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长文详解新质生产力崛起背后的科技体制破局之道

摘要：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敦志刚在CSSCI核心、北大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坛》2025年8月第8期发表论文《科技体制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挑战和实践路径》指出，在全球科技革命重构竞争格局背景下，科技体制改革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

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敦志刚在CSSCI核心、北大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坛》2025年8月第8期发表论文《科技体制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挑战和实践路径》指出，在全球科技革命重构竞争格局背景下，科技体制改革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引擎。现将全文发布如下：（全文约12000字，预计阅读时间28分钟）

本文刊发在CSSCI核心、北大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坛》2025年第8期，左右滑动可查看全文。

●摘要

在全球科技革命重构竞争格局背景下，科技体制改革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引擎。本研究系统解析科技体制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揭示其通过制度创新逻辑、生产关系逻辑、要素配置逻辑、技术创新逻辑和动态协同逻辑五维机制，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研究指出，当前科技体制改革面临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未充分释放、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未真正确立、科技创新资源统筹配置碎片化、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深度不足、开放化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滞后 5个方面的现实挑战。基于此，提出 “五位一体”实践路径，即构建战略型举国体制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市场导向型要素配置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建立全国统一技术市场优化资源统筹效能、打造“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垂直创新体系、实施高水平开放战略深度参与全球创新协作。

科技体制改革；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现实挑战；实践路径

●正文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演进、国际竞争格局加速重构背景下，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已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跃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科技创新的历史必然性，更彰显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战略紧迫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系统性思维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构建起涵盖创新主体培育、资源配置优化、成果转化激励的全链条制度框架，通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推动科技创新从要素驱动向制度驱动转型。这一历史性跨越既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的效能释放，也得益于政府与市场协同创新机制的持续完善，标志着我国科技创新体系正迈向更高水平的制度性突破和系统性重塑。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已演化为制度竞争的高级形态，科技体制改革面临多重战略挑战。破解这些困境亟需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指引，在制度创新、要素协同与治理优化的交互作用下，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制度体系。这不仅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的现实需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变革的战略抉择。

01 科技体制改革赋能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脉络

1.1 市场化改革破局期(1978—1992年)：从理论和意识形态上扫清科技发展的思想障碍

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确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论断，奠定改革思想基础。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改革指导思想，明确“从实际出发，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有步骤的改革”的任务，标志着科技体制从计划管理向市场导向转型。1987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强化成果转化导向。1988年，《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推动科研院所向科研生产经营实体转型，实现从理论突破到实践转轨的双重跨越。

1.2 创新体系建制期(1992—2012年)：推动市场机制在新型科技体制中的应用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提“科教兴国”战略，推动改革重心转向创新体系建构。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确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雏形。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系统部署创新体系建设，提出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等改革任务。2012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标志着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基本框架成型。

1.3 战略赋能深化期(2012—2024年)：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2015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构建“源头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改革体系。2016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将创新驱动上升为国家优先战略。2021年，《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年)》着力破解科技自立自强制度瓶颈。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技评价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科技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性重构。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形成“战略规划—制度供给—治理创新”三位一体的改革格局。

02 科技体制改革赋能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2.1 制度创新逻辑：破除体制机制梗阻环节，夯实新质生产力制度根基

（1）创新联合体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载体逻辑。创新联合体作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战略载体，通过“技术—市场—产品”转化机制实现战略需求与市场动能的协同耦合。该模式构建了“企业主导—院所支撑—政府引导”的三元架构：企业依托市场导向整合产业链资源，科研院所聚焦基础研究突破技术瓶颈，政府通过政策工具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组织协同机制通过价值链重构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要素支撑。

（2）制度性结构调适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传导逻辑。 Mowery等的“技术—市场”二元理论揭示了制度结构在技术供给与需求之间具有动态中介作用。科技体制改革通过财税激励、平台建设等政策工具激活创新主体动能，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筛选有效技术路径，构建“政策驱动—市场反馈”双向传导链条。当制度创新突破观念桎梏与体制藩篱时，其释放的势能加速技术代际跃迁。

（3 ）包容性制度环境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可持续逻辑。马克思指出技术创新具有重塑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力量，而吴敬琏强调制度安排是链接技术与市场的关键枢纽。科技体制改革通过重构研发投入机制、优化要素配置模式，既保障技术创新的持续投入，又强化成果转化的市场渗透力。尼尔森的多样性创新理论进一步提出，包容性制度环境需支持多技术路径探索，政府通过差异化政策平衡短期效益与长期布局，以柔性资源配置机制维持创新生态多样性。

