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阎锡山在蒋冯阎战争失败之后，于1930年底回到山西(按:《间锡山日记》记载，阎从大连回山西是1931年8月),竭力标榜“民主”,网罗进步人士,宣扬他要走一条特殊的路线。我和一些朋友仔细分析了阎锡山的动向。综观他辛亥以来的行为和在山西割据称霸的形势，我们认为，他

阎锡山在蒋冯阎战争失败之后，于1930年底回到山西(按:《间锡山日记》记载，阎从大连回山西是1931年8月),竭力标榜“民主”,网罗进步人士,宣扬他要走一条特殊的路线。我和一些朋友仔细分析了阎锡山的动向。综观他辛亥以来的行为和在山西割据称霸的形势，我们认为，他既然抗不过蒋介石，就必然坚持在山西经营独立王国，当土皇帝。山西在华北的战略地位，自古就十分重要。“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当土皇帝的宗旨不变，而对日军的态度却相当暧昧。我决定回山西去，利用阎蒋矛盾，利用阎锡山标榜“民主”的口号，相机寻找一个新的宣传抗日、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阵地。

到了太原，阎锡山的官方，只限李冠洋、张隽轩和我往来。李冠洋是我在二十年代北京法政大学求学时就认识的。那时，他是国共合作运动的参加者，此时，已成为阎锡山的亲信，正不遗余力地在为阎锡山搞一个叫做“青年救国团”的省内组织(按:《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记载，该团叫“中国青年救国团”，在山西、绥远、北平等地活动)。张隽轩，是我到太原后初识的。他的舅父杨爱源是阎锡山的副司令，因有这种关系，他尚能得到阎锡山的信任。张隽轩为人朴实、正直、不苟言笑，思想很进步。相识以后，我感受到他对我十分诚恳，虽说他的身份是阎公署的人，但他的作风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我在太原期间，与他过从颇密，相处得很知己。直到太原失守后，我们在临汾办学时，突然听说阎锡山发现张隽轩是共产党，恼羞成怒，密令逮捕，张隽轩闻讯逃离，径自奔晋西北抗日部队而去。从此，在我的心目中，对他更增加了许多敬意。

尽管有种种限制，阎锡山政权总还无法禁止我与旅法时的同学、好友周北峰(时为共产党员)往来。周北峰当时在山西政法大学任教，经他介绍，我又认识了从德国回来的杜任之。杜也是共产党员，在太原绥靖公署任秘书。他们都在利用各自的合法身份为党做工作。当时,我除了因为旅法时的职务关系，了解周北峰是共产党员外，对其他人的政治面貌全无了解。交往深浅，全凭自己的感官直觉。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一踏进太原起，我能与之心心相印的，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僻处太原，在不能从事任何直接有益抗日工作的情况下，我总感到孤寂，感到茫然。阎锡山这个人阴险奸诈，诡计多端。自知书生气太重，在政治活动方面，既没有经验，又缺乏智谋。于是，我尽量推动张隽轩、李冠洋引更多的革命者来晋。他们根据各自的目的，说服了阎锡山。继我之后，于1934年一年中，先后又请来了张友渔、韩幽桐、邢西萍(徐冰)、张晓梅、杨绍萱、温健公、黄松龄等一批共产党人。此外，还先后请来邓初民、许德珩、鯖性张蔪拗申府、王思华等进步学者入晋讲学。

他们的到来，迅速打破了山西知识界的沉闷空气。这些同志大都是留学生，可谓人才济济。当年冬天，张友渔、邢西萍、杜任之、周北峰、温健公等同志,一起发起组织“中外语文协会”，对外开办英、德、法、日等语种的补习班，通过补习班，团结、教育了许多革命青年。

阎锡山自辛亥时代起，始而投机革命，继而卖身于袁世凯，依附段祺瑞，一步步独揽了山西的政治,军事、财政大权。经过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确立了个人在山西的独裁统治。他一贯注重自身的经济实力，从烟土专卖到大办军火工业，无不环绕一个目的--增强个人实力。

