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背景与意义：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社会转型关键期，人员流动加剧与治安防控体系滞后的矛盾，催生了长途客车诈骗、火车站碰瓷等多发性侵财犯罪。以106国道武汉至河南段“套红蓝铅笔”诈骗、武昌火车站假烟碰瓷为研究对象，既能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治安生态，也能为当代公

一、绪论

1. 研究背景与意义：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社会转型关键期，人员流动加剧与治安防控体系滞后的矛盾，催生了长途客车诈骗、火车站碰瓷等多发性侵财犯罪。以106国道武汉至河南段“套红蓝铅笔”诈骗、武昌火车站假烟碰瓷为研究对象，既能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治安生态，也能为当代公共安全治理提供历史镜鉴。

2. 研究对象与范围：空间上聚焦106国道跨湖北河南段长途客车、武昌火车站及周边区域；时间上锁定1992-1999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至治安防控体系逐步完善前）；内容上以两类犯罪的运作模式、成因、治理实践为核心，结合亲历案例增强研究真实性。

3. 研究方法：采用案例分析法（深度还原退伍军人遇袭、外地旅客被碰瓷等典型案例）、文献研究法（梳理90年代治安管理政策、媒体报道及学术研究）、比较研究法（对比两类犯罪的共性与差异）。

二、20世纪90年代武汉区域多发性侵财犯罪的实证呈现

1. 106国道长途客车“套红蓝铅笔”诈骗犯罪的运作与案例

- 犯罪团体构成：通常5-8人一组，以同乡或熟人关系为纽带，分工明确。设局者为中年男性，擅长话术引导，手持红蓝铅笔与折叠纸壳赌具；2-3名托儿混在乘客中伪装参与者，先赢钱制造“易获利”假象；望风者观察司机及乘客动态，重点排查民警或青壮年男性；暴力威慑者体型健壮，携带竹竿、铁棍等工具藏于行李架，随时准备施压。

- 诈骗流程拆解：车辆行至106国道偏僻路段（如麻城福田河两路口周边山林路段）时，设局者铺纸壳演示“猜颜色赌输赢”规则——猜中赢双倍赌资、猜错赔付等额钱款。初期以5-10元小额赌注吸引注意力，托儿“中奖”后大声炫耀；待乘客入局，逐步将赌注提至50-100元，通过快速切换铅笔、遮挡视线作弊确保乘客“必输”；若乘客质疑，先由望风者“劝和”，无效则由暴力威慑者施暴逼迫掏钱，全程15-30分钟，接近城镇前迅速收工具伪装无关人员。

- 亲历案例还原：1997年某早，武汉傅家坡客运站发往河南信阳的黄海大客车（无空调、手动车窗）行至福田河两路口附近，犯罪团伙设局吸引5名乘客参与，2名农民工已输200余元（相当于当时半月工资）。后排25岁福田河两路口籍退伍军人（着旧军装、带退伍证）起身拆穿“铅笔尖做记号”的作弊手法，设局者言语威胁无果后，2名团伙成员从行李架取竹竿殴打其头部、肩部，竹竿当场折断，退伍军人满头是血。司机全程未停车，20余名乘客中仅2人小声劝阻后沉默，直至车辆到福田河乡镇路口（见交警执勤），团伙才停手，退伍军人在同乡帮助下下车就医。

- 案例典型性：空间上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路段，降低干预风险；行为上从诈骗快速转向“低成本暴力”（竹竿施暴）；反应上司机“明哲保身”、乘客“群体沉默”，与同期80%以上长途客车犯罪案例的公众反应高度一致。

2. 武昌火车站假烟碰瓷犯罪的运作与案例

- 犯罪场景与目标选择：作案地点集中在武昌火车站东广场周边僻静小巷、夜间灯光昏暗的人行道，优先锁定单人出行的外地旅客（从携带行李、问路行为判断），利用其对环境陌生、怕耽误行程的心理下手，作案时间多为黎明（4:00-6:00）、黑夜（22:00-24:00）——车站人员交接班、巡逻警力少的“空窗期”。

