格担保，我绝对没拿！”

“人格？”金先生嗤笑一声，那声音特别刺耳，“你一个扫地的，人格值多少钱？”

这句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脏。

我气得浑身发抖，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是，我只是个扫地的。

我一个月工资三千块，不够他一顿饭钱。

我在他眼里，可能连个人都算不上。

但是，这不代表他可以这样侮辱我！

陈经理赶紧出来打圆场，“金先生，您消消气。老王在我们这儿干了快三年了，一直都是勤勤恳恳，人品我们是信得过的。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误会？”金先生眼睛一瞪，“我的钱实实在在地少了，这是误会？陈经理，你们大厦的安保就是这么做的？员工的手脚不干净，你们也有责任！”

陈经理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脸色很难看。

警察同志站了出来，“好了，都别激动。金先生，您说包里是五十五万，有什么证据吗？比如银行的取款凭证？”

金先生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皮夹，抽出一张纸，拍在桌上。

“喏，昨天下午刚从银行取的，凭条还在这儿呢。”

警察拿起来看了看，确实是一张银行的取款凭条，金额是五十五万元。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证据。

他有证据。

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我的一张嘴，一句苍白无力的“我没拿”。

谁会信？

一个是有头有脸的大老板，一个是在他公司打扫卫生的清洁工。

天平会向哪边倾斜，用脚指头想都知道。

“王师傅，这事儿比较严重，你得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做个详细的笔录。”警察的语气，已经从“同志”变成了公事公办的“王师傅”。

我点点头，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我跟着他们往外走，路过大厅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同事们，都远远地看着我，交头接耳，指指点点。

他们的眼神，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的背上。

我这辈子，没进过派出所。

坐在审讯室里，头顶的灯光白得刺眼，我感觉自己像个犯人。

警察问的问题很细，从我早上几点到的大楼，到我清理十八楼的具体时间，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我一遍一遍地重复着。

我说得口干舌燥，但他们脸上的怀疑，并没有减少。

“王建军，我们再问你一次，你真的没拿那五万块钱？”

“真的没有。”

“那你考虑过没有，五十万，对你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你儿子在上海要买房，你正好缺钱……”

“我缺钱，但我不偷不抢！”我激动地站了起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理我懂！”

“坐下！”对面的警察敲了敲桌子，“我们只是在按程序办事，分析你的动机。”

我无力地坐了回去。

动机。

是啊，我有一个全世界最充分的动机。

这让我百口莫辩。

从派出所出来，天已经黑了。

陈经理在门口等我，脸色也不好看。

“老王，公司这边，决定先给你办个停职。等事情调查清楚了再说。”他递给我一支烟。

我摆摆手，我不会抽。

“我知道了。”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停职。

这只是个开始。

如果最后查不出来，这个“偷了五万块钱”的帽子，我就得戴一辈子。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一开门，秀英就迎了上来。

她看到我灰败的脸色，什么都没问，只是拉着我坐下，给我倒了杯热水。

“建军，到底怎么了？警察把你带走，我心都快跳出来了。”她的眼圈是红的，显然是哭过。

我捧着水杯，把下午发生的事情，跟她说了一遍。

我说得很慢，很平静，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说完，我看着她。

我怕，我怕连她都不信我。

秀英听完，抓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但很温暖。

“建军，我信你。”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跟你过了三十年，我比谁都清楚。你就是饿死，都不会去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自己老婆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这些年，下岗的苦，打工的累，我都没掉过一滴泪。

可今天，我扛不住了。

不是因为被冤枉，而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毫无保留地相信我。

这就够了。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一遍一遍地回放着白天的情景。

金先生那轻蔑的眼神。

同事们指指点点的议论。

警察审视的目光。

还有那张五十五万的取款凭条。

所有的一切，都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我牢牢地困在中间，动弹不得。

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难道那个金先生，真的记错了？

可看他那笃定的样子，不像。

难道，在我发现之前，已经有人拿走了五万？

可我进去的时候，隔间的门是虚掩的，不像是有人刚离开的样子。

而且，谁会拿了五万，留下五十万？不合常理。

我的脑子，就像一团被猫抓过的毛线，越理越乱。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想见人。

小区里的大爷大妈，见了秀英，都旁敲侧击地打听。

“秀英啊，听说你家建军出事了？”

