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喆与黄宗英、言慧珠「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前后原委、事实真相

摘要：1966年春，言慧珠的丈夫、京昆名角俞振飞突然向妻子公然发难，他对媒体放言，大意是这段婚姻实非我愿，情非得已——“我被言慧珠强奸了！”而且言慧珠生性放荡、不安于室，“她与冯喆有私情！我有证据！”

1966年春，言慧珠的丈夫、京昆名角俞振飞突然向妻子公然发难，他对媒体放言，大意是这段婚姻实非我愿，情非得已——“我被言慧珠强奸了！”而且言慧珠生性放荡、不安于室，“她与冯喆有私情！我有证据！”

你要说这只是夫妻拌嘴吧，也不太像——这架是对着公众吵的。更麻烦的是，炮口并不只对准妻子，还顺手带上了另一个人。远在四川忙工作的冯喆，突然就成了话题里最倒霉的那个。

上海滩的闲话就像潮水，一来就没完没了。老旧报纸里的“段子”被翻出来重炒一遍：1960年的“街头跟美女后面打转”再摆上台面，连很多年以前他追求黄宗英的事也被拎出来当佐料。有人看个热闹就下了结论——赵丹是不是被戴了帽子？这话一出口，茶馆里更有得聊。

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老一辈上影的同行都清楚，冯喆追黄宗英，那是很早之前的事，而且说不上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1941年，才来沪一年、年仅十六岁的黄宗英，一口气从小姑娘变成台上的“甜姐儿”，一下子红到发紫。你想啊，十六岁又好看又聪明，台下自然有一堆年轻男演员暗暗发誓要当她的护花使者。冯喆也是其中一个，跟她合作演戏，眼神躲不过彼此。

但冯喆那会儿在上海还没站稳脚跟，颇有点“追的人多，轮不到我”的意思。黄宗英最后看中了剧团乐队指挥郭元彤——舞台上打着拍子的人，私下也有自己的浪漫。两人第二年春天把婚结了。谁能想到，新婚夜太激动，新郎心脏出了状况，连夜进了医院。那时候条件差，抢救了半个月，人没保住。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就那样突然地成了寡妇。

她后来说，站在葬礼的山坡，黑色的棺材如石头压在眼前，抬棺人烤松针、吃肉、喝酒、划拳，她觉得这一切像戏台，唯一不同的是——这回轮到自己登场。更让她发怔的是，婆家像是“早有安排”，寿衣棺材都备好了。有人以为找个新媳妇可以冲喜，最好还能留下个孩子，这样家里可算延续。有那么一瞬间，她怀疑自己被推进了一场算计，又不好开口。旧社会最怕的就是别人一句“扫把星”，她还没走出悲伤，流言已经在身后跟上来。

年轻女孩遇到大事，总要找个能说话的人。同剧院里，冯喆是她愿意倾诉的那一个。两人走得近了，心就软了。说到底，冯喆是善良的人，分不太清“想保护她”和“喜欢她”的界线，在外人眼里就变成了“你看，这就暧昧了”。一个月都不到，黄宗英受不了那些眼刀子，另找剧社去了南北剧社，后来嫁给了程述尧。两人的那点情意，就像舞台上的灯，一下子灭了。

这段旧帐本来应该合上，但1966年有人故意再翻开。到底是想整冯喆，还是借着赵丹做文章，各有各的算盘。赵丹那会儿已经被折腾得焦头烂额，忙着应付批斗，顾不上替人说话。

也并非人人袖手。天马厂有几位性子直的人替冯喆发声。李纬的爱人张莺，就是很早就站出来的那一个。她在三十年代就认识冯喆，打心里不信他会干下三流的事。说到这里又拐个弯——张莺年轻时做过播音，公家里的那种工作，嗓音甜而硬朗。我后来看电视剧《潜伏》，里头有段反复出现的广播宣传，若是把历史拼起来，那种语气像极了她当年的工作风格。可到了那年，她自己也没站稳，被扣了一个吓人的帽子。人还没来得及多说两句，就被拖下水。

厂里党办副主任杨公敏是另一种人，沉得住气。有一回，两个女高中生跑到厂部，状告冯喆“做了坏事”。这事情要是处理不慎，轻则毁人名声，重则砸掉一个人的命。杨公敏先是把两个姑娘叫来挨个问清。问着问着他发现这俩是追星少女，夜里自己摸到冯喆住处。他又转头去问冯喆，“你怎么又招上这种麻烦？”这话刚抛出去，冯喆急得拿出病历，说了一句让人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我的脾已经没有了。”

