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民族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得益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斗争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其做选择时面临的复杂境遇包括：
【摘要】全民族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得益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斗争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其做选择时面临的复杂境遇包括：
其一，全民族抗战初期爆发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广大知识青年何去何从，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出场的实践境遇；其二，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唯物辩证法传播甚广，社会各界深受影响，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出场的理论境遇；其三，1943年3月《中国之命运》出版，以及5月共产国际解散，促使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走得更快更远，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丰富与发展的历史境遇。在这三个境遇的选择中，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理论自信与坚持“两个结合”的思想定力，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新民主主义理论诞生于全民族抗战时期。这一理论的提出与完善，肇始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紧密结合。但具体而言，它也发轫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共之间激烈的思想交锋。1937年5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即将达成，而抗战是采取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还是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摆上了台面。刘少奇直言：“同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停止以后，政策的、原则的、理论的斗争已经提到了主要的地位。”事态发展亦是如此，此后两党的思想斗争或急或缓，或明或暗，直接推动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出场与发展。
以往学术界论及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原因时，总体上较少关注新民主主义理论出场与发展的国共思想斗争背景。鉴于此，笔者拟作一补充，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国共之间的思想斗争为背景，探析新民主主义理论出场与发展的实践、理论与历史境遇。
一、插在清凉山的旗子：新民主主义理论出场的实践境遇
1938 年6月底，湖南华容一个21岁的读书人决定携友人奔赴延安，但行前不慎走漏风声。据其晚年回忆：“刘浴生（刘大年的同行者——引者）有个做过县长的堂兄从外地回家，他阻止刘浴生去延安，发现我是始作俑者。他派人邀我去家里谈谈。一见面就说，到延安去没有什么出路。……华容三青团也突然给我寄来一封《告华容青年书》。那上面说，三民主义是青年的神圣指针，悖离了，就要陷入盲从。有人认为到西北去可以寻找知识，那是有害的。……一位正直、热心，短期在外面做事糊口的前辈，也不赞成我的去向。”
这个叫刘大年的年轻人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曾就读于湖南国学专修学校的他，更熟悉修齐治平的儒家学说。赴延安前，他只是在长沙的马路地摊上翻看过《毛泽东自传》《朱德访问记》一类的通俗读物，对于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西安，还是延安？这是摆在“刘大年”们面前的一个人生选择。全民族抗战爆发初期，大量知识青年迁徙大后方，国共双方都意识到吸收新鲜血液的重要。正是为了招揽像刘大年这样的知识青年，国民党率先挑起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然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与这场争论有何关系，我们可以从其过程一窥究竟。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之前，这一论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开始酝酿。
1937 年6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形成，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仍心存芥蒂。在蒋授意下，一批国民党文人纷纷鼓噪，有的迂回攻击，要求“实行一切思想文化的统制”；有的直接诬蔑马克思主义“早已走入机械唯物论去了”。气焰十分嚣张。
1937 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既要同意三民主义，也要区分三民主义，同时强调“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这实际上是为这场思想斗争定调。接着，深谙国民党内情的董必武进一步挑明问题的严重性：“听说国民党三中全会时，有人提议共产党员须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只信三民主义，才能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中国共产党中亦有个别党员以为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员要保持其纯洁，只能信共产主义，不能再信三民主义……于是过去成为问题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问题，至今日随着国共重新合作同样也成为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董必武的答案是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即毛泽东所说的“区分三民主义”。总之，面对国民党挑起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毛泽东等人在此阶段的应对策略即是将三民主义区分为“革命的”与“不革命的”两种。
第二阶段：1938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开始发动。
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共方面都是围绕三民主义的解释权予以回击。1938年2月，毛泽东以答记者问的形式，重申前言。只是在末尾强调：“凡是愿意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而又真正研究和懂得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人，一定会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高的理想，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人类最美满、最愉快、最幸福的社会”。这实际上是以一种比较委婉的方式暗示共产主义高于三民主义。
