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3年，一位名叫阿廖沙的俄罗斯男子要带着妻子一起来中国，但因为该男子过去二十多年曾在国家保密部门工作，所以当他提交出国申请时，曾遭到有关部门的限制。
2003年，一位名叫阿廖沙的俄罗斯男子要带着妻子一起来中国，但因为该男子过去二十多年曾在国家保密部门工作，所以当他提交出国申请时，曾遭到有关部门的限制。
窗口那头的工作人员抬起头，随口一问：去做什么？他沉了几秒，像在咽一口多年没咽下去的气，答得很慢：回家，去见家人。
很快，问题一个接一个，手续厚得像一本书。可他就像认准了一条路的人，不肯后退半步。
等他和妻子挤进飞机，机舱里灯光暖黄。机轮离地的时候，他握紧了妻子的手，喃喃地说：我该去见他们了。那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眼里却是亮的。要说起“他们”是谁，这个问题得往回翻很久——翻到一段横跨两个国家的家谱，翻到战火里的一张老照片。
阿廖沙与中国的牵连，一开始不是他决定的。他的爷爷，叫刘少奇。他的父亲，是刘少奇的大儿子刘允斌。故事的线头，从1923年系起。
那一年，刘少奇与何宝珍结为夫妻。两个人把婚书压在书堆下面，人还没把热茶喝完，就又奔着外头的风浪去了。那个年代，谈的最多的是“行动”，不是“新婚快乐”。第二年，江西安源煤矿，一个男孩出世，被取名允斌。煤灰飘在空中，孩子的哭声很脆，年轻的父母对望一眼，心里明白，这个孩子不是他们的小小世界，他注定也要被时代往前推。
可做父母的心，哪有不想抱在怀里养的。但他们别无选择，把幼小的孩子托付给亲戚。日子紧巴，饭要抠着吃。允斌童年就像穿一双总是偏小的鞋，挤得脚疼。他慢慢学会少说话。看见别人家饭桌边有父亲递菜、母亲笑着唠叨，他会侧过脸，不吭声。孩子有孩子的自尊，他把渴望藏在心里。
九岁那年，天一下黑了。母亲何宝珍被抓。她被拖入黑牢，招不招？她咬住牙关，不肯开口。那个身形瘦小的女子，挨了多少罪，外人很难说清。她也许在某个夜里想过儿子，却还是把最后一点力气给了信念。1932年，她倒在南京雨花台，没能等到与孩子重逢。
七年以后，风向变了些。组织的人赶到刘家的老屋，把已是少年人的允斌带去延安。许多年的思念，在窑洞前的那一刻不再用语言。父子抱在一起，肩膀轻轻发抖。刘少奇拍了拍儿子的背，没说大道理，只说：来了就好。延安的日子让允斌第一次有机会坐在课堂里，真正拿起书本。可好景不长，前线在召唤，父亲又要动身。怎么安置儿子？讨论过很多次，最后的决定是——送去苏联读书。
到那边一切从头开始。允斌底子薄，却认死理，一笔一划把数理化啃下来，硬是考进了莫斯科大学。课堂之外，他遇见了一个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姑娘，叫玛拉。一个内向，一个活泼，偏偏一聊就停不下来。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爱开玩笑：你在远方遇见爱人，心里却装着另一个远方。
他们相恋，又一起考上研究生。父亲那边有顾虑，写信来劝：感情可以理解，但将来你终归要回国，想好了吗？允斌读着读着就放下纸，安静地坐了很久。选择还是做了——他娶了玛拉，建立了一个跨国的小家。家里热闹，孩子的笑声从卧室跑到客厅——女儿，儿子，儿子小名叫阿廖沙。那几年，他们有过很普通也很幸福的清晨：三个人抢一杯热牛奶，读清单，赶电车。
1955年，一封信让这快乐晃了一晃。信里没有夸饰，只有沉甸甸的一句：国家盼你回来。允斌看完，心像被拧了一下。玛拉劝他留下，她敏感地抓到某种预感——回去，可能意味着一家人将被撕开。允斌说：我得回去。这句话说出来，他自己也红了眼眶。他回国时，阿廖沙只有两岁，会说的中文不超过三个字，却常在家里喊“爸爸”。玛拉只能抱他，轻声哄着。
一年后，玛拉带着一双儿女来中国团聚。十来天，像一场窗边的阳光，短暂，暖。临走前他们站在门口，有个谁伸手又缩回去。转身的那一刻，允斌突然明白，接下来的路，也许要分岔了。很快，两国关系日渐紧张，信件变成了奢侈，误会取代了对话。这桩跨国婚姻，在政治风霜里再也护不住。多年后，允斌一个人，选择了最决绝的离开。更残忍的是，玛拉和孩子们二十年后才被告知这件事。消息跨过半个地球，落在厨房的桌子上，谁也没说话，只有眼泪一滴一滴地落。