这不是玩笑。1954年拍《淮上人家》，戏里要跳水，他跟着演，染上了血吸虫。同下水的小战士没扛住，很快就走了。冯喆命算是捡回来了，但拖成了肝硬化，门静脉高压，脾肿得厉害，最后只好把脾给摘了。摘脾不是小事，人的劲儿一下子就没了，他连走快一点儿都会喘，别说什么“在街上急急追个姑娘”。还有个更隐秘的后果，他自己不好意思讲——男人的功能，没了。

最讽刺的是，后来那位“受害者”居然一路找过去，追到四川大邑县，抱着他哭，嚷嚷着要嫁给他。你说这像话吗？当事人一头雾水，旁人听着想笑又笑不出来。这事过去多年，杨公敏提起，还会气：“有人看他长得好，自己上门，得不到想要的，就转身告他。冯喆这苦，没地方说。”

说了半天，厂里最后还是按了一纸决定：开除党籍，调去峨眉电影制片厂。给的理由很体面，说是“解决夫妻长期分居”。老同事后来摇头叹气，觉得如果当年他不走四川，那条路也许不会那么短。

1961年他去了峨眉，与妻子团聚。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有裂纹。张光茹在上海时，因为外界那些风言风语，自己赌气做了两次堕胎。身子受了伤，输卵管最后没保住。不能生，成了她心里的刺。她把自己的后悔变成了对丈夫的猜疑，总觉得他迟早会另找人延续香火。疑心病一旦起头，就像滚雪球。她一次次往上级那里告丈夫的状，编得离谱，说他现实里没有电影里那股“觉悟”。这样的话，放到那个年代，就是一把刀。冯喆很快被打上“特嫌”“文艺黑线”的标签，身心都在往下坠。

1969年六月一号的夜里，安仁镇放露天电影，《南征北战》。院子里人挤人，幕布前的空地堆了炉灰。冯喆被叫来，背着捆好的手，胸前挂着牌子，跪在灰渣上，看着自己在银幕上当营长，领着一队人马冲锋。我们总会忍不住问——那一夜，他心里翻了些什么？会不会想起十九年前在香港六国饭店办婚礼，父亲不满意那门亲事，中途扯了袖子就走？电影散场，第二天传来消息：人没了。

遗体领走的是张光茹，脸上像没什么波澜。一个一米八的男人，说是吊死在矮矮的煤棚里，她没有细问。办完手续，她顺手买了一只烧鹅。生活还是得过，可这过法，看的人心里一阵冷。

话头再回到言慧珠。她在文艺圈有点特立——生了儿子，就说孩子跟她姓，这种事在那时候挺少见。到了1957年，嗓子不行了，唱不动了，她第一反应是要靠一棵树。后台这事，梨园行的女生从小耳濡目染。她把目光投向了上海市戏曲学院的校长俞振飞，很快拿了副校长的位子，1960年两人成了家。她可能以为找到了稳当的靠背，后来的事实让她心凉。

1966年那阵子风起，俞振飞做的第一件事，是迅速把自己和妻子剥离。他跟媒体说的那些话，句句都带刺，甚至扯出青岛的所谓“幽会”。青岛这段，其实有迹可循。那几年，郑君里的爱人黄晨是言慧珠的朋友，见她心里憋闷，介绍了青岛那边的疗养。言慧珠在华侨饭店住，每晚五块。冯喆正好在青岛拍《党员登记表》，他和剧组同事住的是两块钱一晚的房间。同行见面打个招呼，互相鼓励几句，很正常。冯喆看得明白，她心里还是惦记舞台，就帮她联络了一次京剧演出。言慧珠心里感激，言清卿还记得“冯叔叔带我去海边玩水”。老一辈跑码头的人都懂避嫌，她和冯喆见面，总会带着干女儿徐常青做个“挡箭牌”。

后来冯喆被贬去四川，言慧珠偶尔写信过去，说些宽心话，还买了个收音机托人捎过去，让他在那边能听点声音。有些人的友情，就是微微亮着的一盏灯。可也是这点光，被人歪成了污水。

2009年，言清卿把母亲和“好爸”写进了一本书。里面提到，母亲去世前一晚，带着他跪到俞振飞面前，求他以后照看孩子。俞振飞心里明白她在交代后事，却没拦。第二天，她在浴室上了吊。他的态度依旧冷，后事不管。小言从火葬场偷回了骨灰盒，藏在被窝里，一藏就是八年。屋里有保姆，桌边有笑声，继父像没注意到床底下那个秘密。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看着眼前的人和事，牙齿都要咬碎了。他后来发愿，总要把这段写出来，告诉人是非曲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