对此，嗅觉灵敏的蒋介石心知肚明。1938年初，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阵脚稍稳，就开始刻意打压共产党。蒋介石首先在党内吹风，透露自己的“溶共”企图。上行下效，国民党地方官员即公开扬言“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三民主义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讥讽之意，十分明显。在此背景下，加入军统的中共叛徒张国焘要求“中共同人”“毫无保留地实行三民主义”，国家社会党党魁张君劢口出狂言，要求毛泽东“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
面对进攻，中共方面仍通过概念辨析作出反击，着重区分三民主义。在下半年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围绕三民主义解释权，毛泽东在大会发言中坦言：“共产党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张闻天也表明：要“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三民主义，发展其积极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反击极为克制，他们皆认可三民主义的主导地位，毛泽东甚至强调：“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
总之，1937年“七七”事变至1938年武汉沦陷，抗日战争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日军气焰嚣张，中国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强调此时“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因此，面对国民党的思想挑衅与无端攻击，毛泽东等人侧重于策略性的辨析。
第三阶段：1939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进入新阶段。
1938 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策调整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国民党将重心逐渐转向“防共”“限共”，企图以三民主义的绝对排他性否定共产主义，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存在理由。1939年，蒋介石多次在演讲中指出三民主义具有绝对正确性，以三民主义排斥马克思主义，进而压缩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空间。中共已没有退路。1939年8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果无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可能后果严重。他说：“假使不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分别清楚，不仅国民党人可以有两种看法，即一种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既没有分别，共产党大可不必再相信共产主义；另一种是三民主义既可包括共产主义，则共产主义在中国便无存在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与会者对周恩来提出的问题高度重视，但更为强调马列主义。其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其一，要区分三民主义。张闻天将三民主义分为三种：“假三民主义，如汪精卫的三民主义；不彻底的三民主义，即一民主义；真三民主义”。他这里所说的“一民主义”，实指蒋介石夸大民族主义的三民主义。王稼祥则将三民主义分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资产阶级化了的三民主义”，他直斥“蒋介石、叶青、戴季陶的三民主义”都属于后者。其二，要坚持马列主义。张闻天认为：“没有马列主义的帮助，真正的三民主义是国民党所把握不住的。”而王稼祥也认为“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三民主义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不久之后，王稼祥再次撰文，明确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进步的思想”。
可见，此时中共高层面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的共识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同意三民主义。为将二者协调起来，必须作出区分，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抵制蒋介石的三民主义。为此，张闻天特别建议：“斗争的旗帜是三民主义，是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不是强调以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对立”。
然而，这样做的一个难题在于：基于历史渊源，中共并不能完全掌握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孙中山晚年对马克思主义赞誉有加，但也存在抵牾之处，譬如他公开宣称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他尤其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认为是“倒果为因”。这也给了国民党借题发挥的空间。
如果不能完全掌握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则无法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中占上风；而如果只是在三民主义的框架内做文章，则不可能完全掌握三民主义的解释权。正是基于此种考虑，1939年底，毛泽东提出既不同于三民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新民主主义，而且，借此点明最为关键的领导权问题：“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高度一致，但在领导权问题上，则有质的差异。这也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的“新”之所在。此后，毛泽东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这与他之前的观点已有明显不同。
学界已有共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撰写是给当时延安的各级学校提供课本。新民主主义理论最初的宣传对象，就是类似刘大年那样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对此，1945年2月，毛泽东有清楚说明：“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进抗大的学生过五关斩六将，像潮水一样涌向延安，滔滔而来，源源不断。我那时不太忙，给他们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所讲的大都忘记了，但有一点我还记得。……我说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义”。根据抗大五分校学员刘大年的说法，他们在“洛川驻扎的时间共四个多月，没有军事课程，全是思想理论课”。而在教育内容上，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重中之重。
诚然，类似刘大年这样的青年学生究竟选择延安还是西安，多少带有一些偶然性。然而，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此时的出场，却昭示着某种历史的必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全面抗战路线”与国民党代表的“片面抗战路线”即呈水火不容之势。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的过程看，即使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忍辱负重，开始只侧重于概念辨析，但并不足以让蒋介石幡然觉悟。于是，一面与三民主义既有联系，但又绝然不同的新旗子才真正插在了清凉山上。