玛拉没有再婚。她把孩子拉在身边，改用自己的姓，以求少点不必要的麻烦。有人问阿廖沙：你父亲是谁？他抿着嘴，不答。对他来说，沉默已经成了保护壳。可命运也留了一丝温柔给这个孩子。三岁那年，刘少奇出访到苏联的行程中抽空见了他们。那次相见，房间里洋溢着一种久违的亲近。合影时，老人俯下身，亲了亲孙子的脸。快门按下，世界就被定格在那一个温度里。此后很多年，这张泛黄的照片被阿廖沙珍藏。他离家去上学，第一件东西就是把照片夹进书里。
读书这件事，他像父亲一样，用力。后来考进了航空学院，毕业后进了航天指挥系统。此后，他的工作被一堆“保密”等级封起来，这份荣耀，也变成了束缚他脚步的那条绳。
国内这边，亲情的线没有断。1978年，王光美托刘爱琴打听远在苏联的那家人。消息绕了很多圈才落地：母子平安，孩子成绩好。知道这些，她长长地出了口气，也记在心上：总要见上一面吧。时间却像故意的，一晃十年过去。
1988年，阿廖沙牵着母亲的手，第一次踏进中国的门。他们见到了许多亲人。饭桌边，有人絮絮叨叨问冷问暖，夹菜的手从这边伸到那边，让他一时分不清是谁是谁。可有些东西不用介绍——那种围拢的热度，是一家人才有的。走的时候，他把手里的礼物放下，眼神仍频频回望。离别总是这样，刚熟悉一点，又要说再见。
王光美把他们放在心上。1998年，她让人捎去一点心意，说几句嘱托：有机会，多回家看看。两个字“家人”，其实最能安顿人。阿廖沙收到消息，心里一热。虽然他在俄罗斯出生长大，讲俄语思考，可骨血里那根细细的线，把他牵向东方。
爷爷诞辰一百周年前后，中方发了邀请，请他来参加纪念。万事俱备，却偏偏卡在他那份工作上。有关部门把邀请扣下，理由也不复杂：你在敏感岗位，退役，且满三年，再说。听到这里，他整个人都僵住。后来他找律师，查规定，转圈奔波。没用。纪念那天，他人在莫斯科，心里像被挖走了一块。很多年之后他提起这段，仍然会皱眉。
再等五年。2003年，他不等了，干脆选择提前退役。办签证时，窗口又问：去中国做什么？他笑了一下，说：去认祖归宗。那一刻，他终于把藏了多年的话掰开说清。飞抵北京的那天，天刚下过雨，空气潮湿。他见到了王光美，也见到了许多从来只在相片上见过的亲人。握手、拥抱，大家都在找彼此身上的影子。有人说他眉眼像父亲，有人说他的笑像爷爷。
之后，刘爱琴带他回了湖南的老屋。砖墙、老槐树、屋檐下挂着风铃，阿廖沙抬头看，像在对着时光的另一头打量。再后来，他们去了南京雨花台。在那块土地上，他站了很久很久，轻声念“奶奶”。何宝珍，这个他从未谋面的祖辈，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这里。他第一次更具体地理解了“信念”这两个字究竟会要走一个人怎样的路。
走完这一圈，他的心不再那么游移。回到俄罗斯后，他开始筹划：能不能搬回中国住？别人问他理由，他说得简单——那是我的根。不是一句空话，他真把这个决定落成了生活。几年后，他带着家人定居广州。新的住所不大，但窗外有老街，有包子铺的蒸汽，也有陌生人热乎乎的一声“阿廖沙，早啊”。他在大学讲座，在活动中心做志愿者，牵线搭桥，把俄罗斯的音乐、戏剧带来，又把中国的故事讲回去。他翻译、组织交流，往返奔波，累得常常靠在椅背上就睡着。可一醒来，他又乐呵呵地继续。
这些年，他始终没丢那张老照片。偶尔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心力在两国之间跑。他笑，说：我们这一家，让历史吹得四分五裂，现在能做点什么让它慢慢合拢来，就做呗。说这话时，他眼里的光安静而坚定，像雨后的一束日光。
故事到了这里并没有句号。阿廖沙仍在跑路，仍在说着他带口音的中文，仍然在一桌热气腾腾的饺子前给年轻人讲早年的事。我们常说，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终究得自己回答。有人把答案写在护照上，有人写在职业上，而他把答案背在肩上，不言不语地走回去。也许所谓“根”，不是把人钉在某个地方，而是给他一条回望的路——你回头的时候，能看见有人等你，饭还热着，灯没灭。
来源：梦城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