蒋冯阎战争以冯、阎失败告终。阎锡山没有得到蒋介石政权的认可,在日本人的护卫之下,抢先从大连飞回山西。若不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他难免于一场蒋介石、张学良的武力制裁。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蒋介石出面调和了与各大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阎锡山受蒋政权委任，当上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管辖山西、绥远两省。此时的阎锡山，一方面不得不就范于南京政权，另一方面，他的地方实力固然依旧，但毕竟是败将重返，还不得不拿出些新花招来欺骗人民,三十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恶浪冲击着中国，工农业调敝，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觊觎华北。民族的危机，人民的灾难，反倒被阎锡山当作为沽名钓誉的机会。

就这样，阎锡山重返山西后，开始着手推行他那一套“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

所谓“物产证券”，是阎锡山企图通过货币改革来摆脱经济危机影响的措施。具体说，就是在他的独立王国范围内，实行一种资本位的地方货币制度。事实证明，其推行的结果，除了便于阎锡山集团任意剥削，更多地中饱私囊以外，老百姓只落得失去一切经济自由。

阎锡山的所谓“按劳分配”，是以“土地村公有”、“兵农台一“现代井田”作为前提的。他吹嘘这种“兵农合一”的"现代井田”就是“农业社会主义”，“非特可以救中国，且可以救世界”。实际上，"现代井田”制是一种赤裸课的农奴制，是对历史的公然反动，它反映了阎锡山政权的军事封建主义的反动实质。

如果说阎锡山的“物产证券”，是从二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货币理论中，零拾拼凑而成的大杂烩,那么,他常挂嘴边的所谓“按劳分配”，则不过是他道听途说来的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学名词而已。

……阎锡山作为一个地方独裁者，既然新近折兵于蒋介石，且又面临经济危机、民族危机，为巩固地方统治，他想在政治上表现出比蒋介石多一点“民主”，在经济上有所标新立异。政治上为了表现出“民主”，使他愿意请一些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来为其标榜所用;经济上为了标新立异，更使他想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这一方面的知识，国民党是一窍不通的，唯有共产党人可资请教。这就是阎锡山三十年代初大批请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入晋的背景。

另一方面，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蒋介石政权下无法容身，便利用阎锡山提供的机会，来到山西，进行“合法”斗争，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同时也保存了力量。由此可见，双方都出于利用的目的。

1934年9月(按:《阎锡山日记》记载，阎父于1934年12月逝世，“庐墓百日”，应在此后），阎锡山庐墓期间，住在五台河边村(现改属定襄县)老家。他用汽车把我从太原接去，我才初见其人,就在这一次,他拿出他写的那本《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征求我的意见。我以一种书生姿态，表示我只懂《资本论》，不懂他的“理论”。

后来，我又和张友渔、邢西萍、杨绍萱、温健公、刘再生诸人一同去过几次，都是为了讨论《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我们这些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却又比较明确地表示不承认阎锡山的“理论”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我的对策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只讲自己对《资本论》的理论认识。邢西萍(徐冰)则不同，他总敢于对阎锡山诬蔑共产党的言论，采取正面驳斥的态度，他说:“我的水平不高，就我所知，你批评共产主义的错误,并不如此。……”我们这种态度，搞得阎锡山没趣得很。阎锡山经常津津乐道其“二的哲学”，曾让李冠洋给我们讲解“唯中论”，也请我们分别给他讲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我给他讲的就是《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讲的时候，自然有一种不得已对牛弹琴的感触，但也发现他听得很仔细，很用心。我这才知道，这个人表示要听《资本论》，不单是为了装门面，他还另有目的呢。讲完之后，他总不免恭维几句，而背地里，则恨恨地谓我为“马克思迷”，“难以为驾”。不过，他也确曾感慨地对我说:“以前有人告诉我，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其论而无其事。听你这么一讲，看来还是有其论也有其事。”我想，这大概是他在伟大真理面前，无可奈何的表示吧。1935~1936年间,阎锡山发表过如《防共必先知共》、《共产主义的错误》之类的反动文章。倒确实可以看出，他请人讲马克思主义目的之所在，民主是假，防共反共是真。我认识阎锡山的初期(1935年上半年)就感到，在他身上反映出来，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仍然是相当突出的。