回头来看，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中，毛泽东别具匠心树起了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处心积虑以三民主义消溶共产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一个两难境地：直接竖共产主义旗帜，无异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与国民党唱对台戏；直接竖三民主义旗帜，则无异于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最后的化解之道即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面过渡性的旗帜。这面旗帜必须具备两个特质：其一，与三民主义同中有异。1939年12月13日，艾思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时，将新文化解释为“三民主义的文化”，毛泽东直接表示反对，认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可见，他此时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另辟蹊径。而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又称二者“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其二，与共产主义异中有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际，立即解释“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将其与社会主义直接挂钩。他又在后文强调“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与三民主义同中有异，有利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共产主义异中有同，则有利于巩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地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出场，既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的一个内在结果，也是“全面抗战路线”战胜“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要求。
二、唯物辩证法的底气：新民主主义理论出场的理论境遇
1937 年9月4日，国民政府甘肃省主席贺耀祖打开办公桌上一封同乡友人的来信，竟意外读到一大通哲学道理：“《易经》说的，穷则变，变则通，与现代辩证法所谓由渐变到突变，由量变到质变的道理是一样的。在穷的过程中包含着许多量的变化，愈穷，量的变化愈大。到了相当时候，就来一个所谓‘则通’的突变。《易经》上的变，即辩证法上的突变。拿事实作证，西安事变是个突变。”这段话以传统儒学的《易经》开头，中间介绍了量变质变规律，收尾则以现实政治中的国共关系为例，中心思想是阐释辩证法中由量变到质变的合理性。写信者叫谢觉哉，当时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代表。
谢觉哉与贺耀祖年龄相当，虽为同乡，但毕竟身份有异，他之所以不避好为人师之嫌，对贺耀祖大谈唯物辩证法知识，抛开其他因素，应该反映了他的一种理论自信。事实上，三民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强调调和与折衷的理论，孙中山反复强调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其实就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调和与折衷。然而，因其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认识论基础，这种政策上的调和与折衷很容易被人视为机会主义的两面讨巧。而新民主主义理论之所以能一举超越三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唯物辩证法的加持与支撑。20世纪30年代前期，唯物辩证法在中国思想界恰如雷霆万钧，势不可挡，其影响所及，连一些国民党人士也概莫能外。
1937 年前，中国知识界对唯物辩证法的认同可能远超今人想象。1933年，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范寿康极力称赞辩证法是“是一种更高级的，更普遍的，更正确的，更深刻的观察法”。无独有偶，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坦言：“辩证法是一个最高级的认识方法”，非但如此，他还更进一步，认为辩证法“已超过方法的领域，而进入世界观的领域”。影响所及，连自由派作家沈从文也不得不感叹：“上海那个时节，又正是连陆侃如先生讲中国诗史也得引用唯物史观方法的时节。”
唯物辩证法对于新民主主义理论构建的推动作用，前人已有研究，兹不赘述。毛泽东研习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与其构思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过程几乎同步。在其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之前，1937年，毛泽东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1938年3月25日至27日，他又在三天之内读完潘梓年所著《逻辑与逻辑学》。新民主主义理论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智慧，与唯物辩证法的相关性不言而喻。
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出场之际，唯物辩证法的影响不仅惠及理论的创建者，也波及理论的争取对象与竞争对手。如前所述，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动机之一是争取知识青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许多青年学生通过阅读介绍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读物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就读川东师范学校的李新，在读书会上读到唯物辩证法书籍，脑筋为之一新：“不少人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就很感兴趣，尤其是唯物辩证法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现在读到辩证法，又觉得光讲形式逻辑还是不行，必须懂得唯物辩证法，才能引导我们求得真理。”无独有偶，1938年，西安师范附小年仅14岁的少年魏宏运，无意中购阅了《辩证法浅说》《大众哲学》《逻辑学与逻辑术》等进步书籍，思想也为之一变。这三本书的共同点是：文字通俗易懂，结构清晰简单，是唯物辩证法的绝佳入门读本。
像李新、魏宏运这样的青少年学生思想活跃，追求进步，在唯物辩证法传播已经蔚然成风的情形下，他们欣然接受，本不为奇。值得注意的是，就连一些国民党人士也为之倾倒，不能自已。
以国民党领袖为例。20世纪30年代初，在国民党内有“代帅”之称的胡汉民，在谈及三民主义时，对唯物辩证法下过这样的论断：“我认为以唯物史观的看法，去看一切历史的演变——用唯物的辩证法，去探究一切历史的事实，并用此推求出一种结论，这是很可能的。”而蒋介石本人在1938年之后亦长期关注黑格尔辩证法，阅读相关书籍，这在其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以国民党高层为例。蒋之亲信唐纵对唯物辩证法亦十分重视。1939年4月，唐纵在工作之余开始研究唯物辩证法。其日记记载：“晚上读完马克思辩证法。初检此小册，觉对于马克思主义宣传太甚，后为完成逻辑学系统的研究，取而细阅，亦觉有其学术上之价值”，对唯物辩证法十分推崇。蒋另一亲信胡宗南亦如此。1939年底，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向上级汇报：胡宗南“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胡宗南当时与熊向晖一道学习辩证法，应该是出于个人的喜爱与兴趣。
