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年这天，南京城表面喜气洋洋，暗地里却各怀心思。台上有人说得尽兴，台下有人困得打盹，还有半杯冷茶在桌角冒着小泡。你若把手伸进那一年，摸到的不是欢庆的红绸，而是一地的针脚。

乱局里的真性情：1929，蒋、桂、晋与一个“鲁案”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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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这天，南京城表面喜气洋洋，暗地里却各怀心思。台上有人说得尽兴，台下有人困得打盹，还有半杯冷茶在桌角冒着小泡。你若把手伸进那一年，摸到的不是欢庆的红绸，而是一地的针脚。

1929年元旦，国民政府把“统一后第一个新年”的仪式做足了。阅兵队列像尺子量过一样直，蒋介石站出来发了一通告国民书，誓词听上去都很熟，路数也很熟。当天的“编遣会议”先开了个场，真正的第一回合在几天后——1月5日——才上桌。会谈不短，三个多小时，人心却不在一处。冯玉祥从会场里黑着脸出来，像被谁狠狠拧了一下，回去就说自己身体不行，要歇。换作平时，人们会笑他“耍脾气”，那天，大家都知道他是真恼了。

离南京不远的汉口，白崇禧正在为弟弟的丧事忙得脚不沾地。那种时候，人容易触景生情，也容易生出一些“想把国家摆一摆”的大念头。白从汉口给蒋介石拍电报，说了个兵垦的主张：边疆空得慌，国防计划既定后，不如把大部队往东北、西南去屯，兵在，边就实；兵屯着，矿产也能顺手开发。听着像是粗线条，骨子里却是想把军队从城里拽出去，拽到更远更冷的地方。这主张，蒋那边未必真喜欢，但他总要听——白这个人，军略是一套一套的。

1月8日又开第二次会。蒋介石继续讲，讲得细致，讲得长，从国防到建制，从气节到纪律。说到后来，座位上出现一种微妙的同步：大家的头一点一点耷拉下去。阎锡山却坐得规矩，像一名小学老师在听学生背书，他不是怕错过什么要点，是他这个人，专注起来就像钉子。会没开完，他忽然说要去无锡走走，心血来潮。东林书院他看，五里湖他也看，到了蠡园，西面一座山让他停了脚步。有人告诉他，那山原来出锡矿，矿一出，四乡的人蜂拥去挖，争抢，打架，死人。后来矿耗尽了，反而太平。当地有句老话，意思就是：有东西的时候，乱；没东西的时候，才安生。阎听完脸色发紧，低着头一路回城。你说是巧，他姓阎锡山，偏偏来到一座“锡山”面前，听了句扎心的话。

1月26日，国防会议的委员名单定下来，蒋、谭延闿、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李宗仁、何应钦、王正廷、宋子文都在里头。抚恤委员会也成立，冯玉祥挂帅。月末还有个把“奉天改名辽宁”的决定，看着像改地名，实则是把旧的章程和情绪按住，换一身新衣。

阎锡山在2月4日递了假，说父亲病重，求批四周。他是真要走，也是真怕。编遣会议里，他担心自己话说得太直，得罪了冯玉祥。知道怕什么吗？怕回太原的火车要穿过山东、河南——那是冯的地盘。于是他在上海包了艘轮船，先从南京悄悄坐火车到上海，再从海路绕去天津，再上车回太原。这一圈绕得像躲风。他的人马倒没那么谨慎，次日就坐蒋介石给备好的专列回了太原。除夕那天，2月16日，阎到了。第二天，冯也以“豫陕甘灾情重、二集团军编遣要紧”为由，从南京北返。大家都暂时离场，各回各的山头。

2月27日，国民政府开第21次国务会议，架起一套限期编遣的框架。三条硬线：中枢的总司令部、各集团军的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还有各种总指挥部，3月15日之前，一并撤；各个编遣办事处，3月16日得把牌子挂起来；全国兵工厂，4月1日同时停工。停工两个字，说出来像关灯，背后是把枪杆子捂住，财政上的窟窿也要暂时填土。