- 犯罪运作细节：2-3人一组协作，“摊主”将10余包假烟（仿“红塔山”“黄鹤楼”，成本不足5元）摆于塑料布上；1-2名配合者伪装路人望风或询问烟价，观察目标路线。待目标经过时，“摊主”用脚将假烟勾到目标身后，随即抓衣袖呵斥“碰掉烟”，配合者围拢展示“损坏烟盒”（提前压变形），索要50-100元/包赔偿；若目标辩解，便以“耽误生意”“喊人评理”施压，多数旅客为赶车妥协，单次作案不超过10分钟，见民警立即收摊撤离。

- 典型案例还原：1998年深秋凌晨5点，河南信阳青年（20岁，带编织袋赴广州打工）行至武昌火车站东广场小巷，被团伙盯上。“摊主”趁其看路牌时勾落两包假“红塔山”，索要150元赔偿，青年称仅有80元路费，团伙抢走50元后威胁“下次小心”，青年因怕误车未反抗。

3. 两类犯罪的共性与差异

- 共性：均为团伙作案，利用空间隐蔽性（封闭客车/僻静小巷）降低干预概率；目标指向外地人员，抓其“怕麻烦”心理；犯罪成本低、获利快，事后难追踪。

- 差异：作案空间（移动客车vs固定车站周边）、胁迫方式（诈骗转暴力vs碰瓷索赔）、时间周期（15-30分钟vs5-10分钟）不同。

三、武汉区域两类侵财犯罪横行的多维成因分析

1. 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矛盾

- 人员流动与管理真空：市场经济带动106国道农民工、商户跨区域流动，武昌火车站汇聚全国旅客，两类“流动群体”对治安环境不熟悉、事后难配合调查，成为犯罪目标。同时，90年代户籍管控松动，但流动人口登记、追踪机制未完善，“流动犯罪”难以管控。

- 经济转型与利益驱动：“下海潮”催生投机心理，“套红蓝铅笔”（仅需铅笔、纸壳）、假烟碰瓷（低成本假烟）的“短平快”获利模式，吸引国企下岗职工（1995年全国超5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甚至形成“同乡传帮带”的犯罪网络（如诈骗团伙多来自周边农村，碰瓷团伙多为同一籍贯）。

2. 治安防控体系的滞后性

- 长途客车场景的防控短板：跨区域协作低效，106国道跨省警务联动需多层审批，犯罪团伙“湖北设局、河南撤离”规避打击；车辆无实时定位、监控，司机因怕报复或损失（需缴高额承包费）默许犯罪；沿线派出所间距超20公里，巡逻频次低，偏僻路段成“犯罪盲区”。

- 武昌火车站场景的治理漏洞：90年代车站扩建，周边临时商铺、“黑车”密集，治安管理难覆盖；监控仅覆盖广场核心区，小巷无监控；未设旅客安全提示牌、志愿服务点，外地旅客难识别风险。

3. 社会心理与环境因素

- 受害者心理弱势：长途客车乘客怕冲突延误行程，火车站旅客怕误车，均倾向“花钱消灾”；外地人员在陌生环境中无求助对象，担心团伙报复，进一步妥协。

- 旁观者群体冷漠：“退伍军人遇袭无人帮”“碰瓷现场路人旁观”，本质是90年代公众干预意识弱，旁观者既怕自身安全受威胁，又存“事不关己”心态，助长犯罪气焰。

四、两类侵财犯罪的社会影响与应对实践

1. 社会影响的叠加效应

- 区域形象损害：106国道治安问题影响“湖北北大门”口碑，武昌火车站碰瓷破坏武汉“交通枢纽”形象，导致外地商人减少往返、务工人员绕路出行，间接阻碍区域经济往来。

- 公众信任冲击：退伍军人正义遭殴、旅客合理辩解被威胁，突破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认知，经口口相传或媒体报道后，加剧“不敢独自乘车、不敢夜间出行”的焦虑，破坏社会信任体系。