以国民党文人为例。唐、胡本是军人，或有附庸文雅之嫌，而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叶青，可能更具说服力。叶青，中共叛徒，早年留学法国与俄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较为熟悉。在其笔下，“新哲学的辩证法的物质论”是科学的理论，“不随哲学底消灭而消灭”。1939年，叶青加入国民党，更加肆无忌惮地炮制反共“大作”。然而，在叶青笔下，他对中共理论的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却独不触及唯物辩证法。他曾写道：“辩证法与物质论是宇宙之一般的说明，历史物质论是历史之一般的说明，与现实相距较远，因此对于中国不生适用与否的问题。”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理论之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唯物辩证法。连军人出身的唐纵都察觉到二者的紧密联系，而自诩理论家的叶青，却不见于此。这说明其理论家身份的欺世盗名，以及唯物辩证法的无可撼动。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列宁看来，“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中，辩证法与逻辑、认识论三者合一。如果不能拒绝唯物辩证法，那么也就必须接受由唯物辩证法这套逻辑推导出的结果。
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三民主义一样，都对未来社会有一个构想，但三民主义在认识论层面的逻辑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知行合一”学说，其科学性和说服力远逊唯物辩证法，这便导致三民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只是部分利用社会主义。而新民主主义理论则不然，它以唯物辩证法为基本逻辑，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论证，将未来社会的构想直接导向社会主义。
在《新民主主义论》第四节中，毛泽东以相当长的篇幅阐释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以往论者对此节关注不够，认为只是进入正题前的一个铺垫。然而，如果我们结合上述唯物辩证法广泛传播的背景，不难发现其中大有深意。在这一节中，毛泽东将世界革命分为两种，即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另一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在他看来，前者已经过时，后者方兴未艾，区分二者的标志性事件则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而当时中国思想界充满对于俄国革命的好感。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经济危机突然爆发，苏联五年计划取得成功，两相对照之下，中国社会各方对于苏联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成就产生浓厚兴趣。1934年，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公开刊文，对苏联表达艳羡：“全球认为乌托邦式的五年计划，居然能在四年零三个月内，能在财政竭蹶人才缺乏的环境下完成；全世界都被卷入经济恐慌的狂流中，而苏俄独无失业问题……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的。”
以此为背景，回头揣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则不难发现其中暗含了一个缜密的三段论推理：其一，大前提，俄国十月革命代表了新的世界革命的方向；其二，小前提，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三，结论，中国革命也应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而为了在实践中完成这个三段论的结论，以一种导向社会主义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止步资本主义目标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事实上，正是沿着这个思路，毛泽东借助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严丝合缝地推导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也需经过一个革命的否定之否定。首先，当下，为了导向社会主义，进行第一个否定，即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次，将来，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再进行第二个否定，即用社会主义革命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否定之否定的潜台词是：如果社会主义目标值得憧憬，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必由之路。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曾以充满激情的文字宣称：“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在其笔下，资本主义从部分被消灭到全部被消灭，正是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结果。而1937年8月25日，谢觉哉分析了孙中山“迎头赶上”的说法，认为“国人尚不大明了形式逻辑的应用，而现在许多问题已非新的辩证法则不能解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尚属茫然，而社会已在要求有资产阶级民主之利而无其弊的制度，就是决定必须‘迎头赶上’的原故”。其逻辑与上述毛泽东的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中国化”道路的追求：新民主主义理论完善的历史境遇
1945 年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闭幕。6月底，身在重庆的唐纵读到会议文件，他在日记中写下一个判断：“毛泽东走着中国现实主义的道路”。唐纵所用“中国现实主义”一词，可能是指适合中国的务实道路。事实上，自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有意识地提出“中国化”道路，即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新民主主义理论，即是中国化的一个成果。
自新民主主义理论在1939年与1940年之交出场后，毛泽东即通过延安整风进一步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并将这一中国化的成果进一步完善。而1943年的两个事件，即3月《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与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使新民主主义理论得到了应用，在实践中获得了丰富与发展。两个事件的发生相距较近，造成的影响也比较一致，实际上可合并探讨。如果说《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促使具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化”的必要性，从而加快其步伐，那么，共产国际的解散则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国化”提供了更大空间，或者说可能性。但为了叙事方便，仍分述如下：