接着是人事安排——中央区由何应钦坐镇，第一区交给朱培德，第二区鹿钟麟当家，第三区叫周玳去主持，第四区白崇禧领衔，第五区则由张维清、杨劲支去顶，海军那边是杨树庄挂名，杨没到先由陈季良先撑着。看起来井井有条，好像棋盘摆好了，棋子也归位了。其实不然，每个名字后面都是一口气和一张脸，心里想的各自不同。

裁军的方案把63个师编出来。纸面上分得清楚：李宗仁的桂系有11个师，蒋的中央军拿了20个，冯的西北军14个，阎的晋军13个，李济深的粤军5个。名字一长串——你能在这些名字里看见当年的江湖：张定藩、夏威、胡宗铎、陶钧、何健、李品仙、叶琪、刘兴……蒋那边顾祝同、钱大均、熊式辉、方策、朱绍良、蒋鼎文、鲁涤平、陈调元、徐源泉……西北人有韩复榘、吉鸿昌、冯治安、石友三、张自忠、宋哲元、孙连仲……晋军里李培基、孙楚、徐永昌、傅作义……粤系余汉谋、蔡廷锴、蒋光鼐……名单密密麻麻，像一张旧戏单。你要问这些人在1929年初都升任了？是，桂系的批文在1月29日就发出去了。

3月中旬，又一纸电令飞出：北平、太原、开封、武汉、广州这些政治分会停止开会、结束裁减。这只是铺垫。真正的大场面是3月15到28，在南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心里憋了一口气，11日就和陈公博、顾孟余、柏文蔚、王法勤、陈树人等人另起炉灶，发了份宣言，力道很直，反对这场大会。大会里头的数字不好看：代表四百多，八成多是蒋点名定的。会上蒋、谭延闿、何应钦、陈果夫各报各项工作，最后的决议狠得很——清党，左派、共产党都被扫地出门。李宗仁、白崇禧、陈公博、甘乃光被永远开除，顾孟余三年，汪精卫给了书面警告。中执委的名单上，蒋、谭、戴季陶、何应钦、胡汉民、阎锡山、冯玉祥都在。一场大会，蒋把党政军三权又拧紧了一把。可就在这时，“鲁案”这块石头从天边滚来，砸在湖北湖南之间，尘土飞扬。

说鲁涤平之前，先把镜头拉回两个性子直的将军——胡宗铎、陶钧。俩人都是湖北人，辛亥时套军装上前线，后来到武汉的陆军预备中学，再到保定军校。有过短暂的风光，也有过被排挤的苦日子。陶钧回到老家，几乎等于被打发了；胡宗铎则在九江当了警察。他们的命运拐弯是在黄绍竑在广西办军官学校，开始召集保定的老同学。胡去当了连长，陶还在他手下。子弹的声音足够公平，谁敢冲谁就往上走。到1926春，胡当了第七军第七旅旅长，陶成了团长，随后又升旅长。九江、德安拿下，南京克复，胡进了第三路第三纵队指挥的位置，陶则扛着第七军第二师的指挥旗。龙潭那仗，烈得像钢在炉里软，陶那边伤亡重，胡对陶有了那种战场上才有的信任——你一句话，我就点头。

1927年秋，李宗仁“逼宫”得手后，带着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去西征，要拔芜湖唐生智的钉子，顺带把何健、刘兴这些部队扫清。11月，胡宗铎的部开进武汉，气势汹汹。他托自己为武汉卫戍司令，让陶钧做副司令、代司令。上面却突然发了个文，程潜做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胡、陶不服，动手软禁了程潜，又收拾了湖北省几个大员，教育厅长李汉俊、财政厅长詹大悲被枪决。胡表面上请国民政府保荐张知本做湖北省主席，实则打自己算盘。这些事，他和陶都知道踩线了，但手上的权威让他们不愿停。

