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MAHA运动以健康为外衣，其内核却是右翼势力针对科学、技术乃至公共机构的一场更大规模的反抗。它将一种生活方式上的叛逆与具体的政策议程相结合，试图从内部掏空“现代性”曾经许诺的解放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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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MAHA的支持者而言，拆解食品安全体系是必要的举措，唯有如此才能让我们摆脱这个令所有人病入膏肓的有毒体系。
MAHA运动以健康为外衣，其内核却是右翼势力针对科学、技术乃至公共机构的一场更大规模的反抗。它将一种生活方式上的叛逆与具体的政策议程相结合，试图从内部掏空“现代性”曾经许诺的解放价值。
“我知道您最担忧的是草甘膦，所以我们特地准备了无草甘膦的蜂蜜和生牛乳。”美国天然食品播客主持人保罗·萨拉迪诺说道，他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此时，一位制片人正递给他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两只小酒杯。作为白宫健康峰会的与会者，萨拉迪诺的参与备受欢迎，这次峰会旨在探讨美国最紧迫的健康议题。
萨拉迪诺常被称为“食肉医生”，他所推行的“食肉饮食法”鼓励信奉者以肉类为绝对主食，其理论基础是人类的远古祖先正是依赖这种超高蛋白的饮食方式生存。他宣称，这种饮食远比现代的谷物、包装食品和加工垃圾食品更为健康。
萨拉迪诺深知肯尼迪是“生牛乳”的爱好者。这种未经巴氏杀菌的牛奶在网络“健康”圈子中备受推崇，常被赋予近乎神秘的治愈功效。就在不久前，萨拉迪诺还炫耀自己的午餐就是一杯生牛乳，里面甚至漂浮着未经烹煮的“草饲”牛肉块。他声称，穴居人最懂得生存之道：生肉能够保留那些在现代工业化烹饪过程中被破坏的营养成分。
对于肯尼迪而言，萨拉迪诺的这番“穴居人”表演并非哗众取宠，而是他所推行的MAHA理念在政策层面的一种生动体现。其理念的核心，是一种已被广泛证伪的“自然免疫”理论，该理论主张人体应通过自然接触病原体而非接种疫苗来获得免疫力。尽管缺乏科学证据支持，该理论对于那些不信任现代体制的人们仍具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或许在科技、制度和所谓“专家”介入之前，世界本该是更美好的。
生牛乳，已成为自然食品倡导者与科学共识之间最新的一处交锋前沿。饮用未经巴氏消毒的牛乳，其益处鲜有科学证实，却潜藏着诸多明确的健康隐患。饮用者将直接暴露于多种致病菌的威胁之下，这对孕妇及免疫功能低下者而言尤为危险。它可能携带的弯曲杆菌、志贺毒素大肠杆菌（STEC）、沙门氏菌以及李斯特菌，可能导致死胎或子宫内的疾病传播。
巴氏杀菌法是预防这些病菌传播的重要措施，而政府机构的安全监管同样至关重要。但正是这些现代防护措施，激怒了生牛乳的倡导者们。他们认为，现代食品安全的处理手段非但未能防范风险，反而助长了一个有毒食品体系的形成。
因此，当肯尼迪大幅削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食品安全网计划时，几乎没有人感到意外。该计划旨在追踪食源性疾病的源头，但改革后，其监测的病原体从八种锐减至两种，李斯特菌和弯曲杆菌等被降级处理，仅保留了沙门氏菌和致病性大肠杆菌。
肯尼迪在疫苗政策上的转向堪称极端。他解雇了疾控中心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的全部十七名成员，缩小了新冠疫苗的适用范围，为保险公司拒保相关疫苗接种的行为开了绿灯，并大幅削减了疫苗研究的经费——尽管他曾高调宣称自己担忧疫苗的安全性。他援引已被证伪的新冠研究为其行为辩护，同时采纳建议，将疫苗防腐剂硫柳汞从美国的流感疫苗中剔除。
在肯尼迪的领导下，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还取消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相关研究项目，关闭了大流行病防备中心，并全面停止了流感疫苗的宣传活动。他没有聚焦于科学界普遍认同的可验证食源性疾病，反而向所谓的“超加工食品”（UPFs）宣战。他提出的分类并非基于钠含量或血糖水平等可验证的科学指标，而是基于一种宽泛的、修辞性的分类，这些分类更多地反映了对“现代加工”这一行为本身的潜在怀疑，而非对饮食相关疾病的真凭实据。
人们憎恶现代世界。这种矛盾情绪由来已久：自工业化与大众政治兴起以来，批评者们便不断警告，现代生活正在侵蚀着人类的健康、道德与生命的意义。但在过去十年间，这种不满以一种尤为尖锐的形式爆发——政治极化、社交媒体焦虑、收入差距扩大、健康状况恶化、大规模枪击事件以及普遍的社会疏离感交织成了一场灾难。许多问题被笼统地归咎于“现代性”，仿佛它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而非源于具体的物质成因。