其一，《中国之命运》的出版。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蒋介石大打“中国化”之牌，认为“所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似乎只有国民党与蒋介石才能真正懂得中国，才能真正代表中国。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中共方面并未立即回应，但也并非无动于衷。4月22日，毛泽东“已要陈伯达写一意见……送政治局各人看，看后再考虑办法”。谢觉哉读完《中国之命运》，一眼看出蒋介石立论过于偏狭，“搬出古代唯心的不着边际的东西来反对现在进步的东西”。可见相关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其实，蒋在《中国之命运》中，既批英美，又反苏俄。对于已经接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知识界而言，这种极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并未切中肯綮。据美国官员费正清观察，“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府的象征，已经失去中国知识界对他的信任与忠诚”。然而，在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大背景下，蒋介石用“中国化”来诬蔑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为“舶来品”，这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高度警觉。
其二，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之命运》余波未平，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闻知消息，欣喜异常，他从中似乎嗅出了瓦解中国共产党的良机。
对于共产国际的解散，毛泽东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特别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里，他在党的建设问题中使用了“民族化”一词。如果放在中国语境下，可以理解为《论新阶段》一文中提出的“中国化”。1943年6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继续阐释党的“民族化”（即中国化）：“今天再没有人能够抹煞事实，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民族化的政党了。审查一个政党的民族化，应该有些什么标准呢……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能继承这个民族的真正良好的（而不是坏的，早已过时而应该抛弃的）传统作风，并使之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新鲜事物相结合而发扬光大。从这所有的标准来看，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最民族化的政党，在中国所有政党中，它应该考第一名。”
蒋介石此前动辄呼吁恢复民族固有伟大传统，《解放日报》社论却主张真正的民族化，即只应继承真正良好而非早已过时的民族传统，可谓针锋相对，击中要害。
蒋介石本拟借共产国际的解散，污蔑中共及其理论不合国情。殊不知正是共产国际的解散，才为我们党的“中国化”提供了更大可能性。据记载，解散共产国际的另一个初衷是：“敌人污蔑各国共产党，说什么他们是外国的间谍，这也有碍他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敌人手中的这张王牌就被打掉了”。而结果亦如所愿，据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发回的报告，共产国际解散后，他们总的印象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出了一口气”，感到“现在手脚解除了束缚”。
总之，从历史影响看，《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与共产国际的解散具有联动效应。前者将中国未来国家形态的建构问题推向了论争的前台，促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就“中国向何处去”给出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历史规律的完整答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本质是试图以一种基于传统伦理的“中国性”来定义现代民族国家，将三民主义阐释为唯一的、静止的救国方案，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民主革命领导者的合法性。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都必须作出回应。而后者则从外部组织上移除了一道“束缚”——尽管共产国际曾给予中国革命巨大帮助，但其存在本身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共的独立自主。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等人之所以认可三民主义的主导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共产国际传来指示：谁要提出“不实行三民主义，谁就不能真正的完成抗战的任务”。这两件事一“压”一“解”，从必要性与可能性两个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系统阐述其“中国化”的政治纲领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其高明之处在于，毛泽东并未陷入与蒋介石在“谁更传统”问题上的纠缠，而是将论争的焦点提升至何种“中国化”才能真正引领现代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更高维度。本土化与时代化必须有机结合，缺一不可。新民主主义理论正是这一结合的典范。
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可以发现1943年至1945年间国共的思想交锋，一定程度上可看作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的延续与升级，只是将主义之争逐渐细化为道路之争、政策之争。《中国之命运》的标题即含有某种道路指向。而在中共七大的开幕词中，毛泽东也坦言对于中国未来道路的关切：“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可见，对于两年前《中国之命运》出版所造成的政治压力，毛泽东并未淡忘。在他看来，关于中国之命运的两种答案，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
作为一种过渡性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特点在于包容性，即兼顾各种进步阶级的利益诉求。对于相对抽象的一般纲领，这种包容性较易达成；而对于较为具体的政策表述，则需要仔细斟酌。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此熟练利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既照顾了民族资产阶级对于私有财产的关切，也回应了广大工农群体对于共产主义的期盼，在不同政治需求之间达成平衡。
其实，比照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具体解释，并不限于经济政策。譬如，在政治方面，一方面，针对一些人“俄国化”的担忧，他声明：“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另一方面，针对另一些人“欧美化”的幻想，他也直言不讳：“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其间，仍可清晰看到唯物辩证法两点论的思想光芒。
综上所述，1943年蒋介石借着《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与共产国际的解散，就中国的战后前途向中共及国人摊牌。自始至终，蒋介石赖以立论的基础即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污蔑中共及其理论不合国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快中国化步伐，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将其由一般纲领细化为具体政策。譬如，在中共七大论及一般纲领时，除了正面阐述政治、经济与文化纲领，又特别针对个别人对共产党的怀疑（即发展个性、资本主义、三民主义、一党制度）做了详细说明。应该说，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给予中国共产党人更大理论阐释空间。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曾以较长篇幅介绍斯大林关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定性，并以之作为自己立论的出发点。而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仅在第二节“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中提及苏联，而且是与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相提并论。