2.2生产关系逻辑：突破传统生产力外边界，释放新质生产力增长潜能

（1）生产关系调适是制度适配的内生逻辑。生产力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动态适配，科技体制改革通过重构要素配置网络、优化科研管理机制，破解传统体制对创新要素流动的束缚，本质上是将行政主导型生产关系转型为创新驱动型生产关系，通过“市场导向—政策牵引”双向激励，疏通科技工作者、创新主体与市场的互动通道。

（2）制度创新是要素配置的变革逻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起适应技术迭代的制度框架：一方面破除高技术产业的行政性壁垒，另一方面通过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设计，激发“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的闭环效应。

（3）技术—制度协同是创新驱动的互动逻辑。恩格斯强调技术进步通过“机械辅助手段”引发生产革命，马克思则指出上层建筑需随经济基础革新而调整。科技体制改革通过双重路径赋能生产力跃升：技术层面，打破科研体制阻碍释放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颠覆性技术的扩散势能；制度层面，重构“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的衔接机制。这种“技术创新倒逼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反哺技术创新”的螺旋演进，既验证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重塑生产关系”的论断，又通过动态适配机制突破“索洛悖论”。

2.3要素配置逻辑：优化生产要素最优组合，激活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

（1）要素重组是创新资源配置的核心逻辑。生产力跃升源于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科技体制改革通过破除行政壁垒与强化市场引导，驱动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以市场化手段打破“低效锁定”困境，推动要素资源向高潜力领域集聚。这一过程不仅验证马克思关于“要素协调推动生产力”的论断，更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形成“技术迭代—要素重组”的正向循环。

（2）制度创新是激发主体活力的实践逻辑。熊彼特强调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科技体制改革通过优化体制机制释放多元主体动能：一方面构建宽松创新环境，激活科研机构与企业研发潜能；另一方面通过政策激励与资金引导，吸引外部资源嵌入创新网络。这种制度设计贯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升级”链条，为技术革命与产业质变提供持续动力。

（3）系统演进是生产力质变的内在逻辑。生产力质变本质上是生产要素组合创新引发的系统性变革。科技体制改革通过数字经济、绿色科技等领域的资源配置优化，催生智能制造、平台经济等新生产方式，推动生产关系向网络化、柔性化转型。在此过程中，市场通过供求机制筛选有效技术路径，政府则以制度创新构建包容性生态，二者协同形成“技术突破—制度适配—社会转型”的传导链条。

2.4技术创新逻辑：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壁垒，锻造新质生产力核心引擎

（1）科技与生产力的辩证互动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通过改造生产方式和提升效率实现现代化转型。其理论框架强调科技发展与生产力升级的辩证统一：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力跃迁，而生产力提升为技术迭代创造物质条件。科技体制改革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疏通技术转化通道，将科技创新理论潜能转化为现实动能，并通过制度创新加速技术向生产力渗透。

（2）创新驱动与产业重构是变革新质生产力的动态逻辑。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理论揭示，创新并非单纯的技术发明，而是通过技术应用与模式重构引发产业生态的系统性变革。在科技体制改革背景下，破除旧体制壁垒可激活企业创新活力，推动技术成果从实验室向市场端延伸。改革通过构建“技术研发—市场验证—产业迭代”完整链条，使“创造性毁灭”从理论概念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

（3）自主创新与技术扩散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系统逻辑。 Aghion等的纵向创新理论强调，自主创新是技术追赶与生产力跃升的核心动力。Myers等将创新定义为“技术创新变革—经济价值创造”的多维过程，Mansfield则聚焦技术创新的全周期管理，而Mueser强调技术变革的断代式突破特性。改革通过跨学科协作机制、柔性资源配置及激励机制重构，既保障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性，又通过技术扩散机制形成“核心突破—外溢辐射”的扩散效应。

2.5动态协同逻辑：打通双链融合堵点断点，筑牢新质生产力协同底座

（1）主体协同是创新系统重构的核心逻辑。 Etzkowitz等的三螺旋理论指出，政府、产业与高校的协同构成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科技体制是由企业、院校、政府和个人等多元主体构成的相互依存的创新系统，任何单一主体难以主导这一体制。科技体制改革通过制度设计强化三方互动，即政府以政策引导资源流向战略性领域，高校依托基础研究孵化原创技术，企业则聚焦技术产业化与市场转化。

（2）系统协同是创新效能提升的结构逻辑。弗里曼与MUESER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强调，公私部门的协同是技术进步的关键。创新集成理论强调，在创新过程中，通过集成手段和集成机制，整合多方资源和力量，形成一个具有高度协同性的创新系统。科技体制改革通过重构“政府—市场—科研机构”的互动网络，优化创新系统的结构功能，即政府以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企业通过需求端牵引技术迭代，科研机构则提供知识供给。