“哎哟，捡了钱还惹一身骚，图啥呀。”

秀英都笑着应付过去了，但回到家，她就偷偷地抹眼泪。

我知道，她比我还难受。

我的名声，就是她的脸面。

现在，我的名声，被人踩在了泥里。

中午的时候，儿子王涛打来电话。

“爸，我听妈说了。你别急，也别上火。我相信你。”他的声音很沉稳，比我想象的要冷静。

“爸，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咱们得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不要请个律师？”

“请什么律师，那得花多少钱。”我立刻回绝了，“你别管了，好好上你的班。”

“爸，这不是钱的事！”他有点急了，“这是名誉的事！钱我来想办法，我同学有做律师的，我先咨询一下。”

挂了电话，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我本来是想为他分忧，结果现在，倒成了他的累赘。

我这个当爹的，当得太失败了。

我感觉自己被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包围着。

我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鸟，看得见外面的天，却怎么也飞不出去。

我开始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如果那天早上，我没有走进那个隔间，或者我看到了那个包，假装没看见，直接走开。

是不是，就不会有后面这么多事了？

做好人，为什么这么难？

为什么我捡了钱，交了上去，最后反而成了小偷？

这个世界，是不是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讲？

我坐在窗边，看着楼下人来人往。

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为了生活奔波。

在他们眼里，我王建军这点事，可能连一粒灰尘都算不上。

可这粒灰尘，落在我自己身上，就是一座山。

我不能就这么被这座山压垮。

我得做点什么。

我不能就这么被动地等着，等着警察给我一个“查无实据”的结果，然后背着这个黑锅过一辈子。

我的脑子，开始疯狂地转动起来。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把事情从头到尾，像过筛子一样，再过一遍。

每一个细节。

我发现包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十五分。

我把它交到张主管手里的时间，是六点二十分。

这中间，只有五分钟。

我一直和包在一起，没有离开过。

也就是说，如果钱少了，只可能是在我发现之前。

那么，金先生是什么时候丢的包？

警察说，他是前一天晚上下班时，落下的。

他前一天晚上加班到很晚，走的时候太累，就忘了。

从他离开，到我发现，中间隔了七八个小时。

这七八个小时里，有没有其他人进过那个卫生间？

十八楼是金融公司，晚上加班是常态。

但是，我们公司的规定是，夜间十点以后，大楼会进行出入管制，只有持特定门禁卡的人才能进入。

而且，保洁夜里是不工作的。

也就是说，从前一天晚上十点，到我第二天早上六点上班，这中间的八个小时，大楼里的人，应该非常少。

想到这里，我突然坐直了身体。

监控！

对，监控！

大楼里到处都是监控。

卫生间里面没有，但是走廊里肯定有！

只要调出十八楼卫生间门口的监控，看看那段时间，都有谁进去过，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脑中的迷雾。

我一下子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抓起外套就往外冲。

“建军，你干啥去？”秀英在后面喊。

“我去找陈经理！我有办法了！”

我冲出家门，一路小跑到公交车站，心脏因为激动和奔跑，在胸腔里怦怦直跳。

这是几天来，我第一次感觉，自己重新掌握了一点主动权。

我不再是被动挨打，我要反击。

我赶到华茂中心，直接冲进了物业办公室。

陈经理正在打电话，看到我，愣了一下。

我等他打完电话，开门见山：“陈经理，我想请您帮个忙，调一下十八楼卫生间门口的监控。”

我把我的想法，快速地说了一遍。

陈经理听完，皱起了眉头。

“老王，这个想法，警察早就想到了。他们昨天就已经把监控调走了。”

我心里一沉，“那……那结果呢？监控里有什么发现吗？”

陈经理叹了口气，“问题就在这儿。十八楼的走廊，结构有点特殊，那个位置的监控，正好有一个死角。能拍到走廊的大部分，但拍不到卫生间的门口。”

“怎么会这样？”我感觉自己刚燃起的一点希望，又被一盆冷水浇灭了。

“设计上的问题，谁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陈经理也很无奈，“警察看了，从金先生离开，到你早上进去，这段时间，确实有几个人在走廊里出现过，但都不能确定他们是否进入了卫生间。”