四、余论
1948 年，在金陵大学教学大楼前的大草坪上，学生们组织了一场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辩论会。当辩论过半时，突然发生变故。据章开沅回忆：“这时，突然有个人阴阳怪气地向我提问：‘那你认为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道路？’……我乘机继续说明，现在的革命并非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这个革命，就必须反帝反封建，与腐败的现政府彻底决裂。其实，我讲的也无非是《新民主主义论》已经讲过的那些道理。”可以看出，至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已经开始在类似章开沅这样的青年学生中生根发芽，成为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理论武器。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出场，伴随着三个重要文本的产生，即1939年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从表面上看，这三个文本都不是纯粹的理论著作，或是教材，或是演讲，或是报告。最为典型的证据是，《新民主主义论》中虽然对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涉及，但相比政治与文化，经济仅占极小篇幅。这并非毛泽东等人的疏漏，而是因为它的出场，本身就是一个思想斗争实践的产物，而非纯粹构建理论的成果。这个实践，就是从1937年至1945年全民族抗战过程中一直贯穿着的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国共思想交锋。正是为了回击国民党利用三民主义消溶共产主义的企图，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正是为了将新民主主义导向共产主义，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辟有专节讨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并在“驳资产阶级专政”“驳顽固派”等节中反复讨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最后，正是为了坚定导向共产主义的信心，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着重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因此，我们可以讲：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与国民党的思想较量中出场的，其出场带有浓厚的思想斗争实践色彩。
这场思想斗争既关乎中国抗战的成败，因为涉及以何种路线指引抗战，也关乎中国未来的走向，因为涉及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创造性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借助唯物辩证法的支撑，使其兼具科学性与实践性，从而完全掌控了这场思想斗争的主动权。即使对方利用《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与共产国际的解散进一步反扑，但已于事无补，反而给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契机。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国民党的思想交锋中，抓住机遇、勇于实践的产物。在这个复杂的实践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并非被动的左支右绌，而是自有其明确的“定力”。
首先，坚持党的领导。从新民主主义理论出场的实践境遇看，毛泽东确实为了吸引奔赴大后方的知识青年，在清凉山上插起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但细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在三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中，面对国民党的“溶共”企图，中共方面提出介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性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并由此点明了最为关键的领导权问题。
其次，坚持理论自信。从新民主义理论出场的理论境遇看，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在中国思想界的广泛传播，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构建和传播提供了底气。毛泽东等人在构思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充分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正是由于唯物辩证法的有力支撑，新民主主义理论才成为一种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政治共识。
最后，坚持“两个结合”。从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境遇看，无论是1943年3月《中国之命运》的出版，还是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国民党无法从方法论上颠覆新民主主义理论，只好主打民族主义牌。针对蒋介石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毛泽东等人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对传统文化采取扬弃的辩证态度，如同后来习近平强调的“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这种态度显然更符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主流需求。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凭借三个“定力”，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完成理论创新，归根结底，还是源于他们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理想与情怀。这正是毛泽东本人常常说到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亦如周恩来所说：“永远不与群众隔离。”正是基于这种理想与情怀，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豪迈宣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反观新民主主义理论出场与发展的历史境遇，可以清晰看出，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始终。
（作者：黄岭峻，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慧英，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年第8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