1928年初，李宗仁让胡宗铎、夏威、叶开鑫继续向南，收拾唐生智的余部。打了几场，双方妥协。衡阳的会议里，白崇禧把人事重新摆了摆：李品仙、叶琪跟着白北伐；何健在湖南清乡兼第三十五军军长；鲁涤平则当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军军长；胡宗铎任湖北清乡督办，陶钧做会办，再把周斓的部改编了。这一系列收拾后，桂系的版图向北延了一截，胡、陶手里的湖北也彻底被桂系的“湖北派”攥住。

蒋介石盯着湖北，这是真心话。他先试着把胡宗铎拉出来：你离桂系，就给你李宗仁的位置——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胡没答应。蒋又退一步：你中立，湖北省政府主席归你。胡还是摇头。好，换招。蒋找了隐居香港的俞作柏，想从夏威那边动手。俞在桂军的分量不轻，蒋为此开了个秘密小会，贺耀祖、林蔚、陈布雷、杨永泰、戴季陶、吴铁城都在，最后让熟两广的杨永泰带着蒋的亲笔信去香港见俞。蒋给的筹码很实在——事成之后，俞当广西省主席，省府人事你自己定。俞点头，立刻来南京，被任了个总司令部上将参议的名头，随即开始运作。

俞看准了夏威部里的裂纹。李明瑞、杨腾辉这两位师长打仗出力，升迁却不顺，心里憋屈。军中有句刺耳的风凉话：“广西人拼命，湖北人享福。”胡、陶的第十八、第十九军每月军饷清清爽爽，夏威的第七军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要命的是，鄂籍军官拿着权势做买卖、捞油水，夏威的部队上下都对胡、陶心怀怨。俞拿出两笔钱，每人三百万，说破就破了——李、杨点头，“时机到了就转向”。

同一时间，胡宗铎、陶钧、叶琪在湖北闭门谋划，要除掉湖南的鲁涤平。蒋那边也在暗暗往湖南输送军械，想帮鲁固守，形成对湖北的一个夹击态势。何健查到了这条线，悄悄告诉了白崇禧、胡宗铎。白看地图直摇头——武汉是个四面敞亮的地方，守不住，他急令各部向湖南靠近，贴近两广。可在武汉当家的胡、陶舍不得，地盘是地盘，人心是人心，他们骄得很。夏威那段时日嗓子发炎，说话少，也没拦住。

2月13日，三人在岳阳抽出一页纸，把倒鲁的应该怎么打，敲了敲。到了20日，没请示李宗仁与白崇禧，他们直接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换了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上，鲁涤平下。这步棋走下去，城里城外的部队也动了：李明瑞、杨腾辉、叶琪各领一师，从武汉直冲湖南。鲁涤平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带队一路退到江西萍乡，他本人再坐外轮经九江转南京。这边，李宗仁在南京还被蒙在鼓里。21日清晨，海军署的陈绍宽跑到他成贤街的住处，告诉他海军电台的听到：武汉方面对湖南动手了。李宗仁脸色一变，翻电报才看到那份急件。他的第一反应是藏——带一名心腹，找了下关的小旅店住进，晚上买了几张三等车票，躲躲闪闪坐火车去了上海。到上海住在法租界海格路的融圃。何应钦、陈果夫当天就去李宅找人，夫人说出门了。来来回回找了几趟，最后才听李夫人支吾一句：可能去上海公务了。

北边的戏也开场了。蒋介石开始在华北对白崇禧动刀。先是唐山的李品仙第五十一师、廖磊第五十三师军饷拖欠。白崇禧找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催了几次，没影。白这人心里很少留下“记仇”这种废话，但这回他记了。紧接着，蒋让刘文岛去青岛，把唐生智请出来，塞了笔钱，又许了个很亮的指挥位置——只要唐回白的系统，南京立刻宣布他当第五路军总指挥。唐是个经历过跌宕的人，1928初被桂系打败下野，先去日本，后又回到上海、青岛。湘籍旧部一直不愿在北方驻扎，心往湖南。唐也想翻身。这橄榄枝，正中他的手心。

