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美国，这场伪装成健康运动的“MAHA”，实则是右翼势力反抗科学、技术与公共机构的代理人。它将一种生活方式的叛逆，与具体的政策议程相融合，并以此来掏空“现代性”所承诺的、具有解放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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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场伪装成健康运动的“MAHA”，实则是右翼势力反抗科学、技术与公共机构的代理人。它将一种生活方式的叛逆，与具体的政策议程相融合，并以此来掏空“现代性”所承诺的、具有解放性的价值。

“我知道您最担忧的是草甘膦的残留，所以我们特地准备了无草甘膦的蜂蜜和生鲜牛奶”，天然食品播客主持人保罗·萨拉迪诺说道。当制片人递给他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两只小酒杯时，他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

萨拉迪诺常被称为“食肉医生”，他所主推的“食肉饮食法”，信奉者众多。他对肯尼迪是“生乳”的拥趸这一点深知肚明——这种未经巴氏消毒的牛奶，在网络“健康”社群中备受推崇，常被赋予近乎神秘的治愈功效。

对肯尼迪而言，萨拉迪诺的这场“穴居人”表演，并非噱头，而是他所推行的“MAHA”（让美国再次健康）理念的具象化。该理念的核心，是已被广泛证伪的“自然免疫”理论。尽管缺乏证据支持，但该理论对那些不信任现代体制的人，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许，在科技、制度和“专家”介入之前，万物本该更美好。

“生乳”，已成为自然食品倡导者与科学共识之间最新交锋的焦点。未经巴氏消毒的牛乳，暗藏着诸多隐患：饮用者将暴露于多种病原体之下，对孕妇及免疫功能低下者尤为危险。其携带的弯曲杆菌、沙门氏菌和李斯特菌，可能导致死胎及宫内疾病的传播。

巴氏杀菌法，是预防这些疾病传播的重要措施。但正是这些措施，激怒了“生乳”的倡导者——他们认为，现代的食品安全处理措施，非但未能预防疾病，反而助长了一个有毒的食品体系的形成。

因此，当肯尼迪大幅缩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食品安全计划时，鲜少有人感到意外。在肯尼迪的领导下，HHS还取消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研究项目，关闭了大流行病防备中心，并停止了流感疫苗的宣传。

肯尼迪的逻辑并非新颖，其根基在于一种更广泛的信念：所谓“天然”的，即是本质上良善的；而现代的科技或制度管控，皆是具有破坏性的——它们是对一种有机的、和谐的自然秩序的危险干预。自工业革命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以来，这种观念便成为了反动政治的基石。

人们憎恶现代世界。这种矛盾由来已久。但在过去的十年间，这种不满以一种尤为尖锐的形式爆发了——政治的极化、社交媒体的焦虑、收入差距的扩大、健康状况的恶化，以及普遍的疏离感，交织成了一场灾难。诸多问题，被笼统地归咎于“现代性”本身。

当整个国家的政治格局转向，当右翼运动愈发被阴谋论和对科学共识的质疑所煽动时，我们正被推离那种曾支撑着1990年代乐观主义的、对技术变革与探索的信念。

自政治光谱初现以来，对“现代性”的否定，始终是右翼政治的核心主题。当人口从农业社会转向城市社会时，浪漫主义应运而生，它颂扬乡村生活与深远的历史传统——那个被想象出来的、家庭稳定、工作有意义、人们知晓自我身份的黄金时代。

到十九世纪末，极右翼的前身已在欧洲蔓延。政治运动家和理论家们警告称，“内部的敌人”（通常指犹太人）正将民众从部落与民族的共同体中，拖入一个抽象而异化的世界。这些叙事，最终成为了二十世纪早期法西斯运动的原材料，并被转化为了大众政治。法西斯理论家朱利叶斯·埃沃拉，就曾将“现代世界”，视为其首要的敌人。

每一代的右翼势力，都在编织着同一个故事：社会、政治与技术的进步，正在破坏一个本应存在的、自然的和谐。这些叙事，常常将正当的诉求（如产业转型所引发的失业问题），与偏执的暗语（如将问题归咎于移民）相混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反动的分析，逐渐凝固为对人类干预本身的普遍猜疑：即认为，改善生活与世界的努力，终归是徒劳的，甚至是有害的。

将“现代性”塑造成一个单一的、恶性的整体，常常被包装成对资本主义和帝国的激进批判。然而，这种叙事，也为某些残酷的紧缩计划提供了掩护。当肯尼迪抨击大型制药公司、并自诩为健康领域的捍卫者时，特朗普政府却在大幅削减医疗补助计划的开支，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失去了医疗保险。

尽管肯尼迪在对抗合成化学品和污染者的运动中争取了盟友，但其削减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研究经费的举措，注定无法在疾病趋势的研究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他所鼓吹的“疫苗犹豫”论调，堪称此模式的典范——疫苗被塑造成一种违背自然的人工产物，被描绘成引发人类尚未理解的神秘问题的根源。

在肯尼迪的健康理念中，自然的过程，永远优于人为的干预：无为，或许胜于有为，且永远都更经济。

美国右翼叙事所面临的反驳在于：其政治愿景本身，实则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概念。历史学家杰弗里·赫夫曾用“反动的现代主义”一词，来精准地捕捉这一悖论。他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旨在更高效地分化社会阶层、并压制“劣等群体”的当代工程。

这解释了，为何在某些领域以“医疗卢德主义”（反对现代医学）为由削减预算的同时，硅谷却正从共和党的新合作中获益。尽管在竞选期间猛烈抨击科技与社交媒体企业，特朗普却已成为它们最大的拥护者：他试图阻止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监管，并通过“星门计划”为AI项目争取到了5000亿美元的投资。

对于右翼而言，当“现代性”被剥夺了其解放的潜能——即挣脱陈旧的社会习俗与等级制度枷锁的能力——时，它便不再具有威胁性。捍卫现状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构想一种新的、将技术与创新真正服务于社会需求的现代性。

作者信息：谢恩·伯利（Shane Burley）。

来源：日新说Copernicium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