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法规的误区是对整个收藏行业的“隐形枷锁”

摘要：这些认知上的偏差形成的对整个收藏领域的“隐形枷锁”，正严重挤压收藏行业的整体生存空间，甚至引发系统性危机，这种认知本身也与习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的“叫文物活起来”的论点相背驰！

在文物收藏领域，文物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长期存在对文物法规的三大错误解读：第一，将“来源不明”直接等同于“非法”。

第二，把“流传有序”作为流通的唯一前提。

第三，将个人的收藏买卖行为全盘归为违法。

这些认知上的偏差形成的对整个收藏领域的“隐形枷锁”，正严重挤压收藏行业的整体生存空间，甚至引发系统性危机，这种认知本身也与习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的“叫文物活起来”的论点相背驰！

（一）“来源不明即非法”：混淆举证责任的认知陷阱

虽然现行《文物保护法》早已摒弃“来源不明”的模糊限制，明确采用“合法性推定原则”——若无法举证文物为盗掘、走私等非法所得，即推定其合法。所谓“来源不明”仅是传承记录的缺失，可能源于家族代际传递、历史变迁等合理原因，与盗墓赃物、涉案文物等“来源不合法”情形存在本质区别。将二者混为一谈，实质是对法规举证逻辑的根本性误读。然而，现实中，很多执法部门的执法过程中，仍我行我素，照样是进行各种违法违规的操作，对个人收藏以及店铺进行全方位的没收，对嫌疑人以有罪推论定罪！

（二）“无流传记录即禁售”：背离现实的严苛苛求

流传有序固然是文物价值的重要参考，但绝非流通的唯一前提。在1982年文物法正式颁布以前，民间散落着大量的文物，绝大部分是由当年的城市基建以及农村耕种平整修筑和耕种田地或者恶劣天气(洪水)影响后而挖掘出来的，那个时代都是自己挖到了都归属个人所有，人们也没有任何文物保护意识，而那些文物谁又能够证明属于违法的？那个时代谁又会留下所谓的证据去证明那些文物不合法？包括长辈们去世后留下的文物谁又会写遗嘱之类的？那么当年存在的文物就难以形成完整的传承链条。

并且在2024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允许公民通过继承、合法转让等方式取得的文物流通，并未将“流传记录”设为硬性门槛。强求所有文物提供百年传承证明，本质是对民间收藏历史现实的无视。

（三）“个人买卖皆违法”：曲解法律边界的片面判断

法规明确禁止的是国有文物、非国有馆藏珍贵文物等特定品类的交易，而非个人之间的合法流通。《文物保护法》第六十七条清晰界定了公民合法收藏的五大途径，包括个人合法所有文物的相互交换与转让。将个人买卖行为全盘定性为违法，本身就是对文物法律条款的断章取义。

（一）市场活力严重萎缩：从“万亿蓝海”到“生存困境”

错误的认知直接导致了交易门槛虚高，大量合法藏品因“传承记录不全”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北京潘家园市场30%商户因无法提供所谓“完整来源证明”被迫转型，底层“地摊货”交易量暴跌82%，包括某些民间博物馆也因此受到各地监管部门的惩罚！全国各地的古玩城和古玩市场也因此而萧条。本可激活的上万亿的民间藏家存量资产陷入沉睡，原本有望突破几十万亿甚至几百万亿的市场规模被严重压制。

（二）行业生态持续恶化：“劣币驱逐良币”与信任崩塌

在“来源不明即非法”的误解下，正规藏家因忌惮风险不敢交易，而真正的非法文物却通过地下渠道隐秘流通甚至被走私出国，形成了“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获利”的扭曲格局。上海某鉴宝直播间因合规争议被罚，而市场上交易的高仿品却仍在暗流中流通，这种反差严重破坏了行业信任基础，导致收藏者群体持续萎缩。

（三）文化传承链条断裂：民间收藏的“补充价值”失效

民间收藏本是国家收藏的重要补充，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民间文物交易量达百万级，为文化传承提供了鲜活载体。但错误的论点迫使大量藏家将文物束之高阁，甚至因恐惧“违法风险”而低价抛售。苏州某藏家的300件藏品中仅5件能符合“过度严苛的证明要求”上拍，大量普通文物的研究价值与展示机会被直接赤裸裸的剥夺。

（四）衍生产业全面受挫：从“生态闭环”到“单点停滞”

收藏行业的健康发展本可带动文物修复、鉴定、古玩交流会、文旅等多领域协同发展。但在错误认知引发的交易冰封下，这些衍生产业失去核心支撑。中小藏家年均交易成本从人均2万元飙升至15万元，而最终利润却从原来的8%到10%缩水到如今的1%，很多无力承担的古玩从业者被迫退出这个行业，一些古玩城和古玩市场因此而倒闭，包括一些鉴定行业以及修复技艺传承断层内容匮乏等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