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1 年 2 月 3 日，东京三田的宅邸内，66 岁的福泽谕吉在脑溢血的剧痛中溘然长逝。这位被日本奉为 “明治启蒙之父” 的思想家，床头还摊开着未完成的手稿，而他毕生著述的《文明论概略》《脱亚论》等作品，早已成为塑造日本近代精神的核心文本。他创办的庆应义塾

1901 年 2 月 3 日，东京三田的宅邸内，66 岁的福泽谕吉在脑溢血的剧痛中溘然长逝。这位被日本奉为 “明治启蒙之父” 的思想家，床头还摊开着未完成的手稿，而他毕生著述的《文明论概略》《脱亚论》等作品，早已成为塑造日本近代精神的核心文本。他创办的庆应义塾后来发展为顶尖学府，他提出的 “天不生人上之人” 至今仍被视作民权思想的象征。但历史的另一面是，这位启蒙者用 “文明” 与 “野蛮” 的二元叙事，为日本的军事扩张搭建了理论脚手架，其鼓吹的 “国权扩张论”，最终成为军国主义者手中的侵略利器。

图片来源于网络

1835 年，福泽谕吉生于大阪中津藩的下级武士家庭。父亲身为儒学爱好者，因得乾隆年间善本《钦颂上谕条例》喜得次子，故取名 “谕吉”。一岁半时父亲早逝，家道中落的境遇让他早早见识了封建等级制度的严苛 —— 兄长因武士身份可佩剑出行，而他作为次子只能徒步随行。14 岁入村塾研习《论语》《孟子》，他却对儒学 “重身份、轻个性” 的桎梏渐生反感，曾直言 “汉学虽精深，却难救时弊”。这种对传统的叛逆，为他日后接纳西洋文明埋下伏笔。

1853 年 “黑船来航” 事件，成为福泽思想转折的契机。美国舰队的坚船利炮击碎了日本的锁国幻梦，也让他意识到 “欲强国家，必先习西洋之术”。1854 年，20 岁的他远赴长崎学习荷兰语，后转入大阪适塾深造兰学，凭借过人天赋迅速掌握西方近代科学知识。1859 年游历横滨时，他发现通商口岸的洋人皆用英语交流，兰学已趋落伍，便连夜自学英语，甚至手抄《韦伯斯特大辞典》研读。这种对实用知识的渴求，贯穿了他的求学之路。

图片来源于网络

1860 至 1867 年间，福泽谕吉三次随团游历欧美，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全貌。在美国华盛顿，他看到国会辩论的激烈与公民权利的保障；在英国伦敦，他考察了工厂的机器生产与银行的金融运作；在法国巴黎，他惊叹于博物馆的文明积淀与教育体系的普及。这些见闻让他彻底摒弃了 “华夷之辨” 的传统观念，在日记中写下：“西洋之强，不在炮舰，而在制度与思想”。回国后，他辞去幕府翻译职务，决心以启蒙为己任，将西洋文明 “移植” 到日本。

1868 年明治维新伊始，福泽谕吉便推出《西洋事情》，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此书连续再版数十次，成为日本人了解世界的 “启蒙圣经”。1872 年出版的《劝学篇》更是震动朝野，开篇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的呐喊，直接冲击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根基。他主张 “一身独立则一国独立”，呼吁国民通过学习数学、物理等 “实学” 实现个性解放，此书在日本几乎人手一册，深刻重塑了国民的价值观。1868 年创办的庆应义塾，更是以 “经世致用” 为宗旨，培养了大批近代化人才，成为日本私立教育的典范。

劝学篇。图片来源于网络

1873 年，福泽与森有礼等人组建启蒙团体 “明六社”，出版《明六杂志》批判封建蒙昧，倡导民权与科学。此时的他，无疑是日本近代化的旗手，其思想如明灯照亮了日本的转型之路。但随着日本国力渐长，他的思想开始滑向狭隘民族主义与扩张主义。1874 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清政府被迫赔款 50 万两白银，福泽在《明六杂志》上公然叫好：“此次胜利巩固了国家主义根基，可凭余威与西洋诸国平等对话”，全然无视侵略的道义污点。

1885 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发表《脱亚论》，将其扩张思想推向顶峰。文中他直言：“日本国民精神已脱亚入欧，而中国、朝鲜仍陷亚细亚痼陋，与之为伍恐遭西洋轻视”，甚至主张 “与支朝接触，当以西洋人方式处理”。这种将日本与亚洲邻国切割的论调，实则暗藏侵略逻辑 —— 在他的 “文明史观” 中，人类社会分为 “野蛮、半开化、文明” 三阶段，日本已跻身 “文明国”，而中朝则是 “半开化” 的 “恶邻”，理应接受日本的 “改造”。1882 年他在《兵论》中更露骨宣称：“中国若亡国，日本当奋起逐鹿中原”。

脱亚论，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图片来源于网络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福泽谕吉彻底沦为战争吹鼓手。他在《时事新报》连发数十篇文章，将侵略战争美化为 “文明对野蛮的惩戒”，鼓吹 “此战可证日本文明之优，奠定东洋盟主地位”。当日军制造旅顺大屠杀的消息传来，他非但未加谴责，反而辩称 “战争难免过激，实乃推进文明之必要代价”。这场战争的胜利，让他的 “国权扩张论” 成为日本社会主流思潮，商人争相为军队供资，民众狂热支持军备扩张，军部则以 “文明使命” 为幌子加速备战。

福泽谕吉的危险在于，他用启蒙思想的光环包装了侵略本质。他创办的庆应义塾虽传授西洋知识，却也渗透着 “日本优越论”；他倡导的 “独立精神”，逐渐异化为 “为国牺牲” 的极端理念；他宣扬的 “文明进步”，最终沦为弱肉强食的借口。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欣喜若狂地写道：“割台偿银，实乃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日本当乘势掌控东亚”。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军国主义者，其勾勒的 “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占领东北、入主中原” 的扩张路线，竟与后来日本的侵略步伐惊人吻合。

马关条约。图片来源于网络

晚年的福泽谕吉虽淡出政坛，却仍通过《时事新报》掌控舆论方向。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他撰文支持日本出兵，宣称 “此举可巩固日本在华权益，彰显文明国责任”。即便临终前，他仍在规划庆应义塾的发展，却对自己煽动的战争狂热毫无反思。1901 年他去世后，明治天皇赐金五万元，庆应义塾为其立碑，称其 “以文明之光照亮国途”。而此时的日本，已在他的思想指引下，一步步走向对外扩张的深渊。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与侵略主张始终交织共生。他批判封建等级却鼓吹国家主义，倡导个人独立却漠视他国主权，向往西洋文明却践行丛林法则。1984 年起，他的肖像登上 10000 日元纸币，成为日本 “文明进步” 的象征，但这张纸币背后，是千万亚洲民众在侵略战争中的苦难。正如历史学家吕耀东所言，福泽谕吉的思想是日本军国主义的 “精神根源” 之一，他用 “文明” 的外衣，为野蛮的侵略提供了最致命的理论支撑。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回望福泽谕吉的一生，他既是推动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功臣，也是将其引向扩张歧途的罪人。他的故事警示世人：启蒙的真谛在于追求平等与正义，而非制造新的歧视与霸权；文明的进步在于包容与共生，而非以 “优越” 之名行掠夺之实。当思想被民族优越感扭曲，当启蒙为侵略背书，再深刻的智慧也会沦为灾难的帮凶。这或许是这位 “明治启蒙之父” 留给世界最沉重的历史教训。

来源：柠檬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