（3）价值共创是创新生态演进的功能逻辑。动态协调理论与融通创新理论指出，跨领域协同本质在于价值共创。科技体制改革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创新网络，推动整合资源、知识与技术：一方面打破“国有—民营”“大—中—小”企业的体制区隔，以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创新活力；另一方面通过技术联盟、开放实验室等载体，通过制度创新将“创造性破坏”转化为“协同性建构”，促进跨学科技术融合与商业模式创新。

科技体制改革赋能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挑战

3.1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未充分释放，协同创新机制亟待完善

（1）国家战略与政策执行存在脱节。在“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中，部门利益藩篱导致政策执行碎片化，地方保护主义形成行政壁垒，造成中央与地方科技创新布局的“温差效应”；横向统筹层面，区域间资源配置呈现“蜂窝状”割裂，削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整体效能；政策执行中“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科技创新资源跨区域流动受阻。

（2）跨部门协作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财政、科技、教育系统间政策衔接存在制度性断点，创新要素流动渠道不畅；跨领域资源统筹机制缺位，导致重复配置与关键领域投入不足；重大科技任务组织呈现“多龙治水”困局，部门本位主义与技术壁垒交织，造成科技创新资源处于低效配置状态，严重制约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3）多元主体协同面临双重困境。政产学研金要素整合存在“三明治”效应，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亟待完善；共性技术攻关遭遇“双失灵”困境，市场机制难以突破技术代际壁垒，行政手段无法精准匹配产业动态需求。

3.2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未真正确立，创新力存在结构性失衡

（1）民营企业战略地位传导受阻。在重大科技工程实施中，政策保障体系存在结构性缺失，地方性融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配套措施执行存在区域性差别；市场公平竞争制度有待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规制存在实践真空，制约民营企业技术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创新要素配置存在“玻璃门”现象，民营企业难以突破传统创新体系中的身份壁垒。

（2）企业家精神激发机制亟待优化。创新激励政策呈现“点状分布”特征，中小企业难以突破创新资源获取的制度性瓶颈；风险共担机制缺位导致创新试错成本社会化程度不足，高风险技术探索面临“市场失灵”与“保障真空”双重挤压；创新文化培育面临制度性滞后，短期绩效导向与长期创新投入的矛盾尚未有效化解，限制企业家战略创新能力的有效发挥。

（3）领军企业创新引领效能存在落差。领军企业的产业链整合功能尚未突破传统供应链管理模式，中小企业技术适配能力与协同创新机制存在代际差；基础研究投入呈现“结构性失衡”，企业研发投入过度集中于应用端，限制原创技术策源能力提升；领军企业的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与产业生态主导力仍显不足，制约我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提升。

3.3科技创新资源统筹配置碎片化，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受限

（1）战略资源配置存在双维梗阻。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提升面临系统性制约，在区域创新枢纽建设中，政策传导存在结构性偏差，地方政府执行标准不一导致资源投入呈现“梯度差”；协同机制存在制度性缺陷，产学研主体功能定位模糊，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边界有待厘清，导致科研攻关重复投入与成果转化断层并存。

（2）人才发展生态面临结构性矛盾。产教融合面临制度性梗阻，高校知识供给与企业技术需求存在代际差，高层次人才跨体制流动的“旋转门”机制尚未健全；激励机制呈现“短视化”倾向，基础研究人才评价过度聚焦短期产出；创新文化培育滞后，容错机制缺失加剧科研人员风险规避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原始创新能力的提高。

（3）资本供给体系存在双重失衡。资本配置呈现“马太效应”，初创企业融资渠道狭窄与传统金融机构风险厌恶形成叠加效应；基础研究投入存在制度性缺口，社会资本参与机制尚未突破收益周期与风险承受的双重约束；产融协同机制缺位，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面临“融资断点”，技术成熟度与资本偏好存在阶段性错配。

3.4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深度不足，现代产业体系支撑薄弱

（1）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机制不畅。产学研协同存在主体目标差异，企业追求市场化快速落地的诉求与科研机构侧重基础研究深度探索的学术导向形成价值矛盾，导致技术供需匹配效率降低；协作过程中，各方因管理机制、评价体系和文化认知差异，普遍存在沟通成本高、资源整合难等问题；协同机制面临制度性缺位，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对接体系和利益分配规则，制约创新要素跨主体高效配置。