2. 针对性应对实践

- 长途客车领域治理：1995年后，鄂豫两省开展“国道治安专项整治”，106国道每15公里设治安岗亭、配流动巡逻车；要求客运公司装简易监控，重点线路推行“民警随车值勤”（每日2-3班）；车站通过广播、宣传单普及诈骗识别技巧。

- 武昌火车站区域整改：武汉警方实施“网格化管理”，将东广场及小巷划12个网格，每网格配2名民警、3名辅警24小时巡逻；联合工商清理无资质地摊、查处假烟窝点；新增36个监控摄像头，设“旅客求助点”提供路线引导与安全咨询。

五、历史反思与当代启示

1. 对两类犯罪治理的历史反思

- 平衡转型与治理的关系：90年代两类犯罪暴露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发展与治安治理的“不同步”——过度追求人员、物资流动效率，忽视了配套的安全保障机制。需警惕“重发展、轻安全”的倾向，将公共安全纳入区域发展整体规划。

- 避免“运动式治理”局限：当时的专项整治虽短期降低犯罪率，但依赖“集中执法”，缺乏长效机制（如客车监控后期维护不足、火车站网格巡逻随警力调整波动）。治理需从“应急打击”转向“制度建设”，通过政策、技术、教育形成闭环。

2. 针对两类犯罪的当代差异化启示

（1）对长途客车安全治理的启示

- 技术层面：推广“智能客车”系统，整合实时定位、AI监控（自动识别“聚众赌博”“肢体冲突”等异常行为）、一键报警功能，实现车辆动态全监管；利用大数据分析106国道等干线公路的“高风险路段”，提前部署流动警务力量。

- 机制层面：建立“跨省警务协作平台”，打破湖北、河南等省份的数据壁垒，实现犯罪团伙轨迹、前科信息的实时共享；明确客运公司安全主体责任，将“司机及时报警”“车内安全提示”纳入考核，避免“明哲保身”现象。

（2）对火车站及交通枢纽治理的启示

- 空间治理优化：借鉴武昌火车站“网格化管理”经验，结合当代“智慧安防”，在车站周边划分“核心防控区”（广场、出入口）、“重点监控区”（小巷、换乘点），差异化配置监控与巡逻力量；清理违规占道经营，减少“碰瓷”等犯罪的空间载体。

- 旅客服务升级：在车站APP、自助终端增设“安全提示模块”，推送“假烟碰瓷”“黑车诈骗”等典型案例；培训志愿者为外地旅客提供“一站式引导”（含路线规划、风险提醒），降低因“环境陌生”导致的受害概率。

3. 对当代社会治理的共性启示

- 强化“预防优先”理念：从90年代“事后打击”转向当代“事前预防”，通过宣传教育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如学校、社区开展“防诈骗、防碰瓷”课程），减少“受害者心理弱势”与“旁观者冷漠”现象。

- 构建“共建共治”格局：利用社交媒体、市民热线建立“犯罪线索举报平台”，鼓励乘客、路人拍摄客车异常行为、车站可疑人员，形成“警方+公众”的联防体系；企业、社区、志愿者组织协同参与，将公共安全从“政府独角戏”变为“社会大合唱”。

六、结论

1. 20世纪90年代武汉区域的“套红蓝铅笔”诈骗与假烟碰瓷犯罪，是社会转型期人员流动、经济利益、防控滞后、社会心理等因素交织的阶段性产物，并非“人性恶化”，而是治理体系未跟上发展节奏的体现。

2. 当时的治理实践证明，通过跨区域协作、技术赋能、公众引导，可有效遏制此类犯罪，但需突破“运动式治理”局限，建立长效机制。

3. 当代公共安全治理需以史为鉴，针对长途客车、火车站等不同场景的特点，差异化配置技术与机制资源，同时构建“预防优先、共建共治”的体系，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来源：巫师火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