随着技术进步与全球化引发的危机不断累积，一种流行观点应运而生：我们当下面临的危机具有鲜明的现代特征，它们并非单纯的政治或经济问题。美国辉瑞（Pfizer）等制药巨头的劣迹，与现代工厂化养殖的残酷性，都似乎在佐证着这一观点——它们都表明，技术与进步未能兑现其最初的承诺。
但值得追问的是：创新与发展的方向究竟由谁掌控？症结究竟在于所谓笼统的“现代性”，还是在于那些更清晰可辨的物质根源？尽管对这些议题的争论横跨整个政治光谱，但右翼崇尚传统的倾向，却使其成为了这种对进步轨迹抱持模糊不信任感的天然受益者。
自政治光谱诞生之初，对现代性的否定始终是右翼政治的核心主题之一。当法国大革命的左派主张通过激进变革缔造更公正的社会时，右派则在浪漫化地怀念那个被他们推翻的“仁政”君主制。
当人口从农业社会大规模转向城市社会，伴随着自由化与世界主义的浪潮，一种浪漫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它颂扬乡村生活与悠久历史的传统，追忆那个被想象出来的、家庭稳定、工作有意义、人们安分守己的时代。尽管浪漫主义并非全然怀旧或右翼，但它确实构建了一种为保守怀旧情绪服务的思想框架，使当代人因焦虑而将过去塑造为唯一可行的未来。
这种叙事逻辑代代相传：社会、政治与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被描绘成对某种本应存在的“自然和谐”的破坏。这些故事常常将一些正当的社会关切——例如产业转型引发的失业问题——与偏执的排外暗语（如归咎于移民）混杂在一起。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反动分析逐渐凝固成一种对人类干预行为本身的普遍猜疑，即认为任何试图改善生活与世界的努力，最终都将是徒劳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对理想化过去的追忆，贯穿了此后所有极右翼运动。
将现代性塑造成一个单一的、邪恶的实体，常常被包装成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激进批判。然而，这种叙事也为某些残酷的紧缩计划提供了完美的掩护。当肯尼迪猛烈抨击大型制药公司，并将自己塑造为民众健康的捍卫者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却在大幅削减医疗补助计划的开支，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失去医疗保障。
肯尼迪所鼓吹的“疫苗犹豫”论调，最能体现这种模式。自18世纪初天花接种运动以来，这就已成为右翼的传统话术。疫苗被塑造为对自然的粗暴篡改，被描绘成会引发人类尚未理解的未知问题。1998年，当英国医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提出麻腮风三联疫苗（MMR）导致自闭症的论断时，他恰好迎合了那股早已认定现代医学即是疾病根源的社会思潮。
尽管非处方止痛药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但疫苗仍然是肯尼迪的主要敌人。9月18日，由肯尼迪安插的“疫苗怀疑论者”所主导的疾控中心疫苗咨询委员会突然转向，开始禁止四岁前的儿童接种麻疹、腮腺炎、风疹和水痘（MMRV）联合疫苗。这种联合疫苗曾是儿科医学的重大成就，它通过简化接种流程，极大地降低了相关疾病的发病率。
肯尼迪如今力推所有疫苗都必须经过安慰剂对照试验，医学专家指出，此举不仅缺乏科学依据，更存在严重的伦理问题。除非将其理解为一种故意设置障碍、旨在降低疫苗接种率的借口——肯尼迪似乎坚信此举将对公共卫生产生广泛的积极影响——否则这些举措都显得毫无合理性可言。
对于右翼叙事的有力反驳在于：其所描绘的政治愿景，本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概念。历史学家杰弗里·赫夫曾以“反动的现代主义”一词精准地揭示了这一悖论，他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旨在更高效地分化社会阶层、压制“劣等群体”的当代工程。
这解释了为何在某些领域，右翼以“医疗领域的卢德主义”（即反对技术进步）为由削减预算，而在另一些领域，美国的硅谷却正从与共和党的新型合作关系中获益。尽管在竞选期间猛烈抨击科技与社交媒体公司，特朗普总统却已成为它们最大的拥护者。
对右翼势力而言，现代性一旦丧失其解放的潜能——即挣脱陈旧社会习俗与等级制度枷锁的能力——便不再具有威胁性。这种逻辑支撑着“新反动主义”运动的影响力，该运动将对技术的崇拜与反民主的倾向、极端自由主义的地缘政治主张以及种族科学的陈旧理论相结合。其愿景虽具有技术前瞻性的外观，内核却旨在为过往帝国的政治体系辩护。
捍卫旧有的秩序，显然不足以回应时代的挑战。真正的问题或许并非技术本身，而是驾驭技术的手。当创新的方向盘被少数人掌握，通往的便可能是少数人的未来。要走出这个困境，答案不在于倒转时钟，而在于重新想象一种可能：一种让技术回归其初衷，真正服务于大多数人福祉的“现代性”。
来源：日新说Copernicium一点号