（2）创新资源配置精准度不足。基础研究过度集中于学术机构，应用端创新主体面临持续性投入不足，初创企业融资渠道有限；风险资本短期逐利倾向明显，对共性技术攻关支持薄弱；重点实验室与地方经济需求匹配度不足，存在功能重叠和服务模糊问题；区域平台同质化严重，差异化服务能力欠缺；要素配置市场化机制不健全，技术供给体系与产业需求存在代际差异，创新链各环节缺乏动态协调机制。

（3）科技产业价值传导存在系统性断点。科研成果成熟度与产业化需求存在脱节，部分前沿技术脱离应用场景；中试环节支撑体系薄弱，技术验证与工程化服务能力不足，导致大量成果滞留实验室阶段；技术交易服务专业化程度低，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滞后，造成科研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梗阻；基础与应用研究衔接机制缺失，长期学术探索与即时产业需求未有效平衡。

3.5开放化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滞后，全球科技治理参与不足

（1）区域协同发展存在双重失衡。在空间布局上，沿海与内陆地区呈现显著的开放梯度差，内陆省份在创新基础设施、政策配套和国际化资源获取能力等方面存在系统性短板，制约全球创新要素资源汇聚；在制度衔接上，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互认等关键领域与国际规则对接存在时滞性，科技成果跨境流动面临法律适配障碍。

（2）国际科技合作面临结构性制约。在竞争维度，发达国家对高技术领域合作设置非关税壁垒，核心技术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受阻，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参与深度不足；在机制建设层面，现有合作平台存在功能碎片化问题，“一带一路”科技园区协同缺乏统一的技术转移标准体系，联合实验室建设尚未形成可持续的成果共享机制。

（3）创新生态国际化水平亟待提升。在要素整合层面，产学研协同机制与国际创新链衔接不畅，跨国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专业化能力不足，导致技术供需匹配效率低下；在成果转化维度，核心共性技术的国际合作研发深度有限，外资研发机构技术溢出效应尚未充分释放，高技术领域成果跨境产业化渠道狭窄；在创新生态构建方面，国际化服务支撑体系不健全，跨境数据流动、科研设备共享等基础性制度尚未完善，制约全球创新网络的深度融入。

04 科技体制改革赋能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

4.1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布局优势，在深化改革中优化科技创新体制

（1）构建战略引领型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科技领导和管理体制，聚焦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构建科技创新与国家重大需求深度对接的决策指挥体系。推进科研评价机制改革，建立以原始创新贡献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体系，赋予科研团队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使用自主权和成果转化收益权。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形成基础研究“十年磨一剑”、应用研究“揭榜挂帅”、成果转化“沿途下蛋”的梯次推进格局。

（2）健全协同高效型政策供给机制。构建覆盖创新全链条的政策支持体系，统筹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工具，强化政策体系对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的支撑效能。突破部门壁垒，构建科技、教育、产业、金融四维协同的政策衔接机制。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建立基础研究稳定支持机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赛马制”资金配置机制。

（3）打造使命驱动型创新联合体。围绕国家科技战略需求构建新型攻关组织体系，在空天科技、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战略领域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七位一体”的创新联合体。强化领军企业的系统集成功能，推动建立“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中小微企业协同创新网络”的融通发展模式。通过创新联合体实现3个贯通，即贯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建立“沿途下蛋”的成果溢出机制；贯通产业链与创新链，形成“研发—工程化—产业化”无缝衔接体系；贯通国内国际创新资源，构建开放式协同创新网络。

4.2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在深化改革中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1）健全战略型民营企业参与制度保障。在政策端，实施差异化税收抵免、专项融资担保和创新风险补偿机制，建立民营企业重大科技项目申报“直通车”制度；在组织端，打造国家重大工程政企研协同创新平台，实行产业创新联盟“揭榜制”和政府服务专员“伴随制”；在法治端，推进创新基本法立法进程，明确民企创新主体地位与产业化权益，构建覆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的法治保障链。

（2）培育全球领先型创新示范标杆。聚焦产业底层技术突破，支持建立行业级基础研究创新中心，试点企业承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定向联合资助项目；聚焦前沿技术攻关，在量子信息、空天科技等领域组建国家战略科技联合体，实施跨周期连续资助机制；聚焦产业生态构建，推广“链主+隐形冠军”协同计划，打造细分领域技术创新“微生态”。

（3）打造价值导向型创新制度环境。优化创新治理结构，建立重大新政企业家咨询制度和创新政策影响评估机制；优化要素供给体系，在双创示范基地试点开展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知识产权跨境交易枢纽；优化创新服务网络，构建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数字平台，打造技术经理人培养体系；优化文化培育机制，设立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功勋奖，实施企业家创新领导力提升计划；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探索科技人员跟投机制，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全链条风险共担机制。