“那几个人是谁？都问过了吗？”我追问。

“都是那家金融公司的员工，加班的。警察已经逐一排查过了，他们都说没进过那个卫生间，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我的心，又一点一点地凉了下去。

唯一的线索，断了。

我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椅子上。

“老王，你……你也别太往心里去。”陈经理安慰道，“这事儿，疑点利益归于被告。金先生那边，光凭一张取款单，也定不了你的罪。最后，很可能就是个悬案。”

悬案。

我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虽然不会坐牢，但这个“嫌疑”，我可能一辈子都洗不清了。

我走出华茂中心，外面下起了小雨。

冰冷的雨丝打在脸上，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的心里，比这天气还要冷。

接下来的几天，我陷入了更深的煎熬。

公司那边，停职的通知一直没有撤销。

派出所那边，也没有任何新的进展。

事情，就这么僵住了。

我每天待在家里，像个废人。

秀英看我这样，急在心里，变着法地给我做好吃的，跟我说话。

可我，没什么胃口，也没什么心情。

我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我的名誉，我的工作，我做人的尊严，好像都随着那说不清的五万块钱，一起消失了。

最让我难受的，是来自周围人的压力。

邻居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以前见面，都会热情地打招呼，“王师傅，上班去啊？”

现在，他们看到我，要么假装没看见，要么就远远地绕开。

我成了他们眼中的“不祥之人”。

有一次，我去楼下小卖部买盐，老板娘找钱的时候，把钱重重地拍在柜台上，而不是递到我手里。

那个动作，深深地刺痛了我。

我什么也没说，拿起钱，默默地走了。

回到家，我把这件事跟秀英说了。

秀英气得直掉眼泪，“他们怎么能这样！太过分了！”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仅让自己蒙羞，还连累了她。

那天晚上，儿子又打来电话。

“爸，我咨询过律师同学了。他说这种情况，确实很麻烦。对方有取款凭证，我们没有人证物证，在法律上很被动。”

我听着，心里一片冰凉。

“不过，”他话锋一转，“他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我们可以申请，让警方去核实金先生那笔钱的冠字号码。”

“冠字号码？”我没听懂。

“就是每张钞票上独一无二的编码。银行大额取款，都会有记录。如果能证明，他取出的那五十五万，其中有五十万的冠字号，和我上交的这五十万完全对得上，那至少可以证明，这五十万确实是他丢的。至于另外那五万……”

王涛顿了顿，“那就只能看警方能不能找到别的线索了。”

这听起来，像是一根救命稻草。

但我也知道，这根稻草，有多么脆弱。

就算证明了这五十万是他的，也证明不了我没拿那五万。

“涛涛，算了。”我疲惫地说，“你别再为我的事操心了。好好工作，照顾好自己。爸没事。”

“爸！”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怎么能算了！我不能让我爸被人这么冤枉一辈子！”

挂了电话，我坐在黑暗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闷烟。

烟雾缭rou着我的脸，呛得我直咳嗽。

我感觉自己，走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我珍视了一辈子的清白和名誉，好像就要这么不明不白地毁了。

我努力工作，省吃俭用，想给儿子一个好的未来。

结果，我却成了他的负担，让他为我担惊受怕。

我这一辈子，到底图了个什么？

我看着墙上挂着的全家福。

照片上，我们一家三口笑得很开心。

那是我刚下岗不久，王涛考上大学那年，我们去照相馆拍的。

那时候，虽然日子苦，但心里有盼头。

我觉得，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没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可是现在，这个坎，我好像真的过不去了。

绝望，像潮水一样，慢慢地淹没了我的头顶。

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如果我死了，是不是一切就都结束了？

是不是就不会再有人指指点点，是不是就不会再连累老婆孩子？

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打了个冷战。

不行，王建军，你不能这么想。

你是个男人，是个丈夫，是个父亲。

你得撑下去。

就算天塌下来，你也得给老婆孩子撑着。

我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疼痛让我清醒了一些。

我不能放弃。

绝对不能。

一定还有什么地方，是我没想到的。

一定有。

我闭上眼睛，强迫自己把整个事件，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再过一遍。

从我推着清洁车，走进十八楼开始。

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画面。

拖地，擦洗手台，敲隔间的门，推开……

等等。

推开门。

我看到了那个黑色的包。

我把它拎起来。

很沉。

我拉开拉链。

看到了那一捆一捆的，红色的钱。

钱……

钱是用银行的封条扎着的。

对！银行的封条！

我记得很清楚，每一捆钱，都用白色的纸条扎得整整齐齐，上面还盖着银行的章。

我当时只是粗略地看了一眼，但那个画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一个念头，像电流一样，瞬间击中了我的大脑。

