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5年秋，我家那台14寸黑白电视机呲啦作响，正播着《渴望》。母亲坐在炕沿，就着昏黄的灯泡缝补我的旧书包，针脚细密，一如她这些年为我们姐弟俩缝补的生活。

文/尚平

1995年秋，我家那台14寸黑白电视机呲啦作响，正播着《渴望》。母亲坐在炕沿，就着昏黄的灯泡缝补我的旧书包，针脚细密，一如她这些年为我们姐弟俩缝补的生活。

“小波，明天跟我去你大勇舅家吃席。”母亲没抬头，声音轻得像叹息。

我心里咯噔一下。大勇舅是母亲同父异母的哥哥，在城里开了家饭馆，是我们家最“阔”的亲戚。他家小子明天娶亲，酒席定在县里最好的酒楼。

“妈，非得去吗？”我嘟囔着。想起上次去他家，他那新买的皮沙发，我连坐都不敢坐，生怕身上的旧衣裳蹭脏了光亮。

母亲停下针，抬眼看了看墙上父亲的遗像，语气沉了些：“得去。他是你舅。礼数不能缺。”

家里的窘迫像无处不在的灰尘。父亲走后，母亲用微薄的抚恤金和给人纳鞋底、缝衣服的钱撑着我们哥俩。我知道，为了这份礼金，母亲又熬了几个通宵赶工。

她从炕席底下摸出个手帕包，层层打开，里面是皱巴巴的零钱。她数出三张十块的，犹豫了一下，又添上一张五块的，指肚在那张五元纸币上摩挲了许久——那是我们半个月的菜钱。

“三十五，不少了。”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把剩下的毛票仔细包好，重新塞回炕席下。

第二天，母亲穿上她那件最体面的、洗得发白的蓝涤卡外套，头发抿得一丝不苟。我则穿着姐姐穿小了的回力鞋，鞋头有些开胶，母亲用黑线细细缝过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酒楼门口，锣鼓喧天，气拱门高高立着。大勇舅穿着崭新的西装，红光满面地迎客。看到我们，他脸上的笑顿了顿，随即恢复热络，但那份热络里隔着点什么。

“妹子来了，屋里坐屋里坐。”他接过母亲递上的红包，指尖一捏，似乎就掂出了分量，没多看就塞进了口袋，转身就去招呼后面开着小轿车来的客人，声音瞬间又拔高了几度：“哎呀！张科长！蓬荜生辉啊！”

宴席厅里人声鼎沸，油香肉香扑鼻。我们被引到靠角落的一桌，同桌的大多是些面生的、同样穿着朴素的远亲。桌上的烟是“红塔山”，糖是“大白兔”，堆得小山似的。

母亲悄悄拉我坐下，低声说：“别乱动，等开席。”

我看到邻桌三姨家的小子，抓了一把糖就塞进口袋，没人说他。我却连手都不敢伸。

开席了，菜一道道上来，红烧肘子、香酥鸡、清蒸鱼……都是我只在课本上见过的菜色。母亲吃得很少，偶尔夹一筷子给我，声音压得低低的：“这个有营养，你正长身体。”

席间，大勇舅带着新人来敬酒。到了我们这桌，他笑着举杯，对着满桌人说：“感谢各位亲朋好友来捧场！吃好喝好！”目光扫过我们母子时，像是滑溜溜的鱼，没做片刻停留。

新人走后，旁边一位胖胖的婶子凑过来，略带好奇地问母亲：“他大姑，你是新郎官啥亲戚啊？”

母亲张了张嘴，还没出声，旁边一个似乎知情的男人快嘴接了过去，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我们这桌人听见：“嗨，是孩子他舅的老姑家的表姐吧？论起来，也算亲戚！”

母亲端着碗的手微微一抖，几粒米饭掉在桌上。她极快地“嗯”了一声，低下头去，耳根却一点点红起来，像被无形的针扎了。

那顿饭，剩下的鱼肉嚼在嘴里，忽然变得又柴又涩。

回家的长途汽车上，颠簸得厉害。母亲一直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农田，沉默着。

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车厢地板上，那么薄，那么瘦。

突然，她开了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倦和坚定：“小波，人穷，口袋可以空，但志气不能短。骨头要硬。”

她转回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些亮晶晶的东西，却又硬生生忍着：“今天的事，别往心里去。也别怨你舅。咱们自己得活出个样子来。”

她没说“要争气”，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砸在我心上。

我从那一刻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尊严，什么是轻慢。它不像打骂那样疼在皮肉上，却像一根细针，扎在你最软的地方，看不见伤口，但那股酸胀的疼，能记一辈子。

那天之后，母亲更忙了，接的活计更多。而我，好像一夜之间丢掉了男娃所有的淘气。课本成了我唯一的伙伴，那盏昏黄的灯，常常亮到深夜。

姐姐也懂事，中考报了师范，说因为吃饭不要钱，还有补助。

母亲知道后，偷偷哭了一场，第二天起来，眼睛是肿的，却给我们烙了糖饼，说：“好好学，哪条路都能走出人样来。”

十年弹指而过。

我大学毕业后进了省城的建筑设计院，姐姐师范毕业回了县城中学教书。家里的老房翻新了，母亲却还是舍不得那盏旧煤油灯，擦得锃亮，摆在柜子上。

那年春节，大勇舅突然提着大包小包来了我家，笑容里带着陌生的局促。原来，他饭馆经营不善，想扩大门面又贷不下款，打听到我负责的一个大型项目正招标建材供应商，想走走我的关系。

母亲给他沏了茶，端出干果盘，平和地听着。

他絮絮说了很多难处，最后叹道：“妹子，还是你有福气，两个孩子都出息了。当年我就看出小波这孩子将来错不了……”

母亲轻轻打断他，笑容温和却疏离：“孩子们自己肯用功，是他们的造化。小波工作上的事，有他们的规矩，咱们老辈人，不懂，也别掺和。”

她起身，从里屋拿出一个红包，塞给大勇舅带来的小孙子：“拿着，买糖甜嘴儿。”

大勇舅推辞着，脸有些红。

母亲说：“收着吧。过年了，是姑姑奶奶的一点心意。”

语气不容拒绝，就像当年她告诉我“骨头要硬”时一样。

那一刻，我坐在旁边，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和依旧挺直的脊背，忽然全懂了。

她早已把那份曾经的轻慢，连同生活的所有苦涩，一起埋进土里，默默耕耘，最终长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谁也夺不走的底气和平静。

她教会我的，不是如何报复曾经的冷眼，而是如何用一生的坚韧和正直，赢得最终的尊重。真正的强大，不是活给谁看，而是活出自己认定的那份体面。

这体面，与贫富无关。

（声明：本文用第一人称写故事，非纪实，情节虚构处理，请理性阅读！）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