唐拿着一百五十万洋钱，从青岛潜到天津，很快和唐山的李品仙、廖磊搭上了。唐山城一夜之间贴满了标语和传单：“打倒桂系”、“打回湖南”、“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归来”。白崇禧还没看到，城的人都看到了。3月20日，李品仙等联名通电，指白接军以来“野心”炽，逼军扰乱北方，响应武汉，袭徐海，进击首都。话很重，动作也很快——下令警备部队捕白，押往南京，同时宣告“重归唐部，拥护中央”。李品仙的一个旅长还提前跟驻唐山的晋军梁鉴堂联了线，说一有动静，晋军也会“配合”。阎锡山的平津卫戍司令部里，风向也开始微微转。蒋对白崇禧也递出两条路：一是去新疆做官，二是去欧美“考察”。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还放了个话：郝梦龄他们可能要把白“请”给蒋。

这时候，白崇禧的参谋长王泽民动了脑筋。3月6日晚，他操办了一个生日酒席，在北平东来顺老店坐了局，把团级以上军官都请来。与此同时，一列装着廖磊和白崇禧的军车悄悄离城，往东去开平第五十三师驻地。到了开平，廖发现自家这片也不平，手下有人在谋反白。二人当即商量，从塘沽港乘外国邮轮去上海，再找驻沪的广西同袍谋下一步。廖磊亲自把白从唐山护送到天津。21日，白掏钱登上英国太古公司的海轮，往香港走。蒋闻讯，立刻让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在吴淞口外截人。熊的秘书王又庸悄悄把消息递给了市长张定蹯。张是保定军校出身，和白有同窗情。他通过驻沪的第四集团军办事处俞星槎，把话送到法租界的李宗仁。李联系了许崇智，拿了十万大洋“打点”日本总领事，借日本关东军司令宇都宫派了一艘快艇，硬是把白从海上送到了日本。29日，白又从日本回香港，第二天坐“大明”号海轮回到广西梧州。人是跑回去了，场子还在烧。

“鲁案”让蒋心里亮堂了一截。胡宗铎、陶钧用武汉政治分会的名头改湖南省政府，犯了规；兴兵湖南，犯了规。编遣会议有明文——军队不可擅自移动。这下好了，师出有名，讨桂，名正言顺。你要说这一切只是权谋吗？未必。里面也有人的护短、人的骄矜、人的委屈。胡、陶有他们的湖北气，白有他的边疆梦，蒋有他的“统一”的执念。阎锡山则像个自省的人，听到“矿尽而安”的故事，心里隐隐作痛；冯玉祥从会场里甩手而去，他的怒气不是装的。

我总觉得，历史里最让人唏嘘的，是那些临时决定的小细节：一碗廖夫人熬的人参汤，给白崇禧续了一夜的命；一张三等车票，让李宗仁不至于被堵在南京；一艘快艇，在吴淞口外飞过时像划破纸的刀。大事从来不只有大人物，大事里也有小门、小窗、小心脏。

后头的故事你都知道了：会议一场接一场，名单一张接一张，电令像雨一样落下。可真正把局势推翻的，是人心一动、一转、一狠。那年春天，南京到武汉的路上，风也大，尘也大；有人前脚刚走，有人后脚就追。历史好像一直在吹问：那些自诩“为国”的人，究竟在为哪一个“国”？或者说，哪一个“自己”？我们今天看过去，难免要带点苛刻的评判。可当你把眼睛放低，看到厨房里煮的汤、旅店里皱巴巴的被子、军车里一脸疲惫的人，你会承认，乱局中最真实的，是人。

几条线还没收：蒋到底有多想彻底拿下桂系；白会不会把兵屯到边地去；阎的那句“有东西就乱”的心事，后来有没有变成政策；冯的怒气最后又砸向了谁。写到这儿，反而不想把结尾系紧。历史像河道，石头不止一块，水也不止一个方向。留下一点空，让风吹一吹，这些人的影子在风里，也许会更鲜活。你我日后再聊。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