银行！

银行封装现金，都是有固定规格的！

一捆，就是一百张，一万块。

十捆，用一个大的封条再扎一次，就是十万块。

我当时看到的，是五大捆。

每一大捆，都是用银行的机器打好封条的，外面还包着一层塑料薄膜。

也就是说，那五十万，是五个完整的、没有拆封过的十万的捆！

我的心跳，开始不受控制地加速。

如果金先生说，他丢的是五十五万。

那么，银行给他的，应该是五个十万的整捆，外加一个五万的散捆。

或者，是五个十万的整捆，外加五捆一万的。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必然会有一个“零头”。

而我看到的，是五个完完整整、没有拆封痕迹的大捆！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如果我拿了五万，我就必须拆开其中一个大捆。

而那个封条，一旦拆开，就不可能恢复原样！

我没有拿！

我没有拆封条！

所以，警察在清点的时候，看到的，也应该是五个完好无损的大捆！

这个发现，让我浑身的血都热了起来。

这不是猜测，不是推断。

这是一个可以验证的，铁一样的事实！

我找到了那个被我忽略掉的，最关键的细节！

我从沙发上“霍”地一下站起来，激动得在客厅里来回踱步。

我的脑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过。

我以前当车工的时候，师傅总说，魔鬼藏在细节里。一个零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没想到，我这后半辈子，居然要靠当车工时养成的这点眼力劲，来救自己的命。

我不再犹豫，立刻穿上衣服，拿起手机。

“秀英，给我做点吃的，我吃完了，要去一趟派出所！”我的声音里，充满了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力量。

秀英看着我，愣住了，“建军，你……”

“我找到证据了。”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能证明我清白的证据。”

我再一次走进了派出所。

这一次，我的腰杆挺得笔直。

我找到了上次给我做笔录的那个年轻警察。

“警察同志，我有新的情况要反映。”

我把我关于银行封条的发现，条理清晰地，跟他复述了一遍。

他一开始还只是例行公事地听着，但越听，他的眼睛越亮，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王师傅，你确定你看到的是五个完好无损的，十万一捆的封包？”

“我确定！”我斩钉截铁地说，“我这双眼睛，以前在厂里是看游标卡尺的，错不了。你们清点的时候，应该也拍了照，做了记录。只要把证物拿出来一看，就全明白了！”

年轻警察立刻站了起来，“王师傅，你等一下，我马上去向领导汇报！”

他匆匆地走了。

我坐在接待室里，静静地等待着。

我的心里，很平静。

我知道，天，要亮了。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那个警察回来了。

他身后，还跟着金先生。

金先生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他看到我，眼神有些躲闪。

“王建军，你跟我来。”警察对我说。

我们一起走进了一间办公室。

那五十万现金，作为证物，被封存在一个透明的证物袋里，就放在桌子上。

果然，是五个用塑料膜封好的，十万一捆的整包。

白色的封条，银行的红色印章，清晰可见。

“金先生，”警察转向他，语气很严肃，“你再看看。这笔钱，是不是你丢的？”

金先生的目光落在证物袋上，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是……”他小声说。

“好，”警察点点头，然后看着我，“王师傅，麻烦你把你刚才的发现，再当着金先生的面，说一遍。”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金先生，不卑不亢地开口了。

“金先生，你说你丢了五十五万。银行取款，五十五万，应该是五个十万的整捆，外加一个五万的散捆，对不对？”

金先生的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我继续说：“这五个整捆，从我发现，到交给警察同志，封条一直都是完好无损的。这一点，警察同志可以作证。也就是说，我不可能从这里面，拿出五万块钱来。”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所以，现在就只有一个问题了。”

我顿了顿，目光直视着他，一字一句地，说出了那句在我心里盘算了无数遍的话。

“金先生，那另外的五万块钱，那个散捆，您是不是……把它忘在别的地方了？”