他相当看不起蒋介石，连蒋介石看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宪法》这本书，他都要耻笑,认为这是“给小学生看的”。当时，上海有一家小报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三个军阀，蒋介石一手握手枪，一手托现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窝窝头，阎锡山一手提一杆秤，一手拿算盘。有人谈到这张画，他洋洋得意地笑了，他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都高一筹。

有一次，许多人在一起谈古论今，我借评论曾国藩，大骂蒋介石师承曾国藩，一样的卖国求荣，终将成为中国历史的千古罪人。阎锡山收敛了笑容，说:“你可以骂蒋介石，但是你不要骂曾国藩，我也是曾国藩的学生。”我暗笑他一语道破天机，不自禁地脱口而出。“所不同者，蒋介石是洋的，你是土的。”在场的和不在场的朋友们听说这段对话，都替我这种公然蔑视的口吻捏把汗。结果，阎锡山倒也不曾拿我怎样。因为那时候，阎锡山处处标榜一个“土”字，什么“土烟”、“土产”、“土货券“土货商场”……处处以土为荣。阎锡山的“土”,成了地方主义的别称，独立王国的代名词。想来，阎锡山对我的蔑视口吻并不介意，奥秘原来在此。

阎锡山在政治上以善弄权术著称，他有一整套的两面手法。无论从什么角度观察，我们都可以看出，运用“二的哲学”,是阎锡山统治手法的基本特点。大到确定一条政治路线，小至人员使用，他无不按照“二的哲学”行事。

随着日军侵略步步深入，以及陕北我党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阎锡山面临着共产党、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日本帝国主义三种势力对他形成的压力。他在这三种相互对立、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根据“一切为了存在”的原则，提出“抗日和日”、“联共防共”“拥蒋反蒋”的方针，用抗日的名义维护自己的反革命利益，借进步口号掩盖自己的反动宗旨。这是阎锡山在抗战过程中，大体贯穿始终的路线，也是一整套特别明显的两面派手法，特别突出地体现了“二的哲学”的反动本质。

阎锡山对其内部的统治，也采取大抵相同的两面手法。阎锡山手下，同时用着两套人马。一套以邱仰为首，倾向南京势力，另一套以李冠洋为首，是本地势力。对邱仰溶派，他说:“对南京,咱们要靠。”对李冠洋派，他又说:“咱们与他们不同。”两派都觉得阎锡山是自己的后台，相互监视，互相充当特务，然后向阎锡山邀功请赏。阎锡山由此得到不少好处。具体到使用人的问题，他更是公开表示,“使功不如使过。

曾任平遥县长的孙焕仑，有严重的贪污行为被阎锡山掌握，孙焕仑跪倒在地，痛哭流涕，请求赦一死罪。结果，阎锡山不仅免其死，而且大升其官，先授以冀宁道尹肥缺，数年后，又将此大贪污犯擢升为省民政厅厅长。

无怪乎当时的人们得出结论，阎锡山之用人标准是“使贪使罪”。阎锡山确乎是用这种手段培植亲信的。

1935年夏天，阎锡山令李冠洋动员我们加入他的组织。同志们一致地采取了抵制态度。为此，张友渔夫妇重赴日本，邢西萍夫妇重返北平。而我，苦于一身债务和家累，北平的案子(指1932年12月北平许、侯、马事件)还维持原判，实在无处可去，只好与温健公等一起，以拖延来对付。

从此，我不愿再与阎锡山有往来，阎锡山也不愿再见我们。在此同时，以张慕陶为首的一批托派分子来到太原，与阎锡山沆瀣一气，还和山西特务梁化之勾结在一起。我的处境十分不利。于是，我索性关起门来读书著述，一面继续《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翻译，一面开始了向研究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转折和过渡。(林 登辑)

来源：五色四藩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