4.3优化科技创新资源统筹配置，在深化改革中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1）构建战略引领型要素配置体系。聚焦世界科学前沿和新兴产业主战场，实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双高地”建设工程：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原始创新策源地，在成渝、武汉等区域创新中心培育新兴技术转化枢纽。建立“需求牵引—能力供给”双向匹配机制，绘制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揭榜制”和“赛马制”并行管理模式。聚焦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战略领域，建设国家级行业大模型创新中心，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垂直创新链。

（2）健全人才强基型培养机制。在学科交叉维度，设立前沿交叉学科特区，推进“双导师制”联合培养项目；在产教融合维度，建立国家级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实施校企“双聘研究员”制度；在能力提升维度，构建“科研训练—工程实践—产业转化”三阶段培养路径，建立基础研究人才“长周期”评价机制，设置原创性成果“绿色通道”。

（3）完善资本赋能型金融支持体系。强化战略资本牵引作用，设立国家战略科技投资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布局前沿技术领域；优化金融供给侧服务能力，建立科技企业“白名单”制度，开发“研发贷”“专利质押贷”等专属金融产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推进科创板“技术属性”评价体系改革，建立硬科技企业上市“快车道”；创新产融结合机制，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产业组建产业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推行“龙头企业出资+政府配资+社会跟投”的募资模式。

4.4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在深化改革中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1）构建战略协同型双链融合体系。聚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战略领域，组建国家级创新联合体，推行“揭榜挂帅”和“赛马制”并行攻关模式；依托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工程转化”垂直创新链；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创新枢纽打造产业创新走廊，构建“研发总部+中试基地+产业园区”空间布局。

（2）健全需求导向型精准对接机制。在重点产业领域布局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打造产业技术策源地；依托龙头企业建设行业级中试基地，构建“技术验证—工艺优化—量产导入”全链条服务支撑体系；组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网络，建立科技成果转化“高速公路”；创新资源配置方式，设立产业链协同创新专项基金，推行“企业出题、院所答题、政府助题”的联合攻关模式。

（3）打造互驱共进型双链融合生态。实施产业创新能级跃升工程，建立技术预见委员会制度，编制重点领域技术成熟度路线图；建设国家产业创新数字基座，运用AI大模型实现技术需求智能挖掘和成果精准匹配；在生物制造、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建设未来产业创新中心。完善成果转化“催化”体系，推行职务科技成果“先赋权后转化”改革，建立中试熟化“风险共担”机制；在国家级高新区试点建设概念验证中心，构建“实验室样品—中试产品—市场商品”三级转化体系；设立产业链协同创新奖，将技术扩散效益纳入科研绩效评价体系。

4.5打造科技开放创新生态系统，在深化改革中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1）构建全域开放型制度体系。在空间维度，实施“陆海联动”开放工程，打造沿海自贸试验区与内陆自贸试验区协同区政策联动机制，建立沿边开发开放“负面清单+梯度开放”制度；在产业维度，推行“双轮驱动”开放策略，在巩固制造业开放优势基础上，率先在数字经济、绿色技术等新兴领域构建国际通行的服务贸易规则体系；在治理维度，实施“多边+区域”协同战略，主导制定人工智能伦理、数据跨境流动等国际技术标准，建设国际科技争端解决中心；在制度接轨维度，深化“规则对标”行动，系统推进知识产权互认、科研伦理审查等制度与国际先进体系衔接，打造国际科技创新“制度示范高地“。

（2）实施立体化国际协同战略。在基础研究领域，联合欧盟、东盟等建立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牵头组织量子计算、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全球科研攻关联盟；在技术转化领域，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园区协同计划，建设跨境技术转移枢纽站；在产业应用领域，打造RCEP数字技术创新走廊，共建亚太区域技术标准互认体系；在全球科技治理领域，实施国际组织“筑巢引凤”工程，推动国际技术转移组织亚太总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区域中心等国际科技机构落户中国。

（3）打造全球资源配置创新枢纽。建设国际科研“超级接口”，依托国家实验室组建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实施“百千万”引智计划，引进百家国际顶尖实验室分支机构、千项跨国联合研发项目、万名海外高端科研人才；打造产业创新“全球节点”，在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建设国际研发总部集聚区，吸引全球500强企业设立区域研发中心；深化国际技术转移市场化改革，建设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构建“离岸研发—在岸转化”的全球价值链整合体系。

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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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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