金先生的脸，“唰”地一下，白了。

他的眼神，开始慌乱。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那一刻，真相，已经不言而喻。

他要么，是自己记错了，把那五万块钱落在了别处。

要么，他就是从一开始，就在撒谎。

他看到我一个清洁工，捡到了这么大一笔钱，就动了歪心思，想讹我一笔。

他以为我老实，好欺负，肯定说不清楚。

他算计好了一切，却唯独算漏了一点。

他算漏了，银行的封条。

也算漏了，我这个老车工，对细节的记忆和较真。

“金先生？”警察的声音，打破了沉默，“关于王师傅提出的这个疑问，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金先生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抬起手，擦了擦汗，眼神飘忽，不敢看任何人。

“我……我……”他支支吾吾了半天，“我……可能……可能是我记错了。我回去……回去再找找……”

他说完这句话，就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整个人都萎靡了下去。

警察同志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歉意。

“王师傅，对不起。是我们工作不够细致，让你受委屈了。”

我摇了摇头。

“没关系，说清楚了就好。”

走出派出所的时候，雨已经停了。

天空被洗得干干净净，一道彩虹，挂在天边。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感觉压在心口的那座大山，终于被搬开了。

第二天，陈经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

电话里，他一个劲儿地道歉，说公司误会我了，希望我能回去继续上班。

他还说，公司决定，要给我颁发一个“拾金不昧”的奖状，还有一笔奖金。

我婉拒了。

“陈经理，谢谢您的好意。但这工作，我不想干了。”

“别啊老王，你可千万别因为这事儿有情绪……”

“不是情绪。”我打断了他，“我只是想换个环境。这几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

挂了电话，我心里很平静。

我不是在赌气。

我只是觉得，那个地方，已经不适合我了。

金先生那句“你一个扫地的，人格值多少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虽然现在刺拔出来了，但伤口还在。

我不想每天待在一个，会让我时时刻刻想起那份屈辱的地方。

人活着，不光是为了挣钱，还得有点尊严。

几天后，王涛从上海回来了。

他一下火车，就直接回了家。

看到他，我跟秀英都高兴得不得了。

他瘦了，也黑了，但眼神比以前更坚定了。

“爸，妈。”他放下行李，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什么？”

“公司发的奖金，还有……那个金先生，托警察送来的，说是……补偿。”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沓钱，还有一封道歉信。

信是手写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大概意思就是他一时糊涂，鬼迷心窍，希望我能原谅他。

我把信放在一边，问王涛：“你这次回来，能待几天？”

“爸，我不走了。”

我和秀英都愣住了。

“不走了？那你上海的工作呢？”秀英急了。

“我辞了。”王涛看着我们，笑了笑，“我想好了，上海的房子，咱们不买了。我在咱们市里，找了一份工作，薪水也还不错。以后，我就在你们身边。”

“傻孩子，你怎么能……”

“妈，我不是傻。”王涛打断了秀英的话，他看着我，“爸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房子、钱，这些东西，都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在一起，平平安安，堂堂正正地活着。”

“以前，我总想着，要在大城市扎根，给你们争光。可我拼死拼活，到头来，连我爸被人冤枉了，我都只能在电话里着急。那种无力感，我不想再经历了。”

“我想陪着你们。就像小时候，你们陪着我一样。”

我看着儿子，看着他已经褪去青涩，变得成熟的脸。

我的眼睛，又有点湿了。

我这一辈子，没给儿子留下什么金山银山。

我能给他的，只有我做人的这点原则和骨气。

我以为，这些东西，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值钱了。

但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我教给他的，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它能让他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方向，守住自己的本心。

那个周末，我们一家三口，包了顿饺子。

白菜猪肉馅的，我最爱吃。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

秀英在擀皮，王涛在拌馅，我在旁边烧水。

我们聊着家常，说着未来的打算。

王涛说，他女朋友也支持他的决定，准备过段时间，也来我们这个城市发展。

秀英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看着他们，心里觉得特别踏实。

那五十万，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我平静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

但雨过之后，我失去了一份工作，却找回了更重要的东西。

我找回了我的尊严，也让我的儿子，明白了生活的真谛。

我想，这就够了。

人这一辈子，起起落落，谁都说不准。

但只要你心里的那杆秤，一直是平的，那你走到哪儿，都能站得直，睡得稳。